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論戰魯迅

　　魯迅先生逝世后，郭沫若曾作一挽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魯迅先生逝世10年后，郭沫若著文紀念，再一次為自己未能與魯迅謀面而追悔莫及。他說：“自己實在有點后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的可以說是失之交臂。”他們究竟為什么失之交臂，個中緣由確實耐人尋味。

　　最初的印象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學燈》增刊上，第一次讀到魯迅的小說，那就是《頭發的故事》。他認為魯迅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又“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郭沫若還坦言，這種感覺“直到他的《吶喊》為止”。

　　正因如此，當郁達夫勸他讀《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沒有再去讀了。他說：“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不過，他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說，認為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魯迅卻不領這個情，他說，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終于并不藐視翻譯。”魯迅由此談到了郭沫若的翻譯風格，委婉地批評道：“我對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等年輕氣盛，撰文批評魯迅的《吶喊》。魯迅對此極不高興，說：“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成仿吾不是贊許《不周山》嗎，那么，《吶喊》二版時，魯迅就偏偏刪去《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

　　去不去廣州

　　1924年，魯迅在《論照相之類》中談到：“近來則雖是奮戰忿斗，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創造社諸君子，也不過印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所謂“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又說，創造社同人在“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這幾個人中便有魯迅。

　　1926年10月27日，在廣州女子師范學校執教的許廣平致信魯迅，盼望他速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魯迅回信說，“今天看見中大考試委員會名單，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系，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后來，魯迅又去信向許廣平解釋：“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后，對于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

　　魯迅終究沒有成行，他告訴許廣平，與郭沫若及創造社間的關系，是因為有好事者從中挑撥所致，如狂飆社的高長虹，“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

　　一直到1927年1月中旬，魯迅才離開廈門來到廣州，而此時郭沫若早已離開廣州。

　　內山完造如是說

　　1927年10月，魯迅偕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已有意與創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壓迫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創造，未名，沉鐘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他們終于想到一起，都主張恢復《創造周報》，以“作為共同園地”。可是，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聯合的計劃便突然產生變化。日本的左傾文學，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氣壯。他和李初犁、馮乃超等人，反對聯合魯迅，認為魯迅的文學思想與革命文學大相徑庭。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間，魯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書店老板內山完造的朋友，內山書店經常可見他們的身影。可是，他們竟然一次也未謀面，此中緣由確實令人費解。

　　內山完造曾將他們兩人進行過比較，說：“魯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從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氣質”，“魯迅先生是純粹的地道的文學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見，就永不動搖，至今不渝”。一個具有政治家的原則性，一個具有文化人的倔犟個性，當然都不會主動屈就對方，以彌合感情的縫隙，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回避、躲閃，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時的尷尬和不安。

　　郁達夫的態度

　　創造社責難魯迅的文章，一篇接著一篇，甚至以魯迅的籍貫、家族等作為奚落的資料。他們強加于魯迅的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甚至使用漫罵的語言：“惹出了我們文壇的老騎士魯迅出來獻一場亂舞。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他這老態龍鐘的亂舞罷。”

　　郭沫若以杜荃的筆名在《創造月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說，魯迅“像這樣尊重籍貫，尊重家族，尊重年紀，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體發膚，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信念!”

　　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爭論時，郭沫若還多少理解一點魯迅，可此時的郭沫若反說他們都是非正義的，甚至意氣地將魯迅和陳源、高長虹的論戰，喻之為“帝國主義者間因利害沖突而戰”，是“猩猩和猩猩戰，人可以從旁批判它們的曲直，誰個會去幫助哪一個猩猩?”為稱快一時，他甚至對魯迅作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郁達夫看了都氣憤不過，認為創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緒化的行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戲為六絕句》，作了一首詩贈與魯迅，以示聲援：

　　醉眼朦朧上酒樓，吶喊彷徨兩悠悠。蚍蜉撼樹不自量，不廢江河萬古流。

　　魯迅心中雖然也不免凄婉，但還是采取了冷靜的態度，所進行的反擊也僅僅是只言片語，而不是連篇累牘，終不失為仁者風度、長者胸懷。

　　至今，他們之間還有一段難以厘清的懸案。上世紀20年代初，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致魯迅信，因寄創造社而了無著落。1933年12月19日，魯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談及此事：“羅蘭的評語，我想將永遠找不到。據譯者敬隱漁說，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給創造社——他久在法國，不知道這就是很討厭我的——請他們發表，而從此就永無下落。”

　　后來，他還向增田涉談及此事。增田涉在《臺灣文藝》發表《魯迅傳》，披露此事。郭沫若讀后極為惱怒，立刻在《臺灣文藝》發表《魯迅傳中的誤謬》，以自作辨正。魯迅在未讀到此文前，即料到郭沫若的態度，他寫信告訴增田涉：“《臺灣文藝》我覺得乏味。郭君要說些什么罷?這位先生是盡力保衛自己光榮的舊旗的豪杰。”

　　沒有不能忘卻的恩怨

　　1936年，魯迅的肺病日見深重、體質每況愈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口號之爭。“國防文學”的口號是周揚、夏衍等人最早提出，并作為上海進步文藝界的統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對“國防文學”的口號，也有不甚了了之處，認為“國是蔣介石統治著”，所以，“用‘國防’ 二字來概括文藝創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國防文學”口號，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認為魯迅等人“標新立異”所提出的口號，“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魯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時，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魯迅所說，由于“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這年8月上旬，魯迅寫出《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系統的意見。魯迅信中的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

　　郭沫若讀后深感愧疚，對魯迅“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的觀點，表示“徹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著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寫成《搜苗的檢閱》，有意向魯迅表示歉意，他說：“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著問題解決的曙光。”

　　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們間的誤解本可以煙消云散，可是，死神卻一步步地逼近魯迅，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的寓所病逝。郭沫若和魯迅終未謀面，他們之間的隔閡也沒能冰釋，這成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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