李賀詩歌對杜詩的承傳

　　李賀是一位有著強烈創新精神的詩人，他不會簡單地模仿某人的詩作，而是取其神韻、得其精髓，也就是說他對前人的學習借鑒多是不露痕跡的，不容易為人所察覺。

　　前人在談及李賀詩歌的藝術淵源時，多講屈原騷賦、李白詩歌對其的影響，將李賀與大詩人杜甫連在一起，探討李賀是怎樣傳承杜甫優秀傳統這個問題，前人雖有一些論述，但分析的不夠深入。本文試以他們的詠馬詩為主要例證，來深入探討李賀詩歌對杜詩的承傳。

　　翻檢了幾種李賀研究的著作，說到賀詩對杜詩的承傳問題時，只是只言片語。如劉衍《李賀詩傳》[1]在論述李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時，只談到了杜甫的一些詩句，可以在李賀詩中找到聯系，并沒有做系統論述。劉瑞英《李賀》[2]只是附帶地談到李賀詩歌受到杜甫的影響，也沒有展開來說。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少，應與以下兩個原應有關：一是李賀詩風與杜甫詩風截然不同。李賀是浪漫主義詩人，詩風更接近李白，故后人常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較。二是李賀是一位有著強烈創新精神的詩人，他不會簡單地模仿某人的詩作，而是取其神韻、得其精髓，也就是說他對前人的學習借鑒多是不露痕跡的，不容易為人所察覺。但不論什么原因，都不妨礙他向杜甫學習作詩的經驗和技巧。

　　杜甫被世人稱之為詩圣，李賀除了對杜甫這位詩壇圣人的尊敬外，他們之間還有著一層較他人更為親密的關系。劉衍先生《讀杜甫〈公安送李晉肅〉》一文指出：“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孫子李瓊之女，外祖母的母親，也是李世民的親侄女。從杜母舅家與李唐王朝最高統治者世代聯姻這一事實，并聯系李賀遠祖進行分析，李杜兩家很可能有著幾代的親戚關系，而到晉肅這一代，則應是較遠的舅表兄弟關系了”。[3]另外，李賀的人生經歷和杜甫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這都為他在詩歌上學杜提供了可能。具體說來，以下幾方面體現了李賀對杜甫的承傳：

　　一、在詩歌的形象塑造上，李賀深受杜詩的影響

　　分析他們的詠馬詩。杜甫的詠馬詩雖然數量不多，但個個都是精品。他筆下馬的形象，主要是駿馬形象。駿馬表現了詩人渴望大展宏圖的抱負。杜甫的祖父杜審言曾是朝中重臣，又是文壇著名的“文章四友”之一。這對杜甫的一生有很大影響。詩人的青年時代，政治上他希望有大的作為，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安定的生活、良好的教育，使詩人成長為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他過著“放蕩齊趙間，裘馬順輕狂”的生活。這時詩人的性情是積極向上的，其馬詩也寫得意氣勃發：

　　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

　　這首詩語言大氣毫縱，通過傲骨森嚴的駿馬，把詩人當時那種奮發有為、追求自由的精神狀態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出來。

　　而李賀的經歷和杜甫極為相似，他出身也是名門，年少時即為當時的文壇所矚目，也有著遠大的志向與抱負。在他的詠馬詩中，和杜甫一樣，以駿馬自喻：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馬詩·其四》)

　　大漠山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路清秋。(《馬詩·其五》)

　　詩人托物言志，借馬抒懷。說自己有如一匹駿馬，雖然瘦弱卻能力非凡，只要受到重用，定能馳騁疆場，輔助主人建功利業。與杜甫在詩中表露出來的豪情一脈相承。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口硬軟，先擬蒺藜銜。(《馬詩·其二》)

　　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他時須攪陣，牽去借將軍。(《馬詩·其十二》)

　　前首詩寫寒冬臘月，駿馬無草可食，不得不用嘴去啃深埋在地下的草根充饑，盡管有剌嘴的蒺藜混雜其中也顧不得了，相反卻可以借此來檢驗一下自己的口勁如何。可見這馬并非凡馬，它顯得多么自信，簡直就是少年詩人的化身。“批竹初攢耳，桃花未上身。”化用了杜甫“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用來突出和強調駿馬的英姿和神采。一個“初”字，一個“未”字，說明其還幼稚，但仍然可知將來定是匹難得的駿馬。廖廖數語，技藝高妙。“他時須攪陣，牽去借將軍”可以和杜甫“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的描寫相媲美。他對杜詩的模仿，無論形似還是神似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一些學者對此也有評價。吳喬《圍爐詩話》“即長吉、義山，亦致力于杜詩者甚深，而后變體，其集具在，可考也。”[4]方扶南評《馬詩二十三首》云：“先言好馬須好飾，猶杜詩‘驄馬新卓蹄，銀鞍披來好’，以喻有才須稱。”賀詩中的駿馬也如杜甫筆下的那樣激揚向上、英姿勃發。

　　李賀的詠馬詩和杜甫的一樣，表面上是詠馬，實質上是詠人，詠自身。在詠馬中寫人，寫人又不脫離詠馬。人和馬渾然一體，營造出物我兩契的藝術境界。正是在馬的身上，融進了詩人強烈的主觀情感，使作品生發出巨大的藝術感染力。

　　二、李賀在詩的構思上學習杜甫的經驗

　　在此問題上，前人已有論述。錢鐘書評李賀《感諷五首·其一》：“寫縣更誅求，樸老生動，真少陵三吏之遺。”我們只要將杜、李之詩對比著來讀，就不難發現，不論是對人物神態、行動、語言的描繪，還是對事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的描述，都采用白描手法，如實地慢慢道來。雖然詩篇少有議論、抒情，但卻巧妙地把褒貶、愛憎等情感寓于敘事的字里行間，帶給讀者以強烈的心靈震撼。

　　從他們的詠馬詩來看，李賀在構思和章法上對杜甫的傳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李賀受杜詩中采用組詩形式和詠馬題材相結合的啟發，創作了由二十三首馬詩合成的大型組詩，對駿馬、劣馬等各種各樣的馬的形態、神貌，特別是對其的不同遭際和命運做了生動、具體的描寫。二十三首詩，分開可以各自獨立成篇，合成組詩后又能對馬做集中的藝術反映和表現，而且其間還相互聯系，或映襯烘托，或對比鮮明，形成一個統一的藝術整體，使馬的形象更為豐富多彩，也使詩的內容更為博大而深厚。二是李賀學習杜甫，寫馬、詠馬只是一種藝術手段和方式，借馬喻人，托物言志才是真正的意圖所在。王琦在注解《馬詩》時說：“《馬詩》二十三首，俱是借題抒意，或美，或譏，或悲，或惜，大抵于當時所見各有所比。言馬也，而意初不在馳。”二十三首馬詩，反映的側重點各有不同，或寫駿馬內質不凡，或斥主人使用不當。但在藝術表現上卻基本一致，即通過詠馬來寫人。因此，馬成了詩人的化身，打上了詩人身世和思想情感的鮮明印記。

　　三、在語言的錘煉和虛實手法的運用方面，李賀深得杜甫之真諦

　　杜甫十分重視詩歌語言的錘煉，時出奇語。他說自己作詩“頗學陰何苦心用”(《解悶十二首·其七》)。他作詩，在鍛字煉句上往往煞費苦心。如他在《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中寫道：“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催促，王宰始肯留真跡。”王宰作畫如此，杜甫吟詩又何嘗不是!因此，杜甫不無驕傲地稱自己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看他的《天育驃騎圖歌》首段便知：“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杰，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含變化，卓立天鼓森開張。”起兩句贊嘆畫馬頗似天所乘之千里馬的神采風韻，為總說;以下六句詳寫畫馬的尾、毛、耳、眼、骨，可謂工筆重彩。李賀繼承了杜甫精練語言的藝術傳統，并深得其中真諦，因而推敲錘煉，極是認真。李商隱記載長吉母語：“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爾!”詩人自己也說“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發”(《長歌續短歌》)。足見他在創作中，煉字、煉句，始極為認真的。例如《馬詩·其四》寫了這樣一匹馬：“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前句寫馬的形態—“瘦骨”，表現馬的處境，后句寫馬的素質—“銅聲”。作者不僅從這匹馬瘦骨嶙峋的形象中寫出馬的境遇，而且發揮想象，采用通感的修辭手法，從其形“瘦骨”(視覺)聯想其質如“銅聲”(聽覺)，“銅聲”二字讀來渾厚凝重。其包含的意思也很豐富：銅是金屬，其聲錚錚，從而生動地顯示馬的骨力堅勁、內質精良，使馬的內在外現為可聞可聽的聲響;其形象化的技法可以說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詩人煉字煉句，寫馬即寫自己，深沉委婉地表達了心中懷才不遇的郁悶。

　　綜上所述，足以證明將杜甫和李賀聯系在一起進行論述，絕非空泛之談。李賀從大處著眼，在形象塑造、構思、語言等方面繼承了杜甫優秀的藝術傳統并加以發展，形成了自己的鮮明風格和個性，在唐代詩壇上獨樹一幟，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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