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胡適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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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實秋：胡適先生二三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績溪縣人，他對于他的鄉土念念不忘，常告訴我們他的家鄉的情形。徽州是個閉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貧，山地多種茶。每逢收茶季節，茶商經由水路從金華到杭州再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號稱徽幫，其勢力一度不在寧幫之下。四馬路一帶就有好幾家徽州館子。

　　1928年至1929年間，有一天，胡先生特別高興，請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館吃午飯。上海的徽州館相當守舊，已經不能和新興的廣東館、四川館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們去嘗嘗他的家鄉風味。

　　我們一進門，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從柜臺后面站起來笑臉相迎，滿口的徽州話，我們一點也聽不懂。等我們扶著欄桿上樓的時候，老板對著后面廚房大吼一聲。我們落座之后，胡先生問我們是否聽懂了方才那一聲大吼的意義。我們當然不懂，胡先生說：“他是在喊：‘績溪老倌，多加油啊!’”原來績溪是個窮地方，難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別優待老鄉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兩個菜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一個是劃水魚，即紅燒青魚尾，鮮嫩無比;一個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錦炒生面片，非常別致。缺點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說，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吳的、姓葉的，大概都是徽州的，或是源出于徽州的。努生調侃地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與拊掌大笑。

　　吾妻季淑是績溪程氏，我在胡先生座中如遇有徽州客人，胡先生必定這樣介紹我：“這是梁某某，我們績溪的女婿，半個徽州人。”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他不會忘記提起我的岳家早年在北京開設的程五峰齋，那是一家在北京與胡開文齊名的筆墨店。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歡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結婚，請他證婚，這是他最喜歡做的事，筵席只預備了兩桌，禮畢入席，每桌備酒一壺，不到一巡而酒已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為難。主人連忙解釋，說新娘是節酒會的會員。胡先生從懷里掏出現洋一元交付侍者，說：“不干新郎新娘的事，這是我們幾個朋友今天高興，要再喝幾杯。趕快拿酒來。”主人無可奈何，只好添酒。

　　事實上胡先生從不鬧酒。1931年春，胡先生由滬赴平，道出青島，我們請他到青島大學演講，他下榻萬國療養院。講題是“山東在中國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實在高明之至，對于齊魯文化的變遷、儒道思想的遞嬗，講得頭頭是道，聽眾無不歡喜。當晚青大設宴，胡先生趕快從袋里摸出一只大金指環給大家傳觀，上面刻著“戒酒”二字，是胡太太送給他的。

　　胡先生交游廣，應酬多，幾乎天天有人邀飲，家里可以無需開伙。徐志摩曾風趣地說：“我最羨慕我們胡大哥的腸胃，天天酬酢，腸胃居然吃得消!”其實胡先生并不欣賞這種交際性的宴會，只是無法拒絕而已。1931年6月21日胡先生寫信給我，勸我離開青島到北大教書，他說：“你來了，我陪你喝十碗好酒!”

　　胡先生住上海極司菲爾路的時候，有一回請“新月社”一些朋友到他家里吃飯，菜是胡太太親自做的徽州著名的“一品鍋”。一只大鐵鍋，口徑差不多有一英尺，熱騰騰的端了上桌，里面還在滾沸，一層雞，一層鴨，一層肉，點綴著一些蛋皮餃，緊底下是蘿卜白菜。胡先生詳細介紹這一品鍋，告訴我們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酒菜、飯菜、湯，都在其中矣。對于胡太太的烹調本領，他是贊不絕口的。他認為另有一樣食品也是非胡太太不能辦的，那就是蛋炒飯——飯里看不見蛋而蛋味十足，我雖沒有品嘗過，可是我早就知道其做法是把飯放在攪好的蛋里拌勻后再下鍋炒。

　　胡先生不以書法名，但是求他寫字的人太多，他也喜歡寫。他做中國公學校長的時候，每星期到吳淞三兩次，我每次遇見他都是看到他被學生們里三層外三層地密密圍繞著。學生要他寫字，學生需要自己備紙和研好的墨。他未到校之前，桌上已按次序排好一卷一卷的宣紙，一盤一盤的墨汁。他進屋之后就伸胳膊挽袖子，揮毫落紙如云煙，還要一面和人寒暄，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勢。胡先生的字如其人，清癯消瘦，而且相當工整，從來不肯作行草，一橫一捺都拖得很細很長，好像是伸胳膊伸腿的樣子。不像瘦金體，沒有那一份勁逸之氣，可是不俗。胡先生說蔡孑民先生的字，也是瘦骨嶙峋，和一般人點翰林時所寫的以黑大圓光著名的墨卷迥異其趣，胡先生曾問過他，以他那樣的字何以能點翰林，蔡先生答說：“也許是因為當時最流行的是黃山谷的字體罷!”

　　胡先生最愛寫的對聯是：“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認真地做事，嚴肅地做人。”我常惋惜，大家都注意上聯，而不注意下聯。這一聯有如雙翼，上聯教人求學，下聯教人做人，我不知道胡先生這一聯產生了多少效果。這一聯教訓的意味很濃，胡先生自己亦不諱言他喜歡用教訓的口吻。他常說：“說話而教人相信，必須斬釘截鐵，咬牙切齒，翻來覆去。《圣經》里便是時常使用Verily、Verily以及Thoushalt等等的字樣。”胡先生說話并不武斷，但是語氣永遠是非常非常堅定的。

　　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后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別人的壞話。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干的閑話之后喟然而嘆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輒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徐志摩給我的一封信里有“胡圣潘仙”一語，是因為胡先生向有“圣人”之稱，潘光旦只有一條腿，可躋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戲謔。

　　作者簡介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學名洪骍，后改名適，字適之。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安徽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于世。

　　主要經歷：

　　1905年，胡適進澄衷學堂。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

　　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于約翰·杜威。

　　1917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后考試，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

　　1920年在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1922年，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周報》。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

　　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并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后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校長。

　　同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用電臺廣播呼吁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不為所動，毅然決定離開北平。

　　1949年11月20日，胡適與王世杰、雷震、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創辦《自由中國》雜志。

　　1950年3月初，胡適到華盛頓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會議，被推為該會干事長。應聘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

　　1954年2月至3月，六十四歲的胡適到臺灣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擔任“臨時主席”。

　　1957年11月，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9年，兼任臺灣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主要作品：

　　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

　　著《嘗試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詩詩集）

　　著《胡適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實齊先生年譜》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訂補）

　　著《胡適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戴東原的哲學》（1927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白話文學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著《盧山游記》（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

　　著《人權論集》（1930年，上海，新月書店，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

　　著《胡適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胡適文選》（193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1930年，吳淞，中國公學）

　　著《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四十自述》（1933年，臺北，遠流出版社）

　　著《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務印書館；后刪省為《胡適文存·四集》，臺北，遠東，1953年）

　　著《南游雜憶》（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

　　著《藏暉室札記》（193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47年由商務重排出版，改稱《胡適留學日記》）

　　著《胡適的時論》（1948年，六藝書局）

　　著《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1949年，臺北，自由中國社；即《胡適時論》的增改本）

　　著《齊白石年譜》（1949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

　　著《丁文江的傳記》 （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著《胡適口述自傳》 （唐德剛，遠流出版社）

　　校對、編輯與翻譯

　　校編《神會和尚遺集》（1930年）

　　編《中國文學史選例》（1931年）

　　譯《短篇小說》（1933年）

　　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設理論集，良友圖書公司）

　　編《臺灣紀錄兩種》 （1951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與羅爾綱合校編）

　　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1961年，臺北，自印本）

　　文章與期刊

　　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號）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號）

　　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

　　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評論》第31期）

　　發表《差不多先生傳》（1924年，于《申報》）

　　發表《人權與約法》（1929年，于《新月》雜志第2卷第2號）

　　發表《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1929年，于《新月》雜志第2卷第4號）

　　發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9年，于《新月》雜志第2卷第4號）

　　發表《我們走那條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發表《容忍與自由》 （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日記

　　《胡適日記全集 》(全套十冊)，（臺北，聯經出版社，POD版）

　　社會榮譽: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數據庫，胡適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別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胡適堪稱開路的先鋒，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被譽為“中國文化的革命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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