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評論》的譯文

　　我國國民的精神，是現實的，樂天的，所以代表國人精神的戲曲、小說，無處不附帶著這種樂天的色彩：開始于悲劇結束于歡樂，開始于離散結束于復合，開始于窘迫結束于通達；（如果）不這樣而想滿足讀者的心意，困難啊。比如《牡丹亭》中（杜麗娘）還魂（與柳夢梅結為夫妻），《長生殿》中（李隆基與楊貴妃在月宮）重新團圓，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所以我國的文學中，那具有厭世解脫的精神的，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罷了。而《桃花扇》的解脫，不是真的解脫：滄桑巨變，親眼目擊并且親身經歷，不能自己醒悟，卻被張道士的一句話點醒；并且（侯方域）跋涉數千里，冒無法預測的危險，被囚禁在牢獄之中，所尋找的女子，才得以見面，卻因為張道士的話，一下就舍棄她，如果不是三尺孩童，那誰能相信（會有這樣的事）呢？所以《桃花扇》的解脫，是來自外界的約束；而《紅樓夢》的解脫，是來自自我內部的約束。況且《桃花扇》的作者，只是借侯、李的故事，來寫故國的悲戚，而不是以描寫人生為主。所以《桃花扇》是政治的，國民的，歷史的（作品）；《紅樓夢》是哲學的，宇宙的，文學的（作品）。這就是《紅樓夢》大大違背我國國民精神的原因，而它的價值也就在這里啊。

　　《紅樓夢》一書，和一切喜劇相反，是徹頭徹尾的悲劇啊。……按照叔本華的學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的區別：第一種悲劇，是由極惡的人，極盡他所有的能力來互相構陷而成的。第二種是由于不可知的命運而造成的。第三種悲劇，是由于劇中人物的位置和關系而不得不這樣的，并非一定有蛇蝎的本性與意外的變故，只是由于普通的人物、普通的境遇逼迫它，不得不這樣。他們明明知道悲劇的害處，（卻）互相實施并且互相承受它，各自加以力量而各自不承擔它的過錯。這種悲劇，遠比前兩者更為感人。為什么這樣說呢？它們顯示了人生最大的不幸，不是例外的事，而是人生所固有的緣故啊。像前兩種悲劇，我們對像蛇蝎的人物和不可知的命運，未嘗不悚然戰栗，但因為它罕見的緣故，還慶幸我這一生可以避免，而不必尋求躲避（痛苦）之地。但在第三種，就可以看到這種不同尋常的勢力，足可以破壞人生的幸福，無時不可落在我們面前。況且這等慘烈的遭遇，不但時時可能自己忍受，而且有時可以加之于別人，親身遭遇這種殘酷之事，卻無不平可以鳴告：這真可說是天下最為慘烈的事啊。像《紅樓夢》，則正是第三種悲劇啊。在此就以寶玉、黛玉的事來闡明這種看法：賈母愛寶釵的溫順嫻靜，而害怕黛玉的孤僻，又聽信金玉良緣的邪說，而想著要壓下寶玉的病；王夫人本來就與薛家相親近；鳳姐因為管家的緣故，妒忌黛玉的才華而擔心她給自己帶來不便；襲人鑒于尤二姐和香菱的事，聽到黛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話，害怕禍及自身，而自己與鳳姐（的傾向）相同，也是自然的形勢。寶玉對于黛玉，信誓旦旦，卻不能對最愛他的祖母講，則是普通的道德使他這樣；更何況黛玉一個女子呢！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因之合，木石因之分離，又哪里有蛇蝎一類的人物、不同尋常的變故，在其中作怪呢？不過是通常的道德、通常的人情、通常的境遇造成這樣的悲劇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可以說是悲劇中的悲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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