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池上白居易詩意

時間：2024-11-02 05:52:53 古詩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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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池上白居易詩意

　　據《白居易詩集校注》，這首詩作于大和九年（835年），時任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洛陽。一日游于池邊，見山僧下棋、小娃撐船而作此組詩。小編精心為你整理了古詩池上白居易詩意，希望對你有所借鑒作用喲。

古詩池上白居易詩意

　　古詩池上白居易詩意

　　原文

　　池上

　　唐代：白居易

　　小娃撐小艇，偷采白蓮回。

　　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

　　詩意

　　一個小孩撐著小船，偷偷地采了白蓮回來。

　　他不知道怎么掩藏蹤跡，水面的浮萍上留下了一條船兒劃過的痕跡。

　　注釋

　　1.小娃：男孩兒或女孩兒。艇：船。

　　2.白蓮：白色的蓮花。

　　3.蹤跡：指被小艇劃開的浮萍。

　　4.浮萍：水生植物，橢圓形葉子浮在水面，葉下面有須根，夏季開白花。

　　鑒賞

　　該詩寫的是一個小孩兒偷采白蓮的情景。從詩的小主人公撐船進入畫面，到他離去只留下被劃開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動描寫，有心理刻畫，細致逼真，富有情趣；而這個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潑淘氣的可愛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了。

　　詩人在詩中敘述一個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準確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間的心情，勾畫出一幅采蓮圖。蓮花盛開的夏日里，天真活潑的兒童，撐著一條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蓮花玩。興高采烈地采到蓮花，早已忘記自己是瞞著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沒想到去隱蔽自己的蹤跡，得意忘形地大搖大擺劃著小船回來，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輕輕蕩開，留下了一道清晰明顯的水路痕跡。詩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風格將詩中的小娃娃描寫得非常可愛、可親，整首詩如同大白話，富有韻味。

　　白居易是一位擅長寫敘事詩的大詩人。他的長篇敘事詩，將所敘事物寫得曲折詳盡、娓娓動聽，飽含著詩人自己的情感。同樣的，他的詩中小品，更通俗平易。《池上二絕》就是這樣一組描寫一種平凡生活的小詩。詩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風格，將兩個小景寫得可愛、可親、可信。

　　白居易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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