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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在北朝隋唐時期的傳播與影響
《涅盤經》是佛教經典。又稱《大般涅盤經》、《大涅盤經》。中國北涼曇無讖譯。40卷，13品。經中說佛身常住不滅，涅盤常樂我凈;宣稱“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闡提和聲聞、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思想。
一、僧妙、曇延一系的涅槃師
僧妙[①]，河東蒲坂人。持戒精嚴，修習苦行，通覽諸典籍，性格謙虛。后來，住蒲鄉常念寺(即后來的仁壽寺)，聚徒說法，得到周太祖的敬信。大統年間(535-551)，西域獻上佛舍利，敕于寺中供養，多諸奇瑞。僧妙以講解《涅槃經》為恒業，“敘略綱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剖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可見，僧妙對《涅槃經》的領悟非常深刻。但是，曇延常說“今所說者傳受先師”，“先師”是誰?無從知曉。曇延繼承了他的法脈，成為北朝最重要的涅槃學傳承。
曇延[②](516-588)，俗姓王，是蒲州桑泉(山西臨晉)人。自幼受到儒家教學的影響，十六歲，在蒲鄉常念寺聽僧妙講《涅槃經》，于是舍俗出家。在青年求學時代，便出言不凡，常說：“佛性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游玩也。”受具足戒后，聽《華嚴經》、《大智度論》、《十地經》、《地持論》、《佛性論》、《究竟一乘寶性論》等。當時的佛教中心是在鄴都，布施浩岳推測曇延在地論學派的系統里學習，如法上(495-580)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而且各撰注疏，并著有《佛性論》二卷;如僧范(476-555)將注疏轉變成論，對《涅槃經》亦非常有造詣。[③]曇延想修習禪定，于是開始自己的著述生涯。《續高僧傳·曇延傳》說：
超略前導，統津準的。自顧影而言曰：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④]
曇延在經論的理解上，已經超越了前人;但是，他仍然想探索經典的奧義，于是隱居于太行山的百梯山，修習禪思。百梯山，又稱方山、鹽道山、檀道山，在虞鄉西南七里。清代《山西通志》引用《水經注》說：“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藤崟，尋葛降深。于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乃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⑤]
當時，在百梯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可見當時百梯山是隱修之地。薛氏是當時河東汾陰名族，曇延入寂后的吊文即是出自薛道衡之手。當時，薛居士以“方圓動靜”為題，曇延則以“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回答，這是分別以《華嚴經》、《楞伽經》、《涅槃經》的思想作答，體現了北朝佛教思想的核心。莫高窟五代第108窟甬道頂部繪有此故事，畫面榜題明確：“此是百梯山曇延法師隱處。”
曇延繼承僧妙的《涅槃經》研究，吸收當時北齊的佛學成果，在百梯山著成《涅槃經疏》十五卷。《續高僧傳·僧妙傳》的末后說：“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宗本》或許是《涅槃經疏》的序論。《曇延傳》詳細記載了曇延的著述經過，曇延在著《涅槃經疏》時，夢中曾與乘白馬的白服人議論，于是判定“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鬃知其宗旨”，于是撰疏說偈：“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涅槃經疏》著成后，又在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發誓，于是又感得《涅槃經疏》卷軸發光，塔中舍利放光，于是佛教界皆知此注疏。這種瑞相與感應的記載，無非表現了曇延《涅槃經疏》的神圣。周太祖宇文泰知道后，便敕曇延講述他的《涅槃經疏》，當時佛教界評價極高：“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制：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騖，則延過之久矣。”這是將曇延與凈影慧遠所著的《涅槃經疏》相比，前者顯出重視綱領、論議的特點。依《僧妙傳》所說的《宗本》和《曇延傳》所說“標舉宏綱”，或許曇延的《涅槃經疏》具有論典的特點，即受到北朝變疏為論學風的影響。
宇文泰對西魏、北周佛教有非常大的貢獻，他擁護佛法，吸收北齊佛教與南朝佛教，整合、匯集當時的佛教思想，撰成《一百二十法門》和《菩薩藏眾經要》。宇文泰對曇延非常欽敬，親自供養、奉請曇延講經。宇文泰邀請曇延入朝，共商治國大事。但曇延性好恬靜，不干時政。周太祖因為太行山百梯寺離京都太遠，拜訪咨詢，路途艱險，隨后就在中朝山西嶺，選擇一塊風景優美的地方，建造了一處寺院，賜名為“云居寺”，寺院的開支由國庫承擔。云居寺在隋代仁壽年間(601-604)改名為“棲巖寺”。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南壁東側，以全景式連環畫描繪了曇延的生平故事，共四組畫面，其中上層兩組畫面，表現的就是這一故事。
曇延屬于佛教的高僧形象，具有一定的靈異宣傳力，在隋唐時期便已經在全國流傳，所以才會在敦煌出現曇延的史跡畫。曇延雖然在北方，但是對南朝佛學應該有許多接觸的機會，因為當時的北周與陳朝頻繁來往。依道宣的記載，曇延當時與周弘正(496-574)交往頗多，而周弘正則對佛學非常有造詣，《陳書·周弘正傳》說：“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清質疑滯。”[⑥]周弘正與寶瓊、智聚素有交往，梁元帝著《金樓子》，曾經說：“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⑦]周弘正的著作有《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周弘正集》二十卷，可見周弘正對玄學有非常高的造詣。依《陳書·周弘正傳》的記載，永定元年(557)陳霸先受禪代梁，周弘正為太子詹事。天嘉元年(560)，陳文帝陳蒨繼位，授以侍中、國子祭酒，派他西行與北周修好。天嘉三年(562)，安成王陳頊(陳蒨的母弟)由周使杜杲護送南歸，周弘正為接迎使，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慈訓太仆。在北周與陳朝的往來中，杜杲是重要的使者。依《周書·杜杲傳》，在陳文帝時代，杜杲護護陳頊;在陳宣帝時代，兩次到金陵，最后一次是建德初年(572)。[⑧]所以，曇延與周弘正的見面時間，應該是天嘉元年至三年(560-562)，而不是《曇延傳》所說的“建德中”，因為周弘正在建德年間(572-578)已經是晚年，不可能出使到北周。另外，《曇延傳》記載“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推薦曇延與周弘正對論，宇文宇在魏恭帝時代，封為中山公;而天嘉元年直周武成二年，宇文護一直為晉國公。所以，《曇延傳》的時間以及人物與正史的記載皆有出入。
曇延以高超的辯才引義開關，摧枯拉朽，使周弘正頂禮膜拜，心悅誠服。于是，在曇延座下歸依受戒，而且抄錄曇延的著作《義門》，臨摹其畫像，回到金陵后，供養尊稱“曇延菩薩”。于是，曇延被授為昭玄大統。周武帝從天和四年(569)開始，曾經連續舉辦八次的三教論爭，終于在建德三年(574)頒發禁斷佛道二教的毀佛詔令。于是，曇延便再次隱居于太行山。大象二年(580)，武帝歿，周宣帝即位，頒賜復佛的詔敕，建造陟岵寺，設置菩薩僧。曇延不屑為菩薩僧而隱棲山林。
曇延的第三次人生高潮是隋文帝時代。曇延聽到隋文帝當政，便剃發、穿法服，以出家人的形象出現在隋文帝面前。文帝“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又久仰曇延大名，急需高僧輔佐。于是，曇延受到隋文帝的尊崇，于開皇二年(582)被敕任為隋朝第一任昭玄統[⑨]，并以“帝師”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迅速復興佛教的措施，并全面主持發展佛教意識形態，其主要內容有：一、奏請度僧;二、周廢伽藍，并請興復;三、建立經像;四、翻譯佛經;五、為文帝受菩薩戒;六、亢旱祈雨等等。由于需要曇延主持實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識形態，楊堅尊曇延為“師”、為“父”，“用敦弟子之儀”。由于與文帝的密切關系，曇延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隋遷都之初，文帝就敕地廣恩坊，“立延法師眾”。開皇四年(584)，曇延建造延興寺，而且改中朝山的云居寺為棲巖寺。開皇八年(588)八月十三日，曇延終于所住。曇延死后，文帝“敕王公以下，并往臨吊。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曇延的著作有《涅槃經疏》十五卷、《寶性論疏》、《勝鬘經疏》、《仁王經疏》等。但是，前面所提到的《宗本》、《義門》是什么?則難以知曉。其弟子有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蔚然成為一系。
童真[⑩](543-613)，河東蒲阪人，俗姓李。師事曇延，受具足戒后，“歸宗律句，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可見童真對《涅槃經》有很深的造詣。童真隨曇延住在延興寺，講經說法。開皇十二年(592)，奉召住大興善寺，參與譯經。開皇十六年(596)召為涅槃眾主。大業初年，造大禪定道場，敕為道場主。仁壽元年(601)，敕送舍利于終南山仙游寺。童真“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令之設，多附斯文”，繼承了曇延的弘法事業。大業九年(613)示寂，世壽七十一。
通幽[11](548-605)，河東蒲阪人，俗姓趙。弱冠出家，師事曇延。周武滅佛時，避難于金陵。通幽嚴持戒律，修習禪定，“戒定兩藏，總萃胸襟”。延興寺初建時，通幽親自監工。大業元年(605)卒于延興寺，世壽五十七。
覺朗[12]，亦是河東人，住大興善寺，精通《四分律》和《涅槃經》。仁壽四年(604)，敕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大業末年(617)，敕為大禪定寺道場主，后來卒于此寺。
慧海[13](550-606)，山西虞鄉人，俗姓張。少年時代涉獵儒學，十四歲時，在曇延座下出家。十八歲講《涅槃經》，尤其對于《涅槃經》中的五行、十德、二凈、三點，非常有造詣。受具足戒后，“屏跡山林，專崇禪業”，隱居在伏犢山。北周滅佛時，避難于陳地，“采聽《攝論》，研窮至趣”。當時，《攝大乘論》北上的弘傳者是曇遷，慧海或許即在曇遷門下聽聞《攝論》。隋城安公主于長安為慧海建造靜法寺，兼弘戒、定、慧三學，學徒如云。道宣記載慧海的特點，“末愛重定行，不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可見慧海注重于涅槃學派的實踐，即專心于定行，于是顯現諸奇瑞感應。慧海曾造塔于定州恒岳寺、熊州十善寺。大業二年(606)，卒于靜法寺，世壽五十七。
慧誕[14]，從學于曇延，精研《涅槃經》及《攝大乘論》，住長安延興寺，開席講說。仁壽(601-604)年中奉敕于杭州天竺寺建塔，住靈隱山。后返延興寺，講授義學。貞觀(627-649)初年示寂，世壽七十余。《大般涅槃經集解》中亦有“慧誕”的注解，坂本幸男認為此即是延興寺的慧誕。[15]但是，《大般涅槃經集解》是梁代的作品，故與《續高僧傳》中的“慧誕”年代不相符合。
道遜[16](556-630[17])，山西虞鄉人，俗姓張，與慧海同鄉。博通群籍，尤精于《涅槃經》及《攝大乘論》。與其弟道謙皆為曇延之弟子，后隨曇延到處弘法，在三晉地方非常有影響力。住于蒲州仁壽寺，接化學人。本性仁讓，器度宏大。貞觀四年(630)[18]冬，眾請講說《涅槃經》，道遜感悟死期將至，固辭。同年十二月示寂，世壽七十五。道遜有弟子海順、靜琳等。
道洪[19](574-649?)，河東(山西)人，俗姓尹。開皇六年(586)，十三歲在曇延座下出家，博通內外典籍，尤其致力于《涅槃經》的研究，而且繼承曇延的講席，經常覆述《涅槃經》。所以，道洪是曇延晚年的學生。從凈愿學習《十地經論》，傍通諸經論。后奉隋煬帝之詔，入大禪定道場。唐貞觀年間(627-649)，為律藏寺上座，且住大總持寺。貞觀十四年(640)，應寶昌寺的邀請，講說《涅槃經》。玄奘始譯經之時，即參與譯場，擔任“證義”之職。后受召入住大慈恩寺。貞觀末年(649)示寂，世壽七十六[20]。道洪的一生總共講《涅槃經》八十七遍，可見是繼承了曇延的遺風。
玄琬[21](562-636)，祖籍弘農華州(今陜西華縣)，后移居雍州新豐(今陜西臨潼東北新豐鎮)，俗姓楊。十五歲出家,禮曇延為師。受具足戒后，從洪遵學《四分律》三年。后又回來隨曇延專門研究《涅槃》，深得奧旨，“涅槃真體，捃掇新異，妙寫幽微”。繼又從曇遷習《攝論》、《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論等。曇延在世時，發愿塑造丈六釋迦像，像未造完便圓寂;玄琬繼承其師遺志，于仁壽二年(602)，在延興寺依模而塑像。復造經四藏，備盡莊嚴。唐貞觀初年，奉詔為皇后、太子、諸王等授菩薩戒。當時，朝廷特為師建普光寺。后來，于苑內德業寺，為皇后書寫藏經;于是，在延興寺造藏經。玄琬又鑒于北周滅法以來，傳度法本文理相乖背，于是聚集義學沙門仇勘校正。此外，玄琬曾上書太子，勸行行慈、減殺、順氣、奉齋等四事。帝聞其說，特于貞觀九年(635)下詔，三月至歲暮之際禁斷殺生。貞觀十年(636)，示寂于延興寺，世壽七十五。帝敕賜葬具，為唐朝沙門敕葬的嚆矢。著有《佛教后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安養蒼生論》、《三德論》等。但是，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載玄琬著作有九部十二卷,其中除《三德論》相同外,其余八種為《入道方便門》二卷、《鏡喻論》一卷、《無礙緣起》一卷、《十種讀經儀》一卷、《無盡藏儀》一卷、《發戒緣起》二卷、《法界圖》一卷、《禮佛儀式》二卷。[22]
法常[23](567-645)，是曇延晚年的弟子。南陽白水(位于河南)人，俗姓張。少年游學儒家，厭其喧雜，于是立愿出家，奉戒自守。十九歲在曇延座下披剃，學不逾年，即能宣講《涅槃經》，受到曇延的專心教導。二十二歲時，隨曇遷初聞《攝大乘論》，爾后的五年時間，即深研其理，并博考《華嚴經》、《成實論》、《毗曇》、《地論》等的異同。嘗應齊王楊暕的邀請，為眾開講。隋大業初年，奉敕住于長安大禪定寺。貞觀年間(627-649)，參與譯場之譯經，擔任“證義”之職。太宗造普光寺，召他居住，并下敕令為太子受菩薩戒。貞觀九年(635)，奉敕為皇后授菩薩戒，兼任空觀寺的上座，常講《華嚴》、《成實》、《毗曇》、《攝論》、《十地》等經論，學者數千，四方風從。新羅王子金慈藏亦棄王位，遠來受菩薩戒。貞觀十九年(645)示寂，世壽七十九。著有《攝大乘論義疏》八卷、《觀無量壽經疏》一卷，及《涅槃經》、《維摩經》、《勝鬘經》等疏十余種行世。道宣概括法常的思想轉折點：“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眾所推，美歸于《攝論》。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眾請，專弘此論。”所以，法常在年輕時代弘講《涅槃經》，而后來則專弘《攝論》，這是曇延的弟子群在隋朝一大轉向。
普明[24]，蒲州安邑(山西)人，俗姓衛。十三歲出家，事外兄道遜法師，并為延興寺童真的弟子，可見他是曇延的第二代弟子。曾周游講習，住無定所，但精進修學，精通經論。十八歲即能講說《勝鬘經》、《大乘起信論》。受具足戒后，便專研《涅槃經》、《四分律》、《攝大乘論》。大業六年(610)，奉召入大禪定道場，居住十八年，聲望、地位頗高。武德元年(618)，住于蒲州仁壽寺弘道，講說《涅槃經》八十余次，《攝論》、《勝鬘經》等則難以記數。普明每日誦戒本一遍、《金剛般若經》二十遍，六時禮懺，回向凈土。并造刻檀像數十龕。八十六歲時示寂，弟子有義淹等。
依道宣的記載，可以看出北朝涅槃學派是以曇延為核心，而且以延興寺為弘點中心;其次，重視嚴持戒律和禪定的修行，充分表現了北方涅槃學派重視實踐的特點;再次，曇延對《涅槃經》的注釋是一種概括性的特點，或許即是變疏為論的特點，這與南朝重視文句的解釋不同;最后，曇延的弟子群皆非常重視《攝大乘論》的學習。[25]
二、法總、玄會一系的涅槃師
北朝另外的一些涅槃師有法常、僧安等，主要是法總一系，法總后來成為隋代的“涅槃眾主”。
法常[26]，是北齊時代的高僧。在彰鄴地區非常有名，講說《涅槃經》，并且傳授禪法。齊主尊崇為國師，后隱山林。
僧安[27]，持戒精嚴，修禪講經。北齊文宣王時代，住在王屋山，聚徒講《涅槃經》。
法總[28]，并州太原人，俗姓段。少年時代，便以誦《涅槃經》為業。通熟《涅槃經》后，“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余年中，初不替廢”。后來，聽《涅槃經》的玄義，便能開講。開皇年中(581-600)敕召為“涅槃眾主”，居于海覺寺，時常敷講《涅槃經》。仁壽初年(601)，送舍利于隋州智門寺;仁壽四年(604)，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大業年間(605-618)，卒于海覺寺，世壽七十歲。弟子有行等、玄會，皆以《涅槃經》聞名。
圓通[29]，少年出家，住在鄴都大莊嚴寺，研習諷誦《涅槃經》。北齊武平四年(573)，在講《涅槃經》時，遇一客僧，亦非常精通《涅槃經》。圓通于是“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討教于客僧，客僧于是“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冷然，雅有其致”。可見，客僧對《涅槃經》的造詣超過圓通。
慧最[30]，瀛州人。于鄴城聽習《涅槃經》，聽后即講，同席諸學者皆贊嘆。北周滅佛時，避難于南方。隋代時，住光明寺。仁壽年間(601-604)，敕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后又送舍利于吉州發蒙寺。
僧順[31]，貝州(河北清河)人。研習《涅槃經》，通曉經義。開皇年間(581-600)，住長安玄法寺，敕送舍利于宋州。后卒于津梁寺，世壽八十余。
慧海[32](541-609)，清河武城人，俗姓張。幼年出家，師事鄴都廣國寺冏法師，受學《涅槃經》、《楞伽經》等，能代師覆講。后又從青州大業寺道猷學習大乘論等。北周大象二年(580)南渡，居江都安樂寺，修茸伽藍，修凈土觀法。時有齊州僧道詮赍來無量壽佛的畫像，于是禮懺苦修，發愿往生。隋大業五年(609)示寂，世壽六十九。慧海一生講《涅槃經》三十遍，講《法華經》五十遍。弟子有慧昉等。
玄會[33](582-640)，京兆樊川(陜西長安)人，俗姓席，字懷默。十二歲投海覺寺出家，為法總的弟子。每列其講席，專學《涅槃經》，法總推舉為覆述。道宣記載玄會的學風：
所以盤節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泠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為涅槃之後胤也。因爾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仇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后，作者祖述前言，惟會一人，獨稱孤拔。[34]
玄會對涅槃學的貢獻在于，對以前的思想進行創新，著《涅槃義章》四卷。當時佛教界只是祖述曇延、慧遠的注解，惟有玄會能夠有所創新。武德初年，曇獻造慈悲寺，玄會為寺主，接引后學，受到法總、辯相、道岳等人的稱贊。玄會的一生，講《涅槃經》四十遍。貞觀八年(634)，奉敕遷弘福寺，輒廢講事，專修凈業，造阿彌陀佛像。貞觀十四(640)年五月，示寂于慈悲寺，世壽五十九。
三、地論學派的《涅槃經》研究
地論學派以弘揚《十地經論》為中心，但是兼弘《華嚴經》、《涅槃經》。地論師對《涅槃經》的研究，促進了《涅槃經》在北朝的展開。
曇無最[35]，生卒年不詳。武安(河南省)人，俗姓董。少年出家，常誦經論，研究律典，又博覽玄儒，為時人所推重。初于邯鄲崇尊寺講戒律，徒眾千余人。后奉敕駐錫洛陽融覺寺，講《涅槃》、《華嚴》諸經。天竺沙門菩提流支極其敬重曇無最，稱贊他為“東土菩薩”，并將他所著的《大乘義章》譯成梵文，傳至西土。正光元年(520)，與道士姜斌對論佛道年次之先后、老子《開天經》之真偽等事，而論破姜斌，為北方佛道二教對論之濫觴。后不知所終。
僧范[36](476-555)，二十九歲時，聞講《涅槃經》，則“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于是，投鄴城僧始座下出家，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可見，僧始是北魏時代弘講《涅槃經》的大師。
道憑[37](488-559)，是慧光的弟子代表者，出家后學習《涅槃經》。七年后，欲講《涅槃經》，但是自思“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可見道憑是重視《涅槃經》的實踐層面。
法上[38](495-580)，應眾邀請，講《涅槃經》，并著《涅槃經疏》。
慧順[39](487-558?)，“初聽《涅槃》，略無遺義”。
靈詢[40](482-550?)，學《成實論》與《涅槃經》。
道慎[41](515-579?)，隨法上學習《涅槃經》。
慧光門下弟子群是在接觸慧光之前學習《涅槃經》，可見北魏時代《涅槃經》非常盛行。但是，從法上開始，尤其是凈影慧遠的弟子更傾向于《涅槃經》。凈影慧遠(523-592)，作為地論學派南道系的集大成人物，湯用彤則以慧遠為“地論而兼涅槃之學者”[42]。慧遠對《涅槃經》極其重視，《續高僧傳·慧遠傳》說：
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眾百余，領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稱首也。……又自說云：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愿乞相……覺后思曰：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43]
慧遠在高齊時所住的高都清華寺即是具有涅槃義學傳統的寺院。他在作《涅槃經疏》時，態度非常慎重。
而且，慧遠的弟子[44]多半是以《涅槃經》為主，慧遠亦可以稱為“涅槃師”。[45]將他的弟子所學或精通的經論，列表如下：
在慧遠的十八名弟子中，皆研習、弘揚《涅槃經》，而僅有八人習《十地經論》。所以，慧遠生前之最為當世所重，當是《涅槃經》義學，而游其門者，多精通此經。慧遠雖然屬于地論學派系統之人物，但是他卻最重《涅槃經》，對后世的影響也以此經義理的傳授為最巨。[46]尤其是善胄[47](550-620)，出家時便研習《涅槃經》，后來依止慧遠，住凈影寺。慧遠圓寂后，受敕為該寺“涅槃眾主”。凈影慧遠撰《涅槃經疏》，善胄加以修改，得到慧遠的認可。傳記中提到，慧遠將《涅槃經》分為五分，最后為“阇維分”;善胄改為七分，第七分為“結化歸宗分”。但是，后世相傳善胄則因改疏而感風疾。可見，當時慧遠《大涅槃經義記》的影響力。
隋大業至唐貞觀年間，凈影慧遠的弟子多住凈影寺和大興善寺，而且并弘《涅槃經》、《地論》、《攝論》，表現了隋唐時代學派佛教的夾雜性，亦是學派佛教的衰落時期。靈潤[48]示寂于貞觀末年，是比較明顯的例子。靈潤十三歲學習《涅槃經》，深通妙旨。后來，常講《涅槃經》七十余遍，而且造經義疏，道宣說：“《涅槃》正義，惟此一人”。這預示著涅槃學派在唐初的衰敗。
四、攝論學派的《涅槃經》研究
攝論學派在真諦之后，由曇遷、靖嵩、道尼三人北上傳播，以彭城、長安為中心，開宗弘法，于是蔚成一系。從思想上說，《涅槃經》與攝論學派思想具有很深的淵源。真諦譯《佛性論》中，探討了涅槃思想;《本有今無偈論》則是世親解釋《涅槃經》中的本有今無偈頌。道宣對隋代諸學派的'狀況分析說：“當時諸部，雖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為繁富。”[49]因為，隋朝初年，地論學派中習《攝論》增多，于是首先呈現出衰頹的情形，于是涅槃學派、攝論學派仍然興旺盛行。
智敫[50](?-601)，于太建十一年(579)遇跋摩利三藏的弟子慧哿，慧哿是在北周滅佛時，避難于陳地。智敫于是請求講說《涅槃論》，只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的玄義。慧哿后來回到豫章鶴嶺山，智敫于是與璣法師一起前往，于是又說第三分。慧哿因病無法傳授，太建十四年(582)，遇棲玄寺曉禪師，賜送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后分》，但是“文兼論意而不整足”。智敫后來便講十三章玄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592)，因戰亂而文疏盡毀。
曇遷的弟子群，大部份皆由曇遷、凈影慧遠的門下轉學《攝論》，則原為涅槃師。
道尼的門下，道杰、神照皆通《涅槃經》。
靖嵩的門下，法護常講《涅槃經》，道因亦通《涅槃經》。
明略[51](572-638)，是道岳的弟弟，“特善《涅槃》”，在京洛地區非常有名。
五、學系不明的涅槃師
僧含[52]，籍貫、生卒年均不詳。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天文、算術。長大后，精通佛理，究明《毗曇》，尤其善解《大涅槃經》，常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430)，新興太守陶仲祖敬佩他的風范，建立靈味寺，請師居之。后西游歷陽，弘贊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當時，任城彭丞著《無三世論》，僧含于是作《神不滅論》以對抗，又著《圣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于世。其后不久，南游九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任南中郎記室參軍，鎮守潯陽，與僧含十分友善。后預知時至而終，依《續高僧傳·畺良耶舍傳》，僧含請畺良耶舍譯出《藥王藥上觀經》和《無量壽觀經》，僧含任筆受。[53]
超進[54]，本姓顓頊氏，長安人，幼小志向佛學，學習大小乘諸經論。因為超進在劉宋元徽年中(473-477)，九十四歲圓寂。所以，超進“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可能是受到鳩摩羅什的影響。鳳翔六年(418)，赫連勃勃乘東晉退兵，攻取長安，作為南都，在灞上(今陜西藍田)稱帝。這時，超進東下，避難于建康，于姑蘇弘揚佛法。平昌孟顗迎接至會稽，住錫于山陰靈嘉寺，受到當地僧尼及信徒的尊重。宋明帝于泰始年中(465-471)征召超進到京城講《大法鼓經》，不久他又回到會稽。《高僧傳·超進傳》說：
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后年衰腳疾，不堪外赴，并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55]
可以看出，超進不僅鉆研窮究《涅槃經》的思想，宣講經義;而且，誦《涅槃經》作為日常的行持。所以，他是以《涅槃經》作為思想與實踐核心的涅槃師。
慧定，《高僧傳·道溫傳》附傳，慧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住于中興寺，應該與道溫(397-465)同時。[56]
慧豫(433-489)[57]，黃龍人。住在建康靈根寺，遍訪眾師，精進苦行。誦《大涅槃經》、《法華經》、《十地經》，修習禪法，精通五門禪。齊永明七年(489)，世壽五十七。
僧籥，《高僧傳·梵敏傳》[58]中有附記，上黨人，擅長《涅槃經》，為張暢所重。《名僧傳抄》題有“宋彭城晉山寺僧籥”[59]，可知僧籥住彭城晉山寺。
法令[60](438-506)，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定林上寺。通達諸經論，善《涅槃經》、《大小品》，尤其精通《法華經》、《阿毗曇心論》，辯才無礙，言約旨遠，馳名于京都。法令愛好修禪，足不下山三十三年。天監五年(506)卒，世壽六十九。
僧遷[61](435-513)，吳郡人，俗姓嚴。師事鐘山靈曜道則法師。參訪諸講肆，辯才無辯。招提寺慧琰講《成實論·禪品》時，僧遷曾經問難于他，慧琰即改變自己的舊義，更新文詞章句。梁武帝奉為家僧，演述梁武帝自制的《勝鬘經義疏》，皇儲尚書令何敬容邀請道俗四眾議論。后任荊州大僧正。講《涅槃經》、《大品經》等各數十遍，而且著述義疏，流傳于后世。天監十二年(513)，卒于大寶精舍，世壽七十九。
道琳[62](447-519)，會稽山陰人，善《涅槃經》、《法華經》，常誦《凈名經》。受到吳國張緒的禮遇，后來住富陽縣泉林寺。梁代初年，住齊熙寺，天監十八年(519)卒，世壽七十三。
慧皎(497-554)[63]，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西)人，俗姓不詳。博通內外學，對于經律尤有研究。住會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紹興市)。每當春夏則講說弘法，秋冬則專心著述。他還曾住過宏普寺(在會稽)，有豐富的藏書，當時有名的藏書家梁元帝蕭繹任江州刺史時(540-547)，曾到他那里來“搜聚篇翰”。慧皎著有《涅槃經義疏》十卷、《梵網經疏》。他最大的貢獻是綜合了前人有關高僧的傳記，創造性地加以分類和編輯，成為《高僧傳》十四卷，卷帙精審，義例明確，條理清晰，文采斐然，為佛教史籍中的名著。
道宣對慧皎的記載非常簡單，現行本《高僧傳》末，有僧果的題記：
法師學通內外善講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并為世軌。又著此《高僧傳》十三卷。梁末承圣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舍化，時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經始葬廬山禪閣寺墓，龍光寺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爾。[64]
題記是后人所附入，詳細記載了慧皎的晚年生活。慧皎在梁末承圣二年(553)避侯景難，遷地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不廢講說。次年(554)二月逝世，世壽五十八。江州僧正慧恭為之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
慧皎的《涅槃經義疏》已佚，而慧皎的涅槃思想依《高僧傳》卷八末的論曰可知：
始自鹿苑，以四諦為言初;終至鵠林，以三點為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于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于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65]
慧皎以《阿含經》的四諦為一代時教之初，以《涅槃經》的三點圓極為一代時教之末，可知仍然繼承了涅槃學派的“五時判教”。
寶相[66]，雍州長安人，俗姓馬。十九歲出家，住長安羅漢寺，專門聽習《攝大乘論》。修習禪定，專讀《涅槃經》一千八十遍。
道積[67]，四川人，住益州福成寺，誦《涅槃經》為業;洪遠、僧恩，亦是讀誦《涅槃經》。
六、結 語
涅槃學派在北方、南方各有不同的淵源，各有所宗與不同。如《高僧傳·僧宗傳》記載：
先是北土法師曇準聞宗特善《涅槃》，乃南游觀聽。既南北情異，思不相參，準乃別更講說，多為北士所師。[68]
曇準的涅槃學傳統來自北土，他聽到僧宗講《涅槃經》后，發現南北涅槃學的不同。因為，南朝的涅槃學是依鳩摩羅什所傳的大乘般若學解釋《涅槃經》，而北地學者重視《涅槃經》中的大乘戒律部分，這是從實踐修道的立場。因為，北朝的涅槃學派主要來自河西僧團的傳統，曇無讖曾經傳譯《菩薩地持經》，而且道進受菩薩戒，這種菩薩戒與《涅槃經》的結合，成為北朝涅槃學派的學風。所以，南方的涅槃學派重視《涅槃經》的理論部分，即是“扶常”;而北方的涅槃學派重視修道部分，即是“談律”，二者各有所宗。[69]
北朝的涅槃學派，繼承了北涼曇無讖的思想傳統，夾雜著地論學派，以曇延、凈影慧遠、法總為代表，通過“涅槃眾主”的地位與影響，對隋唐佛教非常具有影響力。
隋末唐初的涅槃學派，一方面繼承梁末陳初的余勢，在金陵、襄陽、江陵、江都、蘇州、彭城各地繼續發展，出現了慧隆、慧哲、慧璿、智聚、惠祥、曇瑎、慧弼、慧頵、慧乘等諸師，融合三論學派、天臺宗一起發展。特別是慧乘，北上長安，受到凈影慧遠的贊嘆。隋代的涅槃學派主要是淵自北朝，有三大系——曇延、凈影慧遠、法總，隋代的三位“涅槃眾主”皆源于他們，另一方面這三大系皆融匯著攝論學派、地論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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