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鬼進城》賞析

　　賞析文學的話語蘊藉屬性的典范形態有含蓄和含混兩種類型。其中含混又稱歧義、復義或多義,指看似單義而確定的話語蘊藉多重不確定意義令讀者回味無窮。接下來小編給大家整理了顧城《鬼進城》賞析，歡迎大家閱讀！

　　顧城《鬼進城》賞析 篇1

　　文學的話語蘊藉屬性的典范形態有含蓄和含混兩種類型。其中含混又稱歧義、復義或多義，指看似單義而確定的話語蘊藉多重不確定意義令讀者回味無窮。顧城的組詩《鬼進城》就是含混的典范形態的杰出作品。

　　看了鳳凰衛視的紀錄片《顧城，流亡的故城》，對顧城這位童話詩人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有對生命本初赤子之心的追尋，對自然人性的構建，以幻夢的美好對抗現實的污濁，逃離不堪的沉重的愿望。“黑色”記憶接著新時代下對現實的不適應，顧城對整個現實世界充滿了失望感。

　　《鬼進城》是一部艱深晦澀的作品，詩中第一節的鬼不想變成人，一是因為鬼自由，可以隨心所欲；二是因為鬼恐懼人的可怕，按常理思考，都是人怕鬼，但是在作品中，作者卻編排了鬼怕人這一逆傳統的橋段。第二節中，鬼在觀望人世的種種，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翻魚、翻跟頭、吹哭過的酒瓶子。鬼被人間的紛擾迷茫，不知所措，臉色發青，憤怒，人世間的無恥行為已經超出鬼的想象空間。第三節星期二的鬼，看到人間偽善的陰暗，滿走廊的嘻嘻笑笑，幾分真情？幾分假意？人用衣服將自己的丑惡偽裝。第四節的鬼，既看到自己的缺點，也放大了人的缺點。對人世間的事認識不深，為什么游行？為什么收衣？為什么扔瓶子？鬼不懂。第五節鬼真正知道，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筆定春秋！星期五的鬼被善變的人嚇怕，似乎有人看到了時局的混亂，但舉世皆醉我獨醒，清醒的思想者反而孤獨無助。鬼也嘗試接受新事物，如新聞和電影。星期六的.鬼，看到了更多陰暗面，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甚是可怕。歷史隨意篡改，孩童游戲無法無天，笑容充斥人間。星期日的鬼終于見到人世間真誠美好的一面，但是都化為一疊七寸卡片。所以鬼感嘆：死了的人是美人，死了的人都漂亮。雖然舉世混濁，但鬼似乎看到了希望：煙囪上有一顆透明的楊樹。清明節的鬼，終于要回家了，這一趟進城，鬼不想仰泳，不想摔跟頭，更不想變成人。鬼無信無義、無愛無恨、沒爹沒媽、沒子沒孫、不死不活、不瘋不傻。鬼只能在跳臺上摔跟頭。

　　鬼進了趟城，對人世倍感失望，對新事物敏感。其實鬼有自己的理想，對生活有自己的要求。鬼不愿在人世中淪陷，寧愿永世為鬼，孤注無援。結合顧城的人生經歷，顧城正如這詩中之鬼，不瘋魔，不成活。顧城認識到現實的悲劇，卻又無能為力，對生活的美好規劃，都迷失在現世的荒唐中。

　　顧城《鬼進城》賞析 篇2

　　每一個真正的詩人，詩歌即是自己的世界。鬼在傳統文化和詩歌意象里，大多不是正面的形象，而為人們所厭惡，恐懼。《鬼進城》中，詩人以鬼喻己或者那些有堅持的人，就一個不那么完美的獨立的鬼而言，它也不愿意摔個跟頭，受到社會現實的誘惑和壓力從而妥協，變成所謂的人們認同的更“正面的人”。作者寧做鬼，不為人，充滿了對社會現實的嘲諷、無奈和憤慨，對比色彩很強烈。這里的“鬼”既有自己的象征之意，也在無形中為讀者塑造了一個真正的鬼的意向，究竟是什么樣的鬼，那就是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鬼。《鬼進城》的“城”既是城市之意，也是顧城的自我戲劇化，是宇宙大爆炸的極致，是現實的極致，語言極端的極致。詩中的時間意象可能是單純的時間表，更可能是對迷茫時代的一種時間分界，“星期一”、“星期二”等代表了相應的某一時段，顧城希望通過這樣的意象詮釋自己的理想王國。以作者身處的時代并結合作者的生活背景，這組詩中更多的是對現實的抨擊和對理想毀滅的痛心無奈。顧城以自己朦朧式的論調，表明自己的立場，公開自己的孤獨，抨擊社會的弊端，構造自己的理想萬國。

　　《鬼進城》走到了現實的邊緣，失去了生命的鮮活，變得干枯晦澀，私語化傾向伴隨著詩的圖象化一同出現。詩人一方面繼續表現著不為外界理解的所指，另一方面將繪畫中的圖形、線條引入詩歌創作。為了追求詩歌圖象化的效果，詩人將短語拆分，造成了讀者解讀困難。例如詩的開頭：“0點的鬼走路很小心，它害怕摔跟頭，變成了人”，截斷了的詩句被詩人拼湊成一個“十”字形。而“鬼無信無義，無愛無恨，鬼沒爹沒媽，沒子沒孫，鬼不死不活，不瘋不傻。”的詩句呈現為四邊形和三角形的組合。顧城逃避現實，專注自我世界營造的創作傾向，與詩人的人生境遇、哲學思想、生命追求緊密相關。正如文昕說：“他是膽怯的，他不喜歡合群。他的所有幻想太脆弱，別人輕輕地、不經意地一碰，他的美感就碎了。他不想讓他的`美碎掉，于是他躲開別人，獨自承擔和享有那份詩一般、夢一般的孤獨。”

　　正是孤獨給了顧城創作的營養與肥料，《百年孤獨》是顧城最喜歡的作品，而《鬼進城》和《百年孤獨》都構造了不可解決的矛盾，都給人一種魔幻主義的論調。顧工說那時的創作是緊密結合時代的，謝冕說那時是不正常的變態時代，正常變成了一種替代性宗教，所以朦朧詩的崛起，是一種精神的覺醒，敢于闡釋一種“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的反抗，進行著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成都詩會時顧城的沖動和性情暴躁顯示了顧城的一種真實和孤獨；昌平詩會朦朧詩人群體展開對當時中國的逆反心態，對現實的追問，詮釋了一個人就是一個種族，顧城的帽子是長城的一塊磚，顧城相信奇跡、試圖并真的創造了奇跡，這是一種完整思想的產物。

　　顧城與謝燁、李英的愛情悲劇，正恰恰反映了顧城某種理想的破滅，在中國海外的經歷使顧城走到最痛恨的東西里，美麗變成了一種可怕。顧城的年代是一個以悲劇開始的理想主義，以悲劇發展的，以鬧劇回顧的一種形象。死者、死亡、理想的毀滅感顧城走向了極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極端，用幸存者的行為藝術宣告自己的迷茫的極端。

　　詩歌在于感情，如果沒有看到作者在詩中蘊藏的激烈的感情，如果不曾了解過在那個時代詩人的渴望、希冀和憂傷，大概也不算讀懂。時代不一樣，人生閱歷不一樣，看到的語句中得到作者的話語也不一樣。有的高度，非尋常人可以企及的，就整個中國國度而言，絕大多數人多是無知無覺的平庸者。所以，一代代高貴的靈魂，就那樣寂寞地前仆后繼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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