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杜甫的人格魅力作文

時間：2024-06-16 12:06:28 松濤杜甫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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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杜甫的人格魅力作文

　　杜甫之所以被后人尊為“詩圣”，不僅因為他是一位集大成式的杰出詩人，而且還因為在他的身上，充分地體現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和美德。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詩人杜甫的人格魅力，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詩人杜甫的人格魅力作文

　　中國古代詩人中，杜甫獨稱“詩圣”。所謂“詩圣”，不但包括詩人杜甫的詩歌思想的崇高與偉大，創作藝術的精湛與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義思想的

　　忠實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學的影響，特別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預儒家思想的影響，成為一個忠實實踐儒家“仁愛”和“民本”思想原則的儒者，是唐代復興儒學運動的先驅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思想與漢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區別的。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的核心是“仁”，是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它所追求的社會，是一個“天下大同”的和諧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①這個大同社會的實質，就是將“仁”的思想，由對一己之家的關愛，推及他人，特別是推及一些弱勢群體，以大愛的胸懷，關心天下百姓，建立一個幸福和諧的安定社會。這個“天下為公”的社會，一直是歷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目標，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作為一種所追求的理想社會而存在，確是十分可貴的。這個儒家的社會理念，體現在政策的層面上，就是要“選賢與能”，讓賢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則，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于民，從而實現天下大治。周秦以后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私天下”的社會。統治者往往以“仁政”為幌子，實行的是“君天下”的強權政治，為了統治集團的私利，橫征暴斂，強取豪奪，加劇了社會的分裂和階級的對立。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從而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這與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遠的。堯舜時代的推賢讓能的禪讓之風，是不可能再現了。那么退而求其

　　次，能夠出現一個體恤民情、以民為本的像唐太宗一樣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杜甫一再呼吁，希望統治者能夠向唐太宗學習：“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往在》)。再次，是開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開明之君，曾開創“開元盛世”：“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二首》其二)開元時期的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于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盛世，是杜甫親身經歷的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安的和諧社會。只是到了開元末期以后，唐玄宗驕傲自滿，漸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進取，樂于享受，逐漸由一個開明進取之君蛻變成了一個驕奢淫逸的的昏聵之君，終于導致了安史之亂。

　　杜甫對理想的和諧社會的要求是有標準的，那就是要有一個圣明的“堯舜之君”。在杜甫的心目中，這個“堯舜之君”顯然是以唐太宗為標準的：“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北征》)。這個較為理想的社會，一是朝中要有正氣：“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濟》)，二是要以民為本：“邦以民為本”(《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三是要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凄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潔、辦事公平：“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納諫：“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節儉約身，不能奢侈腐化：“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團結，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時艱：“君臣當共濟，賢圣亦同時”(《諸葛廟》)，八是社會和平安定，男耕女織，安居樂業：“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歌。”(《蠶谷行》)這個理想的社會，在唐代天寶時期，愈去愈遠，到了安史之亂后，更是蕩然無存。但杜甫為了實現這個和諧社會的理想，一直念茲在茲，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沒有機會實現這個理想，就寄托于朋友：“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二、杜甫是先秦儒家理想主義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杜甫從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奉儒守官”(《進雕賦表》)，“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因此，他對儒家的教義是嚴格遵守，并身體力行的。

　　作為一個詩人，他首先是在詩文中宣揚儒家的“仁”的理念。孔子曰：“仁人”②，孟子曰：“仁者愛人”③。杜甫以儒家的“仁人”之心，來宣揚儒家之道。一是希望最高統治者要懷有仁義忠恕之道：“圣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壯游》)這里的圣哲是指皇帝，他認為，只要最高統治者能夠實行仁政，體恤民瘼，天下就能重新出現天下太平安樂的社會局面。杜甫希望統治者“爐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有事于南郊賦》)，以仁義之心，治理國家，任用賢能之臣，以實施仁政的政策。二是要求大臣們要懷有仁者之心。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說：“圣人筐篚恩，實愿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意思是說，皇帝賞賜大臣的目的，是讓大臣們盡心治理好國家，如果臣子忽略了皇帝的本意，這豈不白白糟蹋了君上的賞賜?朝廷中懷有仁心的大臣們，應該在接受賞賜后，更加小心謹慎，為國盡力。杜甫希望大臣們懷有仁者之心，能夠為百姓實行仁政。　　為此，杜甫希望君是堯舜之君，臣是稷、契之臣，讓仁義之風遍行天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許心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他心中理想的君臣形象。在他的一篇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雖遭明主，必致之于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于稷。驅蒼生于仁壽之域，反淳樸于羲皇之上。”(《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其五)杜甫的最終目的，是將“仁”字落實在天下“蒼生”的身上，讓天下百姓沐浴在“仁”的光輝里，過上太平安樂的好日子。

　　這種儒家的至仁大愛思想，杜甫不僅是說在口上，而且還落實在自己的行動上。表現在他對國家民族、社稷蒼生及對父祖、兄妹、妻兒和親戚、朋友的態度上。

　　杜甫的忠君愛國，是有口皆碑的。關于忠君的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君是國家的象征，忠君并不是壞事，問題是忠于什么樣的君。有人引蘇軾的話“一飯未嘗忘君”④，說杜甫是愚忠，這話頗有偏頗的。杜甫所忠的君是“堯舜”之君，是圣明之君、開明之君，而不是昏君和暴君。當唐玄宗或唐肅宗所作所為，代表國家民族和百姓利益時，杜甫是擁護他們的，當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符合以上原則時，杜甫則堅決表示反對。在天寶時期，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集團對外窮兵黷武，對內加重剝削，生活奢侈腐化，杜甫就用詩歌對他們的錯誤政策和腐朽作風進行揭露和批判。他在《兵車行》、《麗人行》中，深刻揭露了唐玄宗不顧百姓死活進行擴邊戰爭所造成的“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和“邊庭流血成海水”的嚴重后果，對“武皇開邊意未已”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而對楊國忠姊妹腐化墮落，做了無情的諷刺和批判。安史之亂后，杜甫身為左拾遺，卻不一味地從上，在朝中敢于諫諍。為疏救大臣房他險些丟了性命。在任華州司功參軍時，他所作的“三吏”、“三別”詩中，對唐肅宗以殘暴的手段，到處強行抓兵拉的暴行也給予批判。他還對“關中小兒亂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其一)即唐肅宗信用李輔國一類的小人及容忍后宮干政等軟弱無能的行為，做了尖刻的嘲諷。由于他敢于“逆鱗”諫諍和直陳正直之言，終被皇帝罷官。這些都說明，杜甫不是愚忠，他所忠的是明君，而不是不聽諫言的昏君。他忠于國家社稷和民族，在安史之亂國家將于傾覆之際，他雖身陷于安史亂軍所占居的長安之中，卻千方百計逃出，投奔肅宗行在，要為掃平安史叛軍、收復大唐國土出力，顯現出他熱誠的愛國之心，以他的實際行動來演繹他的愛國之志。

　　杜甫還以他的大愛之心，關切黎民百姓的甘苦和冷暖。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特別關注底層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在唐玄宗的盛唐時期就寫出了像《兵車行》、《前出塞》、《后出塞》和《秋雨嘆》等這樣的同情黎民百姓的作品。安史之亂后，杜甫更進一步深入民間，他的立場與民眾更加接近，思想上也縮短了距離，對平民百姓的苦難生活更加了解和同情。如當他回奉先縣探家時，一進門就碰上幼子餓死的慘景，但他的憂憤不僅僅停留于自身，而是將之延伸到廣大下層人民身上：“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以致“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思想上飛躍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杜甫對安史叛軍對和平安定生活的破壞、官府的壓榨所造成的民不聊生、遍地瘡痍的現狀，十分憂慮和關心，他對夔州頭發半白、為生活勞累奔波年近五十還未能出嫁的負薪女、無食無兒仍被搜刮一空的寡婦，洞庭湖畔天寒網凍無魚可打的漁父、“割慈忍愛還租庸”賣兒鬻女交租稅的農民等，都充滿了同情，寫出了《白帝》、《又呈吳郎》、《歲晏行》、《蠶谷行》等大量前人未曾寫過的同情人民的詩篇，成為時代的呼聲和貧苦大眾代言人。杜甫雖身處困境，但因與苦難深重的黎民百姓同甘共苦，心感身受，因此，當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之時，才能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呼聲，正是這發自內心的感受和真誠的愿望，才能超越時空，感動著千百萬讀者的心弦，產生了強烈的回音。

　　杜甫不僅對本民族人民十分關愛，對敵對異族政權的士兵也充滿著仁愛之心。如在對敵作戰時要“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九首》其七)這些話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輝。

　　他的仁心也惠及到了雞蟲一類的一切有生命的動物。杜甫有《舟前小鵝兒》、《白小》、《觀打魚歌》、《花鴨》、《縛雞行》、《枯棕》、《枯楠》、《楠樹為風雨所拔嘆》等詩，從中可以看出杜甫是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的好友，他很關心小鵝兒的生命安全，唯恐它們為狐貍所害，對水中的魚兒也充滿了愛心，分食給魚兒吃，勸阻獵人不要殺害大雁，為雞蟲的得失反復衡量，為樹木的榮枯而或喜或悲，因桃李花被風所摧而傷感。這是儒家仁愛之心與墨家兼愛思想、佛家普渡眾生思想的結合，已遠遠超越了儒家的宗族思想的樊籬，上升為對生命的敬畏與惠濟眾生的大愛。

　　在對待先人的態度上，杜甫是一個能承繼祖先遺志，將祖先的事業發揚光大的好子孫。杜氏家族有著悠久的“奉儒”傳統，他的十三世祖杜預的著作《春秋左氏傳集解》中就有許多重民、利民、恤民、宜民、愛民的觀點。如“夫民，神之主也”(卷五)、“上思利民，忠也”(卷五)、“宜君有恤民之心”(卷八)、“顯令德，宜民、宜人”(卷一七)、“明德君子，必愛民”(卷四五)等言論。杜甫忠實承繼了“奉儒”傳統，將儒家的“人本”主義和“民本”思想，付諸實踐，率先將儒家的基本理念，化為實際行動，與唐代的賈至、李華、獨孤及、元結、蕭穎士等一大批復興儒學的先行者，遙相呼應，將盛唐后期的頭腦膨脹、耽于幻想的理想主義文化思潮，成功地轉型為富有理性、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化思潮，將已處于邊緣化的儒學，逐漸復歸于正統的位置，成為唐代韓愈復興儒學運動的先驅。同時他又繼承其祖父杜審言的詩學傳統，將初唐所創造的律詩，從思想內容上加以充實擴展，從藝術形式上加以全面提高，將其發展為最能代表唐詩特色的近體詩，完成了唐代律詩(尤其是七律)的最后定型和范式，成為唐代乃至中國古代最為杰出的詩人。這是杜甫對其家學――儒學和詩學的最大的貢獻。　　杜甫對其家族中的人，懷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繼祖母盧氏，天寶元年杜甫為其作《假山》一詩獻壽。天寶三載他的繼祖母在陳留去世，其時其父杜閑已卒，杜甫和家人將其柩接至偃師祖塋與其祖父之墓合葬。并以父親名義寫了《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志》表示哀悼。開元末年，杜甫的父親杜閑為兗州司馬，他到兗州前往侍親。開元二十九年(739)，其父去世，他在偃師土婁舊莊筑室為父親守喪。杜甫從幼年喪母，其父將其送于洛陽仁風里二姑母家寄養。他對這位二姑母有很深的感情。天寶元年杜甫二姑母去世，杜甫為其二姑母寫祭文《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在祭文中表彰二姑母為保護自己，而致其親子夭殤的義舉，稱其為“有唐義姑”;又在祭文中為其叔父杜并的“孝童”事跡大力宣揚。

　　杜甫一生與妻子楊氏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天寶十四載(755)，杜甫赴州探親，為妻子兒女帶去一些衣物和化妝品，緩解家境貧困。安史之亂后，杜甫身陷長安期間曾作《月夜》一詩，表達對妻子的思念之情。杜甫棄官西走，逃難飄泊于秦州、同谷、成都、夔州、長沙、衡州等地時，楊氏一直陪伴著他，與他共度時艱。杜甫曾寫了許多詩，來表達二人的相親相愛之情，稱她為“老妻”、“山妻”，如“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雙”(《進艇》)、“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等，他將自己與妻子比喻為“并蒂芙蓉”和“相親相近水中鷗”，可見其伉儷情深。在唐人詩中，是很少寫及夫妻之情的，獨老杜對妻子情有獨鐘，在詩中屢次表達他與妻子的恩愛和患難之深情，是個好丈夫。

　　杜甫作為一個父親，對他的子女可謂是舔犢情深，是個好父親。杜甫在《北征》中說：“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那時孩子幼小不懂事，“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杜甫也不惱，陪他們一起玩。后來在關中逃難時，途中無東西可吃，以至于“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使杜甫十分心疼。杜甫的大兒子叫宗文，又名熊兒。二兒子叫宗武，又名驥子。宗文喜歡勞動，杜甫經常讓他做些家務和農業勞動，如樹雞柵一類的活兒。宗武是一個想子承父業的孩子，從小聰明伶俐，向杜甫學作詩。杜甫夸獎他說：“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遣興》)。杜甫教宗武學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又示宗武》)，教他讀文選，要他“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杜甫希望宗武將來能夠接續他的詩家傳承，教導他非常耐心。其望子成龍之心，與普通人沒有兩樣。

　　杜甫對待兄弟姊妹，也堪為榜樣。杜甫在家居長，有四個弟弟，名叫杜穎、杜觀、杜豐、杜占，一個妹妹，嫁與江東鐘離韋氏，其弟妹五人都是繼母所生。但杜甫都視如一奶同胞，可謂棣華情深。安史之亂后跟隨杜甫逃難西南的只有杜占一人。其他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分散在河南道的濟州、許州，江東的越州和淮南的鳳陽。杜甫十分思念他們，經常在詩中提及對弟妹的牽掛和思念。如《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三、其四、《月夜憶舍弟》、《恨別》、《野望》等，可見其手足之情深厚。此外，他還對從弟、表弟等人也很關心。如他一個從弟死于兵亂，他作詩沉重悼念。與從弟杜位，經常來往。后來，因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楊國忠掌權后，將他貶到嶺南，杜甫對他的處境十分同情，曾寄詩安慰。由此可見，杜甫是一個手足情深的好兄長。

　　杜甫對手下做事的僮仆，也充滿了仁愛之心。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奴仆是沒有人權，得不到尊重的，經常受到主子的打罵，甚至于沒有生命保障。由杜甫詩中可以了解到，杜甫晚年曾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仆人，杜甫對這些仆人，當作家人一樣看待。《示獠奴阿段》、《信行遠修水筒》、《課伐木》等詩，杜甫對仆人們幫他修水筒、伐木都心存感激，不僅慰問犒勞，還寫詩作謝。他善待下人，仁心可佩。

　　在鄰里關系方面，杜甫也處得很好。在他的妻子兒女寄居在羌村時，他回家探親，鄰里都前來看望他：“手中各有攜，傾濁復清”，杜甫對鄰里的熱情照顧非常感激，高歌一曲為之感謝：“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羌村三首》其三)。在成都草堂時，他的南鄰朱山人是個隱士，杜甫和他很說得來，戲稱他為“錦里先生”。二人常相來往，還一起乘舟漫游直到月照當頭才回家：“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南鄰》)。有時城中有人來訪，他還順便邀他到家里陪客飲酒：“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客至》)。

　　唐人很重視交游，杜甫所交游的朋友，有長輩也有平輩，有官吏也有平民。長輩中有北海太守李邕、鄭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啟心、河南尹韋濟，這些人都對杜甫有過贊譽和提攜，杜甫對他們有著由衷的感激。鄭虔、蘇源明、賈至、嚴武，與杜甫都是一個政治集團的，相交甚密。在詩界的朋友有李白、高適、岑參、王維、裴迪等盛唐著名詩人。此外，杜甫與三教九流、隱士農夫等人都有交往。如大云寺僧贊公、東蒙道士元逸人、焦煉師、隱士范十、孔巢父、處士衛八、朱山人、斛斯融及成都附近的老農等，交游十分廣泛。其中與杜甫關系最密切的友人，有李白、高適、李邕、鄭虔、嚴武等，不管他們是窮是達，杜甫與他們的友誼都始終如一，有著至死不渝的生死交情。

　　對于友人的幫助，杜甫總是心懷感激，念念不忘。他在戰亂中，與少時的朋友衛八相見，受到了熱情的招待：“昔別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贈衛八處士》)。杜甫在逃難中，全家人在野地里走了好幾天，又被大雨淋透了衣裳，又冷又餓，在彭衙這個地方，為好友孫宰所接待：“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熳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彭衙行》)。他受人之惠，總是報之以詩，給予宣揚，以表他的感恩之情。友人王倚在其病后請他到家吃酸菜、嘗酥餅、吃肉飲酒，他報之以詩(見《病后過王倚飲贈歌》);鄰人阮居士給他送來野蒜(《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他贈之以詩;“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他都用詩來表示感謝，這就是杜甫，一個心銘感恩的杜甫。　　三、杜甫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格的完美體現者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儒立身，以釋、道為輔。杜甫雖也受到釋、道思想的一些影響，但他所身體力行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清人劉熙載說：“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⑤。“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價值和理念。是對儒者的根本要求。其他的義、禮、智、信等，都是以仁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并歸結于仁。而仁的定義就是“仁者愛人”⑥。儒家對讀書人的要求是以儒家的仁的思想來修身養性：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⑦。也就是說，作為個體的人是學習和實踐仁的主體。儒家認為，每個儒者，都要由修身做起，然后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由近及遠地將仁推廣擴大，以實現一個社會和諧的大同社會。這是一個將仁由個體(主體)推向社會(客體)，由內向外的實現過程。杜甫正是一個真正的儒者和仁者。杜甫是由小我到大我，從小家到大家，從家庭到國家和民族，由個人到社會，來擴展和實現他的仁愛之心。他的一切活動正是從自己的仁愛之心出發，由家→族→朋友(包括鄰里)→國家(包括君)→民(本民族和外民族)→眾生依次向外擴展。事事處處都是以自己的仁愛之心來對待處理，最終以實現一個家家安居樂業，社會和睦太平的和諧社會，甚至實現一個與自然萬物和諧的宇宙。

　　因此，杜甫在對待家的態度上，對先祖的奉儒傳統和祖父杜審言的詩學傳統，加以發揮和拓展;從家族傳統上來說，可謂是詩禮傳家、光耀門楣，不辱祖風，是最大的孝。杜甫對其父杜閑，他到父親的兗州任所趨庭親侍，代父為祖母辦喪事，寫祭文，可謂是克盡孝道。對其弟、妹，他在戰亂中，十分關心他們的安危和生活，極盡思念關切之情，可謂是手足情深。對其妻子，他忠貞不二，相親相愛，相伴終生。對其子女，他關懷備至，在患難中護犢情深。對于族輩和親戚，他對長輩敬愛有加;對平輩，也很講情分，講親情。對于朋友，他忠于信用，不管對方窮達，都始終誠信如一。對于下人，他始終都能以親人相待。對于鄰里，他和睦相處，有里仁之美。對于國家和民族，他忠君愛國，深明民族大義，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利益。對于百姓，他以民為本，將仁心推及普通百姓和下層的弱勢群體，反映他們的要求和呼聲。他甚至還將他的關愛推及到敵對的異族士兵身上，表現出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更為甚者，他還將他的愛心惠及動植物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其仁心可謂至矣。總之，杜甫不管在什么時候，什么境遇，都時時處處地為他人著想。杜甫的人格在古代詩人和知識分子中，是高尚的、完美的，堪為世人的典范，他以自己的詩歌創作和實際行動，高標準地實踐了儒家人倫道德，稱之為詩圣，是當之無愧的。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后代人甚至于外國人那么地尊敬他的原因了。宋代的王安石稱道杜甫說：“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從之游。”(《杜甫畫像》)南宋詩人陸游也極稱贊杜甫的思想和為人，把他看作是一個能“開太宗業”的大儒和政治家，他說杜甫道：“后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讀杜詩》)南宋的理學宗師朱熹，把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愈、范仲淹并稱為古今以來“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五君子”(見《王梅溪文集序》)。南宋末的愛國主義志士文天祥，曾在獄中集杜詩二百余首，用杜甫精神來激勵自己的愛國情操，并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讀杜詩自序》)近人梁啟超稱杜甫為“情圣”，郭沫若也認為杜甫是“詩中圣哲”。

　　國外的很多學者也為杜甫的詩歌和人格所感動。日本著名中國文學史家吉川幸次郎、當代韓國學者李丙疇、美國現代著名詩人雷克斯羅思、俄羅斯學者葉謝列布里亞科夫等人都深為杜甫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為杜甫的偉大品格所感染。雷克斯羅思說：“我三十年來沉浸在他的詩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個較為高尚的人。”⑧由于杜甫高尚的人格，偉大的精神，與對世界文化的杰出的貢獻，他在196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被確定為世界文化名人，于1962年――杜甫誕生的1250周年，在世界各地舉行紀念杜甫的活動。

　　杜甫的人格魅力，來源于其思想的偉大，他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道德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們今天來紀念杜甫，不僅要繼承發揚他的詩歌的優秀傳統，還要繼承他高尚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努力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讓仁愛的光輝普照宇宙和人間。當然，我們還不要忘記，杜甫還有他人格的另一個方面――嫉惡如仇。他嫉恨一切假惡丑的東西，如他痛恨安史叛軍“殺戮到雞狗”(《述懷》)的殺人罪行，他嫉惡貪官污吏“橫索錢”的貪腐行為和“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窄”(《驅豎子摘蒼耳》)對人民的過度剝削，他痛恨軍閥們的“縱暴略與羌渾同”(《三絕句》其三)的殘民暴行，他憎惡“當面輸心背后笑”(《莫相疑行》)的兩面派行為，正是這些假惡丑的東西，影響和阻礙著杜甫救國救民的仁愛之心和真善美的理想社會的實現：“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所以，致仁和嫉惡，是杜甫人格的兩個方面，嫉惡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仁。杜甫的人格精神，需要我們用新的眼光，去重新加以讀解闡釋，并加以繼承和發揚，讓我們的神州大地和人間世界，更加美好起來。

　　杜甫前輩字子美，河南省鞏義人。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人家，自幼好學，七歲作詩，二十四年赴洛陽參加進士考未及第。官至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他的人生經歷了仕途失意，社會動亂，流離失所，家境貧寒，客居他鄉等坎坷.而恰恰就是這些生活體驗歷練了他的勤奮意志，提高了他的藝術修養和境界。他的性格平易近人善結良友，也能體察同情下層人民的疾苦。思想深厚，境界開闊，看事淡泊。在藝術上善于融合眾長，也能謙虛地吸取總結前人的成就，并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抑揚頓挫起伏跌宕的詩風格調。由于他掌握了嫻熟的寫作學知識理論，所作短詩如馳筆破浪，長篇詩作如述說衷腸，把敘事、抒情、說理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詩格夾敘夾議，形成了唐以來能寫波瀾壯闊長篇史詩之第一人。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并且是位造詣很深的書法家，后人贊譽他為“詩圣”。代表作有《詠懷》、《北征》等，留于后世一千四百余首詩作，同代后世許多詩人都受到他影響。

　　《望岳》是杜甫前輩二十四年赴洛陽參加進士考試未及第，在漫游魯、豫、冀等地名山大川時所作。這首詩是他游歷到泰山時所作，因為當時作者心情沮喪無心登山觀景，只是近岳遙望而作。“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曾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詩篇圍繞著“望”字而運思，描寫了泰山高峻雄居兩省面積之大，以及自己企盼從“望山”到“登頂”的心境。作者落筆就給看客來了一個反問句，作為五岳之首的泰山究竟如何呢？齊魯大地都可以遙望到它那青蒼威武的雄姿。大概蒼天把大自然所有的秀美都賦予了它，山之南北都集中了天地間陰陽之神氣。望著山腰間升騰繚繞純凈的云靄，自己的心胸就像被它滌蕩過一樣清新，睜大眼睛目送著日暮歸巢的鳥兒快樂地飛入山林。將來我定然會登上泰山之頂，去感受那登頂而小天下的張揚與豪邁。

　　《登岳陽樓》是杜甫前輩到處漂泊居無定所貧困生活時所作。“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早就聽說了聞名遐邇的洞庭水之秀美，今天有幸登上岳陽樓好好地觀覽一番。抬頭看浩瀚壯闊的洞庭湖水就像將吳楚之地裁開了一般，湖水開闊的想把天地之間所有的物體都浮在它的上面。當我低頭看到自己那一艘孤舟時，想到自己疾病纏身需要親朋好友關心時，卻無只言片語，萬分壓抑的身體與精神痛苦不由地涌上了心頭。向北眺望想國家邊境戰火不斷人民多災多難，想自己全家人過著饑不飽食的船泊生活情不自禁地涕泗滂沱。

　　《戲為六絕句》是杜甫前輩所作的文論，也是最早出現的論詩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才力應難夸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前三首通過對具體作家的評論提出問題，為什么盛唐以來在一些文人墨客中的輕薄之輩，不能繼承學習古人的文學知識，不能博采眾長一律持以排斥態度呢？作者以庾信為例，指出論文當觀全人，不應該管中窺豹忽視了人家的長處，以四杰為例，說明評價作家，不應該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后三首是論詩的宗旨，他提出了廣泛吸取前人創作經驗的主張，只有轉益多師，熔今鑄古，把藝術修養建筑在博大深厚的基礎上，才能以完美的形式表現出充實的內容，從而近于反映現實的風雅，明確詩學的正確途徑。

　　杜甫前輩的詩作一般都比較長，因為他寫詩具備了和作文一樣的“隨便”，風趣幽默語言精煉精辟的代表作，筆者推薦他寫的《飲中八仙歌》，此詩將唐朝當時號稱“酒中八仙人”的賀知章、李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八人從“飲酒”這個愛好聯系在一起，用追敘的構思和精辟的語言與典故，以人物肖像畫的筆法，在看客目前展現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群賢醉酒圖。八人中賀知章資格最老，所以放在第一位。其他按官爵，從王公宰相一直說到布衣。寫八人醉態各有特點，采用漫畫肖像夸張的手法，用語言“畫”出了他們的平生醉趣形象，充分表現了他們嗜酒如命、放浪不羈的性格，生動地再現了盛唐時代文人士大夫之達觀淡泊的精神風貌。“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圣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八仙中首先出場的是賀知章。因為他資格老年事高當然酒齡也就高了。在長安他曾一“解金龜換酒為樂”的典故，（李白《對酒憶賀監序》）。詩中說他喝醉酒后，騎馬的姿態就象乘船那樣搖來晃去，醉眼朦朧，眼花繚亂，跌進井里竟會在井里熟睡不醒。杜前輩巧用了這一典故，用夸張手法描摹賀知章酒后騎馬的醉態與醉意，彌漫著一種諧謔滑稽與歡快的情調，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他曠達縱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場的人物是汝陽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寵極一時，因此，他敢于飲酒三斗才上朝拜見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與眾不同，路上看到即酒車竟然流起口水來，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遷到酒泉（今屬甘肅）去。

　　第三個出場的是李適之。他于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雅好賓客，夜則燕賞，飲酒日費萬錢，豪飲的酒量有如鯨魚吞吐百川之水，一語點出他的豪華奢侈。

　　接著出場的是兩個瀟灑的名士崔宗之和蘇晉。崔宗之，是一個倜儻灑脫少年英俊的風流人物。他豪飲時，高舉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無人。喝醉后，宛如玉樹迎風搖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樹臨風”形容宗之的俊美豐姿和瀟灑醉態，很有韻味。接著寫蘇晉。蘇晉一面耽禪，長期齋戒，一面又嗜飲，經常醉酒，處于“齋”與“醉”的矛盾斗爭中，但結果往往是“酒”戰勝“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愛逃禪”了。短短兩句詩，幽默地表現了蘇晉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縱而無所顧忌的性格特點。

　　詩酒同李白結了不解之緣，李白自己也說過“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興酣落筆搖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寫李白的幾句詩，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詩才。李白醉后，更加豪氣縱橫，狂放不羈，即使天子召見，也不是那么畢恭畢敬，誠惶誠恐，而是自豪地大聲呼喊：“臣是酒中仙！”強烈地表現出李白不畏權貴的性格。“天子呼來不上船”，雖未必是事實，卻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藝術真實性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另一個和李白比肩出場的重要人物是張旭。他“善草書，好酒，每醉后，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杜臆》卷一）。當時人稱“草圣”。張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絕妙的草書就會從他筆下流出。他無視權貴的威嚴，在顯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脫下帽子，露出頭頂，奮筆疾書，自由揮灑，筆走龍蛇，字跡如云煙般舒卷自如。“脫帽露頂王公前”，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禮儀！它酣暢地表現了張旭狂放不羈，傲世獨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稱焦遂為布衣，可見他是個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時他更顯得神情卓異，高談闊論，滔滔不絕，驚動了席間在座的人。詩里刻畫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見識和論辯口才，用筆精確、謹嚴。

　　《飲中八仙歌》的情調幽默諧謔，色彩明麗，旋律輕快。在音韻上，一韻到底，一氣呵成，是一首嚴密完整的歌行。在結構上，每個人物自成一章，八個人物主次分明，每個人物的性格特點，彼此襯托映照，有如一座群體圓雕，藝術上確有獨創性。正如王嗣奭所說：“此創格，前無所因。”它在古典詩歌中的確是別開生面之作.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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