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李白鮮為人知的事

　　李白求職信“謙”“露”兼備

　　李白說：“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他認為求職的書信或言辭要適當地“謙”，更要適當地“露”

　　李百像

　　暑假來臨，大量“出爐”畢業生，是求職的旺季。求職信和推薦書成為時下熱門的應用文。

　　中西文化差異，中國人尚謙卑，應是一種美德，用于待人接物，無往而不利，但用于求職似有自貶之嫌。毛遂就是要露一手，他說：“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所以求職的書信或言辭要適當地“謙”，更要適當地“露”。

　　李白《與韓荊州書》是一封求職信。韓荊州即韓朝宗，唐玄宗時官至荊州長史，輙識拔后進。李白給他的信不卑不亢，先說自己的身世：“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再說自己的身材：“長不滿七尺”，這都是“謙卑”的一面。然而他“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非但能武亦能文。這就是他的“簡歷”。當時沒有所謂“紗紙”文憑，那么如何可證呢？李白說：“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后退掃閑軒，繕寫呈上。”這就是適當地“露”。李白說：“庶靑萍、結綠，長價于薛卞之門。”這是說，當您見過我的“工夫”，庶幾像靑萍寶劍得到薛燭的賞識、結綠寶玉得到卞和發掘。比喻十分到位。

　　雖然有謂李白一生自負，未免粗豪，但他不敢為黃鶴樓而詩，敬重崔顥，是天下第一虛心人。也許他目空一切，畢竟眼里有韓荊州。信的開頭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李白有虛心只眼，然后可以為狂為放。他并非“了不起”，應是“了得起”。

　　唐代浪漫主義詩人李白誕辰

　　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賀知章評李白，李白亦自詡）。漢族，祖籍隴西成紀（現甘肅秦安），生于中亞西域的碎葉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以東的托克馬克市附近），4歲遷居四川綿州昌隆縣（今四川省江油市，這種說法以郭沫若為代表）。我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稱為“詩仙”，與杜甫并稱為“李杜”。其詩風格豪放飄逸灑脫，想象豐富，語言流轉自然，音律和諧多變。他善于從民歌、神話中汲取營養素材，構成其特有的瑰麗絢爛的色彩，是屈原以來積極浪漫主義詩歌的新高峰。韓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唐朝文宗御封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張旭的草書為“三絕”。李白的劍術在唐朝可排第二（在裴旻之下），但是，如果李白棄文從武，專心研究劍術，相信是不會亞于裴旻的。與李商隱、李賀三人并稱唐代“三李”。李白在年輕的時候是一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這與他的三大思想之一的俠士思想有關），《野史》上有若干關于這方面的記載。

　　李白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隋朝末年，因避亂（一說被流放）遷徙到中亞細亞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馬克附近），李白即誕生于此。他的一生，絕大部分在漫游中度過。五歲時，其家遷入綿州彰明縣（今四川江油）。二十歲時只身出川川，開始了廣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東至吳、越，寓居在安陸（今湖北省安陸市）、應山（今湖北省廣水市）。他到處游歷，希望結交朋友，干謁社會名流，從而得到引薦，一舉登上高位，去實現政治理想和抱負。可是，十年漫游，卻一事無成。他又繼續北上太原、長安，東到齊、魯各地，并寓居山東任城（今山東濟寧）。這時他已結交了不少名流，創作了大量優秀詩篇，詩名滿天下。天寶初年，由道士吳筠推薦，唐玄宗召他進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權貴的讒言，于天寶三、四年間（公元744或745年），被排擠出京。此后，他在江、淮一帶盤桓，思想極度煩悶。

　　李白生活在唐代極盛時期，具有“濟蒼生”、“安黎元”的進步理想，畢生為實現這一理想而奮斗。他的大量詩篇，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繁榮氣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統治集團的荒淫和fubai，表現出蔑視權貴，反抗傳統束縛，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積極精神。在藝術上，他的詩想象新奇，構思奇特，感情強烈，意境奇偉瑰麗，語言清新明快，氣勢雄渾瑰麗，風格豪邁瀟灑，形成豪放、超邁的藝術風格，達到了我國古代積極浪漫主義詩歌藝術的高峰。存詩近千首，有《李太白集》，是盛唐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

　　集詩人、神仙家、驢友、縱橫家為一身的偉大天才。

　　民間流傳，高力士曾為他脫靴，楊貴妃曾為他磨墨。

　　杜甫贊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唐朝詩人李白、王維出生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中國唐朝詩人，有“詩仙”之稱，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漢族，祖籍隴西郡成紀縣(今甘肅省平涼市靜寧縣南)，出生于蜀郡綿州昌隆縣(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鄉)，一說生于西域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逝世于安徽當涂縣。其父李客，夫人有許氏、劉氏等四位，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陽)。存世詩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難》、《行路難》、《夢游天姥吟留別》、《將進酒》等詩篇，有《李太白集》傳世。公元762年病卒，享年61歲。其墓在安徽當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陸有紀念館。

　　王維(701年2月28日-761)，字摩詰(jié)，盛唐時期的著名詩人，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縣)，遷至蒲州(今山西省永濟)，崇信佛教，人稱詩佛，晚年居于藍田輞川別墅，漢族。其詩、畫成就都很高，蘇軾贊他“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尤以山水詩成就為最，與孟浩然合稱“王孟”，晚年無心仕途，專誠奉佛，故后世人稱其為“詩佛”。著有《王右丞集》，存詩400首。善畫人物、叢竹、山水。唐人記載其山水面貌有二：其一類似李氏父子，另一類則以破墨法畫成，其名作《輞川圖》即為后者。但是傳為他的《雪溪圖》及《濟南伏生像》都非真跡。王維在唐詩的范疇顯然有更高的成就，他是唐代山水田園派的代表。開元進士科第一(即狀元)。任過太樂(yuè)丞、右拾遺等官，安祿山叛亂時，曾被迫出任偽職，后兩京收復，降職為太子中允，復累遷至給事中，終尚書右承……

　　王維青少年時期即富于文學才華。開元九年(721年)中進士第，為大樂丞。因故謫濟州司倉參軍。后歸至長安。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為中書令。王維被擢為右拾遺。其時作有《獻始興公》詩，稱頌張九齡反對植黨營私和濫施爵賞的政治主張，體現了他當時要求有所作為的心情。二十四年(736)張九齡罷相。次年貶荊州長史。李林甫任中書令，這是玄宗時期政治由較為清明而日趨黑暗的轉折點。王維對張九齡被貶，感到非常沮喪，但他并未就此退出官場。開元二十五年，曾奉使赴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幕，后又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選，天寶中，王維的官職逐漸升遷。安史亂前，官至給事中，他一方面對當時的官場感到厭倦和擔心，但另一方面卻又戀棧懷祿，不能決然離去。于是隨俗浮沉，長期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

　　王維在詩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無論邊塞、山水詩，無論律詩、絕句等都有流傳人口的佳篇。王維又是一位著名的繪畫大師。蘇軾說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王維確實在描寫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獨到的造詣。無論是名山大川的壯麗宏偉，或者是邊疆關塞的壯闊荒寒，小橋流水的恬靜，都能準確、精煉地塑造出完美無比的鮮活形象，著墨無多，意境高遠，詩情與畫意完全融合成為一個整體，著有《王右丞集》二十八卷。

　　李白祖上或為西域“移民”27歲成婚并非“入贅”

　　歷史上，李白以詩歌名世，公眾對其一些佳作耳熟能詳，但李白的身世卻存在一些爭議，史書記載李白“雙目哆如虎”，“身長不滿七尺”。張大春表示，關于李白祖上的來歷有很多說法，追索可信材料和當時的移民政策，李白的父親李客從西域歸宗川西綿州，并未留在客商聚集的長安、洛陽，這很可能因為綿州當地法律比較寬松，“但李白說其少年曾經手刃數人，這并不太可能，至多是殺傷過人。”

　　正因為李客是商人，根據當時的制度，李白不能參加科舉考試，因此只能通過舉薦和獻賦做官。李白文采雖好，但一直未曾獻賦，原因大致也是因為身份問題。

　　“李白27歲的婚姻也充滿‘煙霧’，娶了一個家道沒落的‘故相之孫’。”張大春介紹，有學者指出在這場婚姻中李白是入贅，但查閱《新唐書》發現，唐朝存在一種婚姻制度，“男方可居于女方家中，不入贅也不改姓，女方也不拜男方祠堂。”

　　但這并不意味著李白一生沒有“愛情”。張大春笑稱，李白存留的詩歌中多次提到月亮，并賦予其前所未有的多種意象。這或許因為李白心中有自己的“月亮”，可能與他的鄉愁有關，亦可能和愛情有關，“李白一直自認太白金星下凡。當時他有一個年長十歲左右的師母，兩人并不能常見。就類似金星與月亮在天象上的關系，因此李白有可能會將這種感情寄托到月亮上。”

　　李白或通過為青樓女子編歌推廣自己的詩歌

　　史料記載，李白年輕時曾四處游歷，直至當時的金陵、廣陵，同時與一些詩人唱和。而唐代通信方式并不如現在這樣發達，當時的名士如何往來、成名一直是史學界關心的話題。張大春告訴讀者，唐朝也有“報紙”，大概一尺高，一尺半寬，主要記錄皇帝，朝廷重大事物。而當時的兩個人傳遞訊息不一定有具體地址，只要注明住處附近驛站即可。

　　“還有一些仕人聚集的地方，如依據人丁往來需求建立的‘驛亭’，規模很大，可容納上百人。李白的《菩薩蠻》中便有體現：長亭更短亭。”張大春介紹，當時的青樓曾聚集一些名士，舉辦賽詩一類的活動，李白亦會通過為青樓女子編歌曲推廣自己的詩歌，爾后李白名聲的極度擴散，與經常“泡在”類似場合很有關系。

　　據記載，李白一生大概創作五千到一萬首詩，很可惜多數都已散佚。張大春感慨的表示，在那樣的時代，這些詩人通過自己的行蹤和口耳相傳，呈現生命和未遂的理想抱負、內蘊的固定情感，乃至創作的修辭技法，“歷經時間，就像過濾器濾過的汁水存留至今，形成文學的傳統。”

　　談歷史觀：歷史允許推測但需要吻合歷史存留的證據

　　由于《大唐李白》一書涉及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其寫作方式和作者張大春的歷史觀也受到關注。張大春表示，每個人都會受到歷史的影響，亦都有機會創造某一種形式的歷史；歷史雖允許推測，但需要吻合歷史證據。

　　“可能大家都會關注，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到底曾經存在怎樣的真相，而能夠被記錄下來的東西又有多少是我們渴求的。現代人要在能掌握前代遺存的看法時，要剔除其中那些容易發生謬誤的‘偏見’。”張大春直言，自己為寫《大唐李白》曾長時間泡在圖書館翻閱史料，在創作時亦一直秉承這樣的觀念：不可能想象自己就是李白，但是會在探究他的歷史經歷中亦步亦趨的追隨他，歷史允許推測，但需要吻合歷史證據，“至少要符合李白行事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高曉松則給予《大唐李白·少年游》很高的贊譽。在他看來，在書寫歷史的時候，有些人要么將歷史寫的很乏味，要么在書中關于歷史人物的心理描述會有“過頭”的現象，而《大唐李白·少年游》很好達到“既不乏味又不臆造”的境界。

　　談到歷史觀的話題，高曉松對張大春的觀點表示認同，他說，歷史有無數的碎片，真正遺存至今、能讓大家看到樣貌的并不多，因而大部分的歷史都是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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