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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詩三首知識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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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體詩
與古體詩(又稱古風)相對，是唐代出現的新詩體，嚴格講究格律，分為律詩和絕句兩種。
二、律詩
近體詩的一種，因有嚴格的格律而得名。形成于南北朝，定型于唐代。主要有五言、七言兩種，簡稱“五律”、“七律”。全詩八句，每兩句為一聯，共四聯。依次為首聯、頷聯、頸聯、尾聯。每聯上句稱出句，下句稱對句。中間兩聯要求上下對仗。每句之內，句與句之間的平仄調配，有一定格式。但也有少許便通，有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講究，即五律的第一、三字，七律的一、三、五字，可靈活，規定平可仄，規定仄可平;但第二、四、六字必須按平仄規定辦事。全詩共四韻，首句可押可不押，第二、四、六、八句末必押韻，一般只押平聲韻，并一韻到底。除五律、七律外，也偶有六言律，還有八行以上的長篇律詩，稱為排律。
律詩的句式：
律詩的句式一般是每兩個音節構成一個節奏單位，每一個節奏單位相當于個雙音詞或詞組。音樂節奏和意義單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
無邊 落木 蕭蕭 下，
不盡 長江 滾滾 來。
律詩的結尾往往是以三字結尾，這最后三字保持相當的獨立性。這就說，雖然三字尾還可以細分為二一或一二，但它們總是構成一個整體。如果是五律，后三字和前二字是分成兩個較大的節奏;如果是七律，后三字和前四字是分成兩個較大的節奏。
三、懷古詩
懷古又叫詠史，是我國古代詩題之一。懷古是借古事以抒發感情，諷喻現實的詩歌。懷古詩的重要特點是諷喻現實。為達到諷喻現實的目的，詩歌通常是對古人古事進行愛憎分明的議論，通過議論來影射現實。《詠懷古跡》是杜甫游覽昭君村古跡后寫的，只有八句詩，卻把王昭君的生平大略概括地寫了出來，情感線索貫空其間。“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明妃生長之地鐘靈毓秀，作者有珍惜之情;“一去紫臺連朔讀，獨有青冢向黃昏”，寫明妃遠嫁匈奴，只留墳墓孤立在黃昏之中，作者有惋惜之情;“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漢文帝只憑畫圖辨認昭君的容貌，而她嫁之后，衣服和飾物留在漢朝，她的思念還和夜晚的月亮一樣向往著漢朝，作者憑吊中，有惻傷之情;“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昭君彈奏著琵琶，曲子中充滿著怨恨，流露出詩人對漢文帝的不滿。整首詩充滿了對這個遠嫁異域的女兒的同情。
四、主要影響
詩歌成就
詩歌體裁與格律
杜甫的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運用的藝術手法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詩歌內容
杜甫的詩歌作品，大多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在杜詩的各種體裁中，律詩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寫時事的詩，多為便于敘事的古體詩。他在古體上有巨大成就，但他的律詩，在詩歌藝術上的成就卻更為輝煌。
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于擴大了律詩的表現范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游，以及寫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以古體寫時事，較少受限制，杜甫多數寫時事的詩都是古體；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他這部分寫時事的律詩，較少敘述而較多抒情與議論，如《秋笛》《即事》《王命》《征夫》等。為擴大律詩的表現力，他以組詩的形式，表現一些較難表現、較寬泛的內容，五律和七律都有這樣的組詩。五律中的《秦州雜詩二十首》，便集中地表現了他在秦州時的心境。寫于客居夔州時的《洞房》《宿昔》《能畫》《斗雞》《歷歷》《洛陽》《驪山》《提封》，雖未標出總題目，但就內容言，實是組詩。《洞房》為上述八詩之首，在詩中，杜甫由系舟峽江，因秋夜景色而引發對宮掖凄涼的聯想。由今日宮掖之凄涼，而憶及往日宮中行樂之種種情形，于是有《宿昔》《能畫》《斗雞》諸篇，極寫當年宮中之行樂；第五首《歷歷》是轉折，由安史亂前轉向亂后；第六首《洛陽》寫洛陽陷落，叛軍進逼長安，玄宗出走；第七首《驪山》寫驪山已無昔日繁華，寂寞凄涼，不勝今昔之感；第八首《提封》為總結，反思、議論，作者希望皇帝能行儉德，用賢人，戒兵火，加恩四海，則世事尚有可為。八首詩前后照應，情思脈絡連貫，而表現的范圍則是一首律詩所難以表達的。
杜甫以律詩寫組詩最為成功的，是七律，如《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特別是《秋興八首》，可以說是杜甫律詩中的登峰造極之作。這組詩寫于滯留夔州時期。此時安史之亂雖已結束，而外族入侵，藩鎮叛亂，戰爭仍然不斷。摯友已先后離開人世，杜甫仍漂泊滄江，且疾病纏身。山城秋色，引發他的故園之思和對于京華歲月的懷念，回顧一生，感慨萬端。八首詩就是在這一思想脈絡上展開，層層深入。《秋興八首·其一》說：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江峽秋色牽動滯留夔府孤城的寂寞心緒，也牽動故園之思。由叢菊兩開引發留夔兩載辛酸歲月的感慨，引發對于故園的思念。正沉浸于回憶與思念之中，忽又為白帝城的四處砧聲所驚斷，于是有《秋興八首·其二》。第二首又從現實開始，進入感慨與回憶：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從落日啼猿、孤城悵望中產生的身世飄零之感，引發對于往日曾叩近侍的回憶，又是感慨萬千。正沉浸在回憶與感慨里，忽又被山城悲笳驚醒，回到現實。時光流逝，已是月上中天，嘆時光而傷淪落，于是有《秋興八首·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這一首從時光流逝嘆抱負落空，引發對于朝廷用非其人的不滿，于是有《秋興八首·其四》：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這一首是對于國家命運的憂念。意謂政局變更，邊境戰火不斷，國家前途可憂，而自己窮老荒江，無法報國，空有憂思而已。后四首一次又一次地反復著憶往昔、感盛衰、傷淪落、嘆身世。這八首詩要表現的是一種深沉復雜的感情，交錯著感慨、回憶、思念與對于時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詩來把這些復雜的、低回不盡的感情表達出來不容易做到，或者說不容易表現得淋漓盡致，而用組詩則可以做到這一點。以律詩寫組詩，極大地擴大了律詩的表現力，這是杜甫在律詩發展史上的貢獻。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全詩把一種驟然到來的狂喜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用“忽傳”“初聞”“卻看”“漫卷”這些動詞，加強了突然性和隨意性色彩；用“即從”“便下” “穿”“向”等詞，連接四個地名，造成風馳電掣的氣勢。表達的方式，如同散文一般，感情流暢，連貫性、整體感極強，毫不受律體的束縛。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的詩，這方面的成就，更是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的一首詩：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風急、猿嘯、鳥飛、木落，伴以滾滾而來的江水，整個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動之中。然后是一聲深深的嘆息。他用了那么多在動作上連貫性極強的動詞，造成全詩的流動感和整體感，使人讀來有一氣渾成之感。但細究起來，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有極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首聯上句第一字仄聲換成平聲，下句第一字平聲換成仄聲，一開始便用輕重的變化增加了兩個節奏。“猿嘯”處本應是二仄聲，他為了使“天高”與猿聲連著表現一種高揚凌厲的情調，用了一個平聲字“猿”，三個平聲連續上揚，“嘯”仄下沉，兩頭均有一個急速的起伏，最后一個“哀”字，揚而不返。這首句在通過對平仄的精心安排來表現聲象上，十分精彩。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被認為是“在于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在《江村》一詩中，他以親切隨便的語氣說出，不露對仗與聲律安排的痕跡。而在《春夜喜雨》中，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旅夜書懷》也是此類的名篇。
杜甫自己說：“晚節漸于詩律細。”又說：“老去詩篇渾漫與。”這正是他對律詩的主要追求。“詩律細”不僅在于聲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從嚴謹中求變化，變化莫測而不離規矩。有時他為了表達某種感情的需要而寫拗體，晚年七律拗體更多。 這種拗體與七律初期出現的某些不合律現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變，表現為變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詩的又一成就，在句與字的錘煉，加大字與句的容量；常用倒裝、疊字，使句式富于變化。他煉字，用力之處在表現神情韻味，即清人劉熙載所說的“少陵煉神”。杜甫的用字，常常達到一字之下，他人難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動詞使詩句活起來，用副詞使詩疏暢而富于轉折。他還善于用顏色字以強化某種情感色彩，用疊字以創造氛圍，用雙聲疊韻以使詩的聲調更加和諧悅耳，用俗字口語使詩讀來更加親切。煉字，是杜甫的自覺追求。他說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在這方面上的。
詩歌藝術風格
杜詩的主要風格特征是沉郁頓挫，用杜甫自己的話說，即：“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壯大深厚；頓挫，既指聲調的抑揚起伏，如善用拗體，也指感情表達的波浪起伏、反復低回。
沉郁頓挫風格的感情基調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國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詩人，他的詩有一種深沉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懷友思鄉，還是寫自己的窮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闊大的。他的詩蘊含著厚積的感情力量，每欲噴薄而出時，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養所形成的中和處世的心態，便將這種悲愴抑制，使它變得低回起伏。長篇如此，短章也如此。例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先敘抱負之落空，仕既不成，隱又不遂，中間四句一轉，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氣要爆發時，卻又撇開個人的不平，轉入對驪山的描寫。由驪山上的奢靡生活，寫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平憤懣之情似乎又是要噴薄而出了，但在感情回旋之后，卻變成了“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深沉嘆息。在詩的后半段，個人的悲痛轉變成了對百姓苦難的深沉憂思，留下了無窮韻味。《夢李白二首》也是這種回環反復表達感情的很好例子，夢中見其來，又疑其真來；分明他已真來，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籠，定非真來；說他并非真來，又分明見其月色下的憔悴顏色。真真幻幻，表現的是濃到如酒的情誼，深沉低回，波浪起伏。《北征》《洗兵馬》《壯游》《同谷七歌》《送鄭十八虔貶臺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以及《秋興八首》均屬此例。沉郁頓挫，是杜詩的主要風格。
除了沉郁頓挫之外，正如胡震亨所說，杜甫的詩“精粗巨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還有多樣的風格。在杜詩的多種風格中，蕭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閑適情趣，安靜明秀的境界，細膩的景物描寫，形成了這一特色。如在《水檻遣心二首·其一》中，杜甫描寫了魚鳥自得其樂的場景。在一片寧靜的氛圍里，生一份閑適愉悅情思。在《江亭》《漫成二首·其一》《遣意二首·其二》《徐步》《獨酌》《絕句漫興九首》等詩中，都有這種蕭散心境、閑適情趣的體現。這類風格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這組詩把蕭散自然的情懷抒寫得從容和優雅，令人神往。
杜詩的不同風格的形成，與杜甫不同時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時期的不同心境似有關系。當生活坎坷，顛沛流離，或處于戰亂之中時，他的家國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這時的詩，往往便表現為沉郁頓挫。長安困頓、陷落“賊中”、華州廊州時期、隴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詩，多數是這類風格。當他生活稍為安定時，他就寫一些蕭散自然的詩。如在成都草堂的一段時間，就有不少這類作品。
詩歌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16]，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
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詩歌精神及影響
元稹在《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說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即稱他兼有各家之所長。宋人秦觀也認為杜甫“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 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能“集眾家之長”。現代研究者指出：“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國文化傳統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質，即仁民愛物、憂國憂民的情懷。”在他的詩中，可以感受到與屈原相似的深沉憂思。在杜甫的詩里，既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又有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這些精神雖然不是詩歌傳統自身，但卻決定了杜詩的基本品質，說明了這些品質的來源。
就詩歌傳統自身而言，杜詩的敘事與議論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它的緣事而發，則來自樂府傳統。它濃烈的抒懷、細膩的感情，與建安詩歌有關。在詩的表現方法、表現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為廣泛而多樣。敘述夾議論，有“小雅”的因素，有賦的鋪排技巧，有樂府的影響，也有史筆的痕跡。杜甫的五言古詩廣泛接受魏晉南北朝詩人的影響，如王粲、曹植、阮籍、謝靈運、陶淵明等。五言、七言律詩則可以說吸收了這兩種體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五律則主要學杜審言。而最重要的，杜甫是充分吸收盛唐詩人創造興象、創造意境的經驗，把它融入敘事的技巧里，敘事而又有著意境的美。從語言或意象上可以看出，杜甫非常推崇曹植和建安詩人，推崇陶淵明和謝靈運、謝脁、鮑照、庾信，特別是陰鏗、何遜，說自己“頗學陰何苦用心”。對于陳子昂、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維、李白，他更是推崇備至。他主張轉益多師，正是這一 點，使其成為集大成者。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杜甫
從唐詩的發展歷史中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啟后的人物。杜詩是唐詩發展的一個轉折。由于杜詩兼備眾體而又自鑄偉辭，積累了極其豐富的藝術經驗，有許多層面，這也就為后來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各種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繼承了杜甫緣事而發、寫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夾敘夾議的影響；韓愈、孟郊、李賀則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煉字的影響；煉字在晚唐更發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隱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組織嚴密而跳躍性極大的技法。他們都學杜甫的一枝一節，而開拓出新的詩派。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以上內容參見“主要作品”目錄）。這種影響衣被后人，直至現代而不衰。
杜甫更為重要的影響，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國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為歷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成上，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如南宋的文天祥兵敗被俘后，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朝鮮世宗朝集賢殿學士主持編纂《纂注分類杜詩》，朝鮮成宗朝柳允謙等人主持編纂《分類杜工部詩諺解》（即《杜詩諺解》，1481年頒布刊行令），將杜詩翻譯成諺文。在朝鮮王朝統治前期，出現了以“杜甫”為中心的新詩學文人集團。到朝鮮正祖時，先命朝鮮摘文院匯編《杜律分韻》、朝鮮弘文館匯編《杜陸律分韻》，又“御定”《陸律分韻》《二家全律》《杜陸千選》，并先后出版，正祖由此被贊為“圣人猶好草堂詩”。杜甫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17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文章成就
杜甫的遺文，今存辭賦、贊、序、表、狀、記、述、碑、志、祭文等共20多篇，成就雖不及其詩，但像《雕賦》《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以及《八哀》《劍器行》等詩的序言，兼具學問與文采，亦頗可觀。
書法成就
杜甫書法《嚴公九日南山詩》拓本
杜甫家學淵源深厚，祖父杜審言“工書翰，有能名”，父親杜閑也長于書法。在父祖影響下，杜甫自幼研習書法，“遠師虞秘監（虞世南）”，并能做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家學及師承，使杜甫的書藝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楷隸行草無不工者”。其書跡傳世者，據說僅有《嚴公九日南山詩》拓本（現存于四川巴中縣南龕的一通摩巖石刻）。但研究者認為，該書并非杜甫所作，而是晚清時期，好事者將一通宋代萬公南山詩石刻改頭換面的偽作。
與杜甫所交游的書法家有李白、王維、李邕、鄭虔、顧誡奢、張彪、李潮等。現存杜詩中，有不少涉及書法，與他并世詩人相比，為數可觀。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杜甫提出了自己書學觀念的核心：“書貴瘦硬方通神。”“瘦硬通神”，即書法講究骨力，以瘦硬為上，“瘦硬”方能“通神”。杜甫這一理論的提出，不僅僅是對開元時期崇尚肥腴時風的針砭，更是對隋唐至開元時期優秀書法作品的精準評判，加以自己其“詩圣”的獨特地位，影響了其后書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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