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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策的原文及翻譯的古詩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說到古詩，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狹義的古詩，是指產(chǎn)生于唐代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現(xiàn)的近體詩（又名今體詩）相對的一種詩歌體裁。古詩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戰(zhàn)國策的原文及翻譯的古詩文，歡迎大家分享。
原文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于秦，秦為發(fā)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于南鄭、蘭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于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于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zhàn)，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經(jīng)與楚戰(zhàn)。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于公相支也。公戰(zhàn)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zhàn)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于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后秦，先身而后張儀。以公不如亟以國合于齊、楚，秦必委國于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文言文翻譯:
楚國圍困雍氏，韓國派冷向到秦國借救兵，秦國為此派公孫昧來到韓國。公仲說：“您認為泰國將會救韓國呢?還是不救韓國呢?”
公孫昧回答說：“秦王的話是這樣說的，請你們取道南鄭、藍田去攻打楚國，我們出兵進駐三川，等待您。這樣恐怕秦、韓兩軍永遠也不能會合了。”
公仲說：“怎么辦呢?”
公孫昧回答說：“秦王一定會效法張儀以往的計謀。楚威王進攻魏國，張儀曾對秦王說：‘我們同楚國一起攻打魏國，魏國就會掉頭投向楚國。韓國本來就是魏國的盟國，這樣泰國就孤立了。因此不如假意出兵使魏國變得強硬起來。’這時楚國一定圍攻皮氏。魏國態(tài)度強硬，楚威王大怒，楚國和魏國展開大戰(zhàn)，結果秦軍奪取了西河之外的土地滿意而歸。觀在秦國表面上聲畜救韓，而暗地里與楚國親善，您依仗秦國態(tài)度強硬，一定輕視同楚國的戰(zhàn)斗。楚國已暗中得知秦國不會幫助韓國，一定很容易同您相抗衡。您如果戰(zhàn)勝楚國，秦國就會同您一道乘楚國之危奪壤土地，攻占三川而歸。您戰(zhàn)不勝楚國，秦國就會阻塞三川全辦拒守，您不能自救。臣下厭惡這樣的事。司馬康三次往反到楚閣的郢都，甘茂又同昭獻在邊境上會面，他們聲稱楚國收回了軍印，不再攻打韓國，其實在這背后仍有盟約。”
公仲忍懼地說：“既然如此，那么該怎么辦呢?”
公孫昧回答說：“您一定要先考慮韓國的實力，而后考慮秦國的援助，先用自身的計謀，而后考慮張儀的幫助，您不如趕快讓韓國同齊國、楚國聯(lián)合在一起，秦國一定會把國家托付給您，以解除可能遭到的進攻。這樣您疏遠的不過是張蟻罷了：，而實際上仍沒有失去秦國的邦交。”
內容簡介
《戰(zhàn)國策》主要記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筑擊秦始皇”，共245年間，戰(zhàn)國時期的縱橫家（游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或者說記錄了當時的縱橫家游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謀智變斗爭故事。內容以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tǒng)一。戰(zhàn)國時期占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由于曾歷經(jīng)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現(xiàn)存版本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十二國的“策”論。約十五萬字。
《戰(zhàn)國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全書沒有系統(tǒng)完整的體例或主線，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據(jù)稱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jù)說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zhàn)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zhàn)國縱橫家說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zhàn)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zhàn)國策》，名稱沿用至今。[2][3]
書名戰(zhàn)國指時期，這點并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云，該書是有關“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學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chǎn)生了質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4]
《戰(zhàn)國策》成書以后，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于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jīng)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shù)。南宋時期，姚宏搜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整理并加注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并注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量上并不如姚本。現(xiàn)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創(chuàng)作背景
歷史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zhàn)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jù)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破壞并最終被廢棄，鐵制農(nóng)具和畜力出現(xiàn)，私田大量產(chǎn)生，產(chǎn)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農(nóng)，“公田不治”，“私田”開辟，冶鐵業(yè)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fā)展使得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產(chǎn)能快速增長，傳統(tǒng)的社會秩序被不斷打亂、打破，社會底層的民眾與貴族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隨的賦稅制度動搖，私有工商業(yè)嚴重沖擊著“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面。束縛手工業(yè)、商業(yè)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yè)、制鹽業(yè)、手工業(yè)、交通業(yè)繁榮起來。商業(yè)打破地域、行業(yè)、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jīng)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qū)域，有些商人憑借經(jīng)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nóng)經(jīng)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fā)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tǒng)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jīng)濟基礎發(fā)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筑的變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國家聯(lián)盟逐漸解體，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志，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爭霸戰(zhàn)爭頻繁，整個社會已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時代的變易，導致了原先春秋時代天子與霸主共同維持的諸侯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消失，當時的各國，“捐禮讓而貴戰(zhàn)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zhàn)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試行“胡服騎射”，開始變法。經(jīng)過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祿制被廢除，按勛封爵、選拔官員制度被確立。
這一時期，社會結構發(fā)生巨變，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繼承者和新興社會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階層的崛起。戰(zhàn)國時期，舊的生產(chǎn)關系迅速瓦解，奴隸主階級日趨衰亡。經(jīng)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nóng)民獲得了自由，自主意識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地主階級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斷提高的經(jīng)濟水平也使部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產(chǎn)生了文化的要求，脫離土地束縛的農(nóng)民有可能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zhàn)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fā)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fā)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同時，各諸侯國和各個勢力集團基于各種目的也在千方百計搜羅人才。在這種大的歷史環(huán)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fā)展，并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fā)展和新的社會現(xiàn)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tǒng)，于是在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后，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產(chǎn)生了劇烈的動蕩，宗法制解體，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與宗法制的解紐相應，盛行五個多世紀的禮樂制度逐漸衰落。禮制崩潰，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諸侯大夫的宴會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鐘鼓賦詩的雍容風雅。“法治”代替了“禮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jīng)行不通了。如劉向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系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xié)調，而戰(zhàn)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斗，一直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斗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tǒng)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jù)的局面，兼并戰(zhàn)爭以空前的規(guī)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zhàn)略思想，外交戰(zhàn)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游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臺（司馬遷則認為“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換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說”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xiàn)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xiàn)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說”產(chǎn)生的主體。），左右了戰(zhàn)國中后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游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游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yè)。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jīng)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畢竟策士面對的是能夠隨意操控生死大權的人，他們的游說是有一定的冒險性質，稍有不慎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說，游說人主某種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們要膽識過人才行。不提對著秦王敢說出“布衣之怒，天下縞素”的唐雎，即使是“詐偽反復”之如張儀，也具有這種過人的膽識，這也正是這個時代讓后人欽佩的原因之一。
不過游說一過程并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游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游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著要成長為合格的游說之士，需經(jīng)過長時間專業(yè)的學習和培養(yǎng)。幸好戰(zhàn)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xiàn)空前繁榮的局面，“禮崩樂壞”之后，春秋時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發(fā)生了變化，“舊法世傳”分解為私門之學，“道術將為天下裂”，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游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鑒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準確分析當下復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游說方式，養(yǎng)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yǎng)游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游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某些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戰(zhàn)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游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戰(zhàn)國策》，又稱《國策》，為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原作者不明，一般認為非一人之作。資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戰(zhàn)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記載。原書名不詳，書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誰，成書推斷也并非一時。劉向編撰后，刪去其中明顯荒誕不經(jīng)的內容，按照國別，重新編排體例，定名為《戰(zhàn)國策》。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國的“策”論。內容以戰(zhàn)國時期，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的一些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zhàn)國歷史的重要典籍。
傳統(tǒng)上把《戰(zhàn)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書中不少篇章內容荒誕，缺乏歷史依據(jù)，說是歷史，其實更多是文學故事，有趣的是這部分作品反而語言以及邏輯相當精彩，有較強的文學性。而另一部分則文采稍遜，卻依托歷史事實，對研究戰(zhàn)國歷史有著較大的史料價值。
《戰(zhàn)國策》的思想觀念，與當時的史書等截然不同。劉向序認為“戰(zhàn)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jù)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不可以臨教化”。
《戰(zhàn)國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寫人物形象逼真，大量運用寓言、譬喻，語言生動，富于文采。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也是一部優(yōu)秀的散文集，對中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fā)展有相當影響。
全書現(xiàn)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鞏“訪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補。后又經(jīng)多次修訂。現(xiàn)今所見《戰(zhàn)國策》已遠非東漢時期版本。
寫作手法
寫人藝術
《戰(zhàn)國策》中刻畫了許多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據(jù)統(tǒng)計全書涉及的人物約六百多名，其中事跡較為詳細、形象鮮明者不下百來人。前后入選教材的，就包括諷齊王納諫的鄒忌、說趙太后的觸龍、客孟嘗君的馮諼等。其中，包括“三疊式”的結構藝術手法，從而表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如：馮諼剛開始寄身孟嘗君門下，雖自稱“無好”“無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門客而多次提出高標準要求。“三唱”中馮諼這個人物形象的“貪而不足”描繪得很傳神，反襯出孟嘗君的寬容大度，同時也是馮諼故意試探孟嘗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試探孟嘗君值不值得他為之效力、赴湯蹈火。果不其然，孟嘗君的禮賢下士、寬容大度讓馮諼為之巧鑿“三窟”，終身無憂。“三唱”“三窟”，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種情節(jié)敘述方式，在曲折的情節(jié)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動豐富，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
又如蘇秦，對這一人物主要通過對人物本身的行動，言論做細膩的描繪來塑造蘇秦。當蘇秦說秦惠王時，口若懸河，力言“非戰(zhàn)不足立大功”，這表現(xiàn)出他有一定的才識。失敗后，狼狽而歸，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說，必然會灰心喪氣，可是他卻更加埋頭鉆研，在讀書過于疲憊時，甚至“引錐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再度出游六國，果然取得“卿相富貴”。記敘蘇秦時，就是把他放在一個個矛盾沖突中，讓他在這些矛盾沖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靈魂深處的東西，從而使其個性得以展現(xiàn)。通過這些描述，蘇秦的聰明、自信、刻苦、深于世故以及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個性得到充分展現(xiàn)。
語言特色
戰(zhàn)國策士們在游說時非常注意運用多種修辭使辭采更加動聽、傳神，用絢麗的詞匯，生動形象的語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鮮明可感。為打動人心，往往無所顧忌地分析形勢，直陳利害，甚至不惜夸大其辭乃至危言聳聽。從而使說辭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戰(zhàn)國策》的駢詞儷句應用一直有其獨到之處，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張其詞”的說法，有的學者因此稱其為“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就偶對數(shù)量來看，其總數(shù)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對，僅次于《左傳》的1321對。其偶句、偶字總量分別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過覆蓋面相對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駢化率已接近被尊為“駢體之祖”的《諫逐客書》，李斯該文的駢化率為49%（346字/706字）。
駢辭儷句使得《戰(zhàn)國策》第一，詞鋒更為犀利，如《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當秦王以實力不強、準備不足予以拒絕時，蘇秦并不甘心，而且使用帶有刺激性的言辭進一步攛掇對方，最后竟至于進行斥責，企圖以激怒秦王來使其接受自己的計策。“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述于言，惑于語，沉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讓人感受到論者之語氣由緩而急、由弱而強。第二，詞情更為濃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見的修辭手法之一，在《戰(zhàn)國策》中的使用也尤為廣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變得淺顯而具體，使語言更加生動形象，使話語更具感染力。全書多使用簡潔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簡短的，一個字或一兩句話的比喻十分常見。如《秦一·張儀欲以漢中與楚》一文中，有“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的記載，這便是個典型的單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蟲，意在說明漢中于秦國，就像蛀蟲于樹木，早晚會成為禍害。
單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帶有“猶”、“若”、“譬如”等標志性喻詞，如《楚一·荊宣王問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這部分有個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將昭奚恤比作狐，企圖動搖楚王對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范雎將良犬比作強秦，將跛足的兔子比作東方六國，取悅秦王的同時也使得秦王能夠認真思考自己的建議。
除明喻外，還有暗喻，如《趙三·趙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的比喻，將三萬兵士比作寶劍，強國軍隊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數(shù)需得與時變化的觀念。
《戰(zhàn)國策》語言還具有放言無忌的特點。戰(zhàn)國策士有明確的人生目標，他們奔走游說，就是為取得功名富貴，對于這一點，他們也從未加以掩飾，因此，這也形成了《戰(zhàn)國辭》說辭語言表達直截了當，絕少掩飾的特點。除了敢于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跡外，許多文章甚至毫無忌憚，語言粗野，甚至不避諱談論個人隱私。如《韓二·楚圍雍氏五月》一文，楚圍雍氏。韓國派使臣求救于秦，見到秦王后，韓國使者尚靳說明唇亡齒寒的道理。秦宣太后對尚靳的觀點表示贊同，但她又說“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國太后，竟然會對使臣說出這樣的話，不覺羞恥，毫不遮掩，這場景恐怕也只有在《戰(zhàn)國策》一書中能見到。
細節(jié)描寫
描寫往往是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戰(zhàn)國策》中的細節(jié)描寫簡潔傳神。如描寫鄒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麗”八個字，簡單勾勒出鄒忌身材高大、貌美艷麗的樣子，具體長得怎樣并無實寫，只有一句：可與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長得如何，同樣未知。這些未定的內容反而豐富了作品語言的張力。
還有楚懷王的寵姬鄭袖，《楚二·楚懷王拘張儀》中，鄭袖第一次作為“王之幸夫人鄭袖”上場，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賤于王乎”，然后鼓唇搖舌的一番分析，鄭袖顯得手足無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為之奈何”，由此章末“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中的一個“遽”字，足可見鄭袖面臨失寵危機時的慌亂。此章內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見描寫鄭袖運用何種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說，是梨花帶雨還是嬌嗔含笑全由讀者想象，從而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
敘事手法
《戰(zhàn)國策》單純的敘事方面筆墨并不多，大多以對話出現(xiàn)，其文約而事豐，以對話的形式將人物的主張以及行動聯(lián)系起來，將故事情節(jié)用一種場景轉換的方式來實現(xiàn)。敘事者常常將觀點隱沒在語言或是故事的講述過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態(tài)度和評判。評述文字的部分顯然是文本的隱含作者，他通過敘事者特有的敘事視角來進行敘述從而“陳其勢，言其方”。如《齊三·孟嘗君在薛》楚國軍隊攻伐孟嘗君的封地薛，孟嘗君懇請淳于髡謀解薛之危。淳于髡面見齊閔王說“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敘事者顯然是站在一個全知視角下，對即將發(fā)生的事做了一個全面的分析評價，對事情的發(fā)展以及淳于髡的反應都了如指掌，并給予掌局者般的評價。《戰(zhàn)國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過人物的言行將隱晦的觀念和犀利的評論結合起來。
對比
《戰(zhàn)國策》就說理而言，一味從一方面說理論證，論證稍顯單薄，也缺乏有力的說服。如果將兩個對立面放到一起，比較優(yōu)劣，對比說明，結論更為可信。
《戰(zhàn)國策》對人物的描寫十分廣泛，涉及到610多個，構成事件超過540個。不僅是太后、國君、貴族，還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眾多的人物要進行全方位的描寫并不容易。這方面，書中很擅長運用矛盾設定和對比來展示，像《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蘇秦窮困潦倒和榮歸故里時的態(tài)度對比，折射了當時社會人們的勢利心態(tài)。蘇秦在窮困潦倒的時候，他的至親之人都不和他說話，態(tài)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錦還鄉(xiāng)時，蘇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態(tài)度對比明顯，而一句“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體現(xiàn)了蘇秦家人的勢利，也道破了世態(tài)炎涼。
由不得蘇秦都感慨“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不過，蘇秦衣錦還鄉(xiāng)后對家人的譏諷，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中國封建時期小知識分子的通病。還有商鞅，他通過制定和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處以車裂后示眾，“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這前后兩個場面的鮮明對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祿為皈依的世態(tài)炎涼。
《戰(zhàn)國策》還擅長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進行對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燕三·燕太子丹質于秦亡歸》中，為了突出荊軻刺秦王的鎮(zhèn)靜，勇敢，作者在他身邊安排了一個作為對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陽。秦武陽是燕國勇士，號稱“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然而，當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陽宮陛下，等待秦王接見之時竟出現(xiàn)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被咸陽宮中聲勢浩大的場面和秦王顯赫威嚴嚇著了，就在千鈞一發(fā)之際，荊軻先是回頭一笑，安慰秦武陽，然后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釋消除了秦王與群臣的猜疑，使大禍消彌于突發(fā)之前。通過兩個人的對比，突出了荊軻臨危不懼，沉著冷靜的性格。[91]
排比和對偶
《戰(zhàn)國策》說辭的“文辭之勝”在外在結構上表現(xiàn)為語言上的韻散結合，句式錯綜變化，張弛有度，鏗鏘有力的節(jié)奏感帶給讀者以強烈的沖擊力。可以說，給人的第一感覺便是敷張揚厲，氣勢縱橫，內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節(jié)奏鮮明，說理更加嚴密、敘事更有表現(xiàn)力。在《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進言秦“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蘇秦認為秦國有統(tǒng)一六國的實力，希望秦王能用他來完成宏圖偉業(yè)。而秦惠王卻認為自己實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時機，“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婉轉地拒絕了蘇秦的請求。
對偶也是，能夠有效增加說辭感染力和說服力。如《趙二·秦攻趙》中有一段蘇秦游說秦王，“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蘇秦將多個對偶句鋪排，以齊國為前車之鑒說明秦國如果不休兵戈，必會有無窮后患。還有《楚四·莊辛謂楚襄王》莊辛的一段說辭“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這段說辭中，先是四個整齊的四字句，簡潔明快，緊接著以散句相隨，放慢言辭的節(jié)奏，正所謂“張弛有度”。整篇說辭或韻或散，韻散結合，使得文辭富于變化而不顯得單調。這種句式的使用，或并列，或正反，有長有短，中間用連詞轉折。不但說理緊湊綿密，而且抑揚頓挫，讀之富有節(jié)奏感，可謂聲情并茂；聽之抑揚頓挫，極具沖擊力。還有《趙二·王破原陽以為騎邑》中“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陰陽之宜。”這一段辭令，全是對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長有短，中間用連詞轉折。不但說理緊湊綿密，而且抑揚頓挫，讀之富有節(jié)奏感，聽之抑揚頓挫，可謂聲情并茂。
矛盾
《戰(zhàn)國策》一書不乏自相矛盾或與其他資料矛盾之處，比如蘇秦，在《戰(zhàn)國策》中主名為“蘇秦”的，《史記》往往都作“蘇代”、“蘇厲”，或冠以他名。《齊四·蘇秦自燕之齊》除措辭有些許差異外，內容與《史記·田齊世家》基本一致，但《戰(zhàn)國策》的主名是“蘇秦”，《史記》則為“蘇代”。還有《燕二·蘇代自齊獻書于燕王》，與《戰(zhàn)國縱橫家書》中《蘇秦自齊獻書于燕王》內容差不多，但兩者主名不同，很難說到底主角是蘇秦還是他兄弟。甚至《戰(zhàn)國策》自己都前后矛盾，比如《魏一·蘇秦拘于魏》一章，記載了蘇秦拘于魏而蘇厲為他向魏王游說的故事，而這部分內容在《燕一·蘇代過魏》中卻成了“蘇代過魏，魏為燕執(zhí)代。齊使人謂魏王”蘇秦變成了蘇代，蘇厲變成了“齊使人”。這種主名的混亂，除了傳抄、整理時的無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蘇秦故事不同層次之間的對立與交叉，以及傳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據(jù)各自立場對于這種對立的處理與調和。
文學影響
《戰(zhàn)國策》的文學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它標志著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的一個新時期，文學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畫，語言文字的運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鮮明的藝術特色。
《戰(zhàn)國策》書中還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有人統(tǒng)計多達204個，比如一塵不染，大庭廣眾，兩敗俱傷，南轅北轍，亡羊補牢，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羽毛未豐，引錐剌股，門庭若市，返璞歸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驚弓之鳥，安步當車，不遺余力，不翼而飛，側目而視，高枕無憂，汗馬功勞，畫蛇添足，揮汗成雨，三人成虎，龍陽泣魚，轉禍為福。這些成語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從句子中提取出來，如《西周·蘇厲謂周君曰》“楚有養(yǎng)由基者，善射，……，百發(fā)百中。”提取出“百發(fā)百中”，《齊四·齊人有馮諼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臥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臥”；有為后世提供了成語內容的，如《秦四·或為六國說秦王》：“于是夫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整理為“積少成多”；有從故事中歸納總結的，如《燕二·趙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總結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現(xiàn)形式不同，如“百發(fā)百中”與“百步穿楊”、“轂擊肩摩”與“摩肩擊轂”、“南轅北轍”與“北適話楚”（這種情況是否算一個成語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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