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鑒賞

　　《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中我們好象看見詩人在月出山崗后，心滿意得地扛著鋤頭，哼著詩句，漫步歸家的情景。下面我們就針對課文進行鑒賞。

　　陶淵明創(chuàng)作了大量田園詩，開創(chuàng)了田園詩派。與中國文學史上前前后后諸多的田園詩人相比，陶淵明最大的特色就是親自參加了農業(yè)耕作，并在詩中真切地表達了其中甘苦。他自述參與農耕的詩作共有六首，其他一些詩也涉及農耕，但并非專寫此事。在這幾首詩中，以這首《歸園田居》(之三)與另一首《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最為人稱道。

　　初看，此詩平淡無奇，淡到幾乎看不見詩，但卻得到人們的欣賞并廣為傳誦，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陶淵明的視角是詩人的，不是普通農夫的，他所表達的是只有詩人耕作才會產生的感受，不同于田者自歌。他看似平淡的語言中蘊含著樸厚悠遠的詩的神韻，在平平常常的敘說中，寫出了一個寧靜而豐足的精神世界。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我們不妨從他對農耕的態(tài)度講起。

　　詩作開頭兩句說：“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開篇十分自然樸素，詩人在南山下種了一些豆子，豆田的情況是草很茂盛，豆苗卻稀稀疏疏的。面對這種情況，詩人是什么態(tài)度呢?地地道道農夫的態(tài)度，很可能是要焦慮的，或者干脆放棄了，而詩人卻欣然接受。豆田如此荒蕪，他還要精心侍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一大早就起來去清除雜草，直到月亮出現在天空才扛著鋤頭回去。為了這長得稀疏的豆子，詩人還要在草木叢生的狹窄小道上行走，以致晚間的露水打濕了衣裳。讀到這里，人們不禁會產生疑問，這么做值得么?詩人最后道出了種豆之意，原來豆子的豐茂與否，并不是他特別掛心的，衣服被沾濕更是小事一樁，他在意的是另一件對于他整個的生命都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但使愿無違”，只要不違背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究竟是什?這首詩沒有說，我們可以從詩人其他的詩作中看出來。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云：“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雖然一年過去到底種了多少地，收獲有幾多，詩人從不曾考慮;可是在農事耕作里遇到的事情大多讓他心神舒暢。因而，他吟詠不輟，虛掩柴門，甘心做個耕作于隴畝之間的百姓。依循同一思路，豆子多少，詩人并不計較，關鍵在于他能在農事中得到樂趣，覺得做個農夫挺不錯。《西田獲早稻》一詩在備述農家事之后，亦云：“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嘆。”可見，詩人的意愿就是能在田園安居，過著自食其力的耕種生活。

　　早起晚歸去耕種，詩人也認為是苦差事，他之所以不說它苦，是因為怕辜負了自己的心志。而且，盡管耕作讓人四體疲勞，可沒有外界特別的憂患干擾，人的心靈能夠得到安寧。他說：“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丙辰歲八月中于下巽田舍獲》其一)“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 (《西田獲早稻》)在《歸園田居》(其三)這首詩里，詩人就不僅不言春作苦，而且還寫了他在種豆一事中得到的淡淡的欣悅。

　　文人士大夫對于耕作，還有兩例可以與陶淵明相對照，從中更可以看出陶的個性特點。漢代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曾作有歌詩，也言及種豆。陶詩首二句可能受到楊的啟發(fā)，也可能根本未受楊的影響，二人所言之事類似，只是偶合而已。不管真實的情形如何，我們都能夠看出他們對種豆所持的態(tài)度是有很大差別的。據《漢書·楊惲傳》載，楊惲被廢為庶人之后，“家居治產業(yè)，起室宅，以財自娛。”他過著以財自娛的生活，看起來沒有親自參加耕作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他在《報孫會宗書》中卻說：“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知何者為是。楊自云酒后耳熱，仰天拊缶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他也在南山種豆，但卻聽之任之，根本不加整治，由它自生自落。因為他認為，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想富貴還不知要等到什么時候。由此看來，楊惲即使真的自己耕田，也只是用以發(fā)泄悲憤而沉淪的情感罷了，與陶淵明耕種以求食的樸素目的，在耕種中得到精神愉悅的態(tài)度截然不同。

　　陶詩中談及“理荒穢”，這讓人聯想起另一位偉大的詩人屈原。從屈原的詩作中，我們看不到種豆的事情，不過他有對種植的表述。《離騷》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愿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屈原自云栽種了百畝香草，并對這些香草寄與了厚望，希望它們長得枝葉峻茂。如果香草枯萎斷絕，他不會為之悲傷，可是香草卻變得蕪雜污穢，改變了自然的芬芳高潔品質，這讓詩人哀嘆不已。屈原可能真的種植過香草，但詩中并非重在寫植草種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賦予此事以象征意義，指的是詩人曾培植教育過一些弟子，可是，他們卻和政治上的反動者同流合污，失去本來的貞正品格，使詩人深感痛心。

　　與楊惲和屈原相比，陶淵明既不像楊惲那樣對南山之豆不聞不問，也不像屈原那樣有所寄托，他對農耕之事抱著客觀而且坦然的態(tài)度，不管豆苗繁茂與否，他都盡心盡力地除草整治，而他整治荒穢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求得怎樣的豐收，他以平和的心態(tài)面對種植豆苗，別是一種順任物之自然，順任人之自然的態(tài)度。他在種豆除草這樣極平常的事情中，發(fā)現了樂趣，實現了自我，得到了心靈的寧靜，看似平淡的語句因此飽含醇厚的詩意。

　　這首詩在藝術表現上也有卓越之處。與詩人自己其他的作品比較，就能夠略知一二。比如，同是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表述，《西田獲早稻》云：“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此詩則云：“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理荒穢”所說行動的指向性就比“肆微勤”具體多了，而且“帶月荷鋤歸”一句不僅有形象，還寫出優(yōu)美溫馨的意境，詩中有畫，真切生動。有此警句，全詩生輝。詩人是“帶月”而歸，而不是月照而歸，這樣的措辭，就突出了人的主體性，流露出人物的風神，流露出人物對周遭景物的喜愛，雖然這欣喜是那樣的淡，讓人幾乎不能覺察。富于形象性，篇有佳句，也是這首詩受人喜愛的一個原因。

　　詩的語言平淡古樸，具有漢魏風格，不避重復就是一證。豆，草，沾衣等字樣在短短的四十個字的小詩里，都重復出現，作者并不選擇其他的語詞來代替，這在近體詩中是很少見的。然而這些語詞的重復并沒有給人累贅之感，反而讓人覺得親切樸實，仿佛詩原本就在作者胸中，是自己流出來的一樣。他信口而吟，卻自有旁人不能及的一片曠遠散談，天然渾成，真是令人企慕。

　　就結構而言，不斷的轉折是本詩特色。豆苗稀就不要種了吧，可詩人還津津有味地早起晚歸去整治。言及歸來，似乎已經無話可說，詩人轉而言說道上草木長，晚露打濕衣裳。沾濕了衣裳大概要抱怨了吧，他又說不足惜，只要不違背心志就行。就在這不斷的轉折中，詩人完成了一幅他心靈的風景畫。轉折雖多，卻毫不費力，沒有刻意為之的痕跡，如果不是性情本來就平和，如果不是語言的功力深厚，是不可能達到這一境界的。

　　拓展閱讀：陶淵明簡介

　　陶淵明(365～427)，晉宋時期詩人、辭賦家、散文家。一名潛，字元亮，私謚靖節(jié)。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于一個沒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陶淵明的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

　　陶淵明一生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晉太元十七年(392)陶淵明28歲以前。由于父親早死，他從少年時代就處于生活貧困之中，但家庭教育很好，讀了《老子》、《莊子》和“六經”。不少文、史、神話、小說等“異書”，可能也是在這個時候讀的。少年時代志趣未定。或性愛丘山、委懷琴書，或志在四海，向往著胡馬鐵蹄下的張掖與幽州。他的《五柳先生傳》可能寫于青年時期，其中簡潔地描述了他“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的個性風貌。

　　第二時期，學仕時期，從太元十八年他29歲到晉義熙元年(405)41歲。他因“親老家貧”，離家為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在家閑居了五、六年。晉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任刺史桓玄屬吏，職務不明。曾奉命使都。隆安五年

　　(401)他就因母喪辭職歸家。晉元興三年(404)陶淵明離家東下，入劉裕幕下，任鎮(zhèn)軍參軍。義熙元年(405)，他轉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8月，他出任彭澤令。在官80余日。11月，辭官回家。這一時期，他的重要作品有《歸去來兮辭》等等。

　　第三時期，歸田時期，從晉義熙二年(406)至宋元嘉四年(427)病故。他歸田之初，家有僮仆，雖然他和妻子也參與耕作，但勞動余閑時間較多，溫飽亦無憂慮。可惜好景不長，義熙四年六月，他家遭大火，林室盡焚，宅無遺宇。此后，生活日益貧困。躬耕未廢，饑寒不免。義熙七年，他移居潯陽負郭之南村，結識了不少新的鄰居，其中既有共話桑麻的農民，也有共賞奇文、共賦新詩的文人。晉義熙末年，朝廷又征他為著作郎，被他拒絕。宋元嘉三年，檀道濟作江州刺史，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病餓臥床。檀道濟勸他：“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粱肉，被他揮而去之。元嘉四年冬天，終于在貧病交攻之下去世。歸田后20多年，是他創(chuàng)作最豐富的時期。主要作品有《歸園田居五首》、《飲酒二十首》、《桃花源詩并記》、《讀山海經十三首》、《詠荊軻》、《感士不遇賦》、《與子儼等疏》等篇。

　　陶淵明今存詩歌共125首，計四言詩9首，五言詩116首。他的五言詩可大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繼承漢魏以來抒情言志傳統而加以發(fā)展的詠懷詩，一類是幾乎很少先例的田園詩。

　　陶淵明的田園詩，描寫鄉(xiāng)村風光與田園勞動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礎上產生的社會理想。《歸園田居五首》是他田園詩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無適俗韻”尤為世人傳誦。他說自己置身官場，好比是“羈鳥”和“池魚”，無時不想念著“舊林”和“故淵”的自由天地;日夜夢想的田園景物又出現在他的面前：“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他好象是又重新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字里行間洋溢著歡欣、喜悅的心情。“野外罕人事”一首寫他斷絕了和官場上層的應酬，卻和農民們“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他身在田園，心在田園，種桑麻就說桑麻，沒有其他雜念，自然就和農民有了共同語言。“種豆南山下”一首，也是直接描寫種豆鋤草的勞動。晨出暮歸，這一天的活對他來說并不輕松，因而就有一種先難后獲的充實愉快心情。“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兩句，給農家披星戴月的勞動增加了無限的詩意。

　　東晉末陶淵明的出現，使詩壇大放光彩。陶淵明親身體驗過當時官場中的黑暗情狀，對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朽本質有一定了解。他以棄官行動表示了潔身自好的決心，并在村居生活中與勞動人民建立了真摯感情。他的詩歌，表現了對官場污濁風氣的憎惡和對田園勞動生活的贊美。在藝術風格上，他的詩自然真樸，言近旨遙，平淡而有思致。這些都使陶淵明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優(yōu)秀的詩人之一。

　　陶淵明現存文12篇，計辭賦3篇，韻文5篇，散文4篇。篇數不多，影響卻很大。

　　但是，陶淵明的詩文在南北朝并不很受重視。劉勰《文心雕龍》根本沒有提到他，鐘嶸《詩品》僅把他的詩列入中品，蕭統的《文選》也只選了他八首詩、一篇文。當時詩壇的總的風氣也不因他而有所改變。此后整個南北朝時期，詩歌仍沿著華艷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現的方向在演進變化。到了唐代，他才開始受到廣泛的重視。李白、高□、顏真卿、白居易等極力推崇其人品和氣節(jié);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等認真仿效其題材與風格。北宋以后，他的地位愈尊，北宋蘇軾追和陶詩111首，大有將他置于曹、劉、李、杜之上之勢。南宋理學家朱熹、陸九淵也大力贊揚他的詩，不遺余力，元明清三代，注陶、評陶風氣大開。注本、評本之多，幾與注杜、評杜相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