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杜甫
杜甫的《登岳陽樓》是眾多與岳陽樓有關詩文中的佼佼之作，寫于杜甫晚年時期。
凄苦的晚景，多難的帝國，讓杜甫的詩篇中充裕著濃濃的悲情。詩篇中寫景的詩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歷來為人所稱道，狀寫洞庭氣象之盛大，雄跨古今，頸聯感懷個人身世“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寫得甚為孤苦，這盛大的氣象與孤苦的個人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杜甫的情感并不只于個人孤苦之情，又轉而寫到“戎馬關山北”的國事之傷，一位處境困窘的老人的憂國憂民之情溢于言表。詩人“憑軒涕泗流”的悲痛，流露的不僅僅是個人身世之悲，更有博大而深層的愛國愛民之情，而這正是杜甫不同于其他詩人的偉大之處。
杜甫的《登岳陽樓》被選入新課標高中選修教材《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的“詩歌之部”的第二單元，屬于“自主賞析”篇目。這首詩寫景意境開闊，境界雄渾，是描寫洞庭湖的名篇，也是杜甫五律之中的優秀篇目。“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這里的“五言絕唱”，指的就是杜甫的《登岳陽樓》，此詩寫于唐朝大歷三年，即詩人逝世前一年，當時詩人五十七歲，已由蜀中一路漂泊到了湖南一帶，與家人寄身于一葉孤舟之上，晚景凄涼，登上岳陽樓，有感于雄渾壯闊的洞庭美景，將深藏于新的悲痛傾注于筆端，訴諸文字，字字蘊藏著詩人心中之悲，句句由血淚寫成，也讓我們看到了杜甫的偉大。
杜甫早年就有游覽名山大川之愿，二十歲開始先東游吳越，五年后歸洛陽應舉不第，后漫游齊趙，途中先后與李白、高適相遇，三人同游梁、宋。對當時的千古名勝――岳陽樓，杜甫也是神往已久。岳陽樓，下臨洞庭湖，為觀賞洞庭湖水的最佳之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仇兆鰲《杜詩詳注》“‘昔聞’，‘今上’。喜初登也”，“昔聞”說的是早年向往;“今上”，如今登上岳陽樓，此時詩人已五十七歲，人生暮年，今昔對比，寫出了詩人多年夙愿得以實現，終于登上岳陽樓的喜悅之情，然愿望實現時間過于長久，卻將這份喜悅沖淡了許多，更添了一份沉郁。彼時雖不至于“萬方多難此登臨”，但身處唐朝后期，國勢衰微，戰爭仍時有發生，各地動蕩不安。詩人到此之前已在異地輾轉漂泊多年，本在成都草堂定居，后因蜀中動亂，從四川順流而東，本欲繞道還鄉，卻又逢吐蕃叛亂，只能改道湖南，抵達岳陽時只有一葉孤舟容身;半生奔波，顛沛流離，生活困窘，仕途上亦一事無成，這樣的社會背景和人生經歷讓詩人登臨的喜悅之情中更蘊藏著無法訴說的悲情。在此種情形之下，登上早年向往多年的岳陽樓，不過是半生苦難中一點點讓詩人暫時忘卻煩憂的快樂之事罷了，這短暫的快樂也便平添了幾許沉重。這兩句平平無奇的敘述中蘊藏的情感非常豐富，似喜實悲。
在湖南岳陽樓，俯瞰洞庭湖，可謂漫無邊際，碧波萬頃，水霧彌漫，氣象萬千。詩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狀洞庭之景，吳、楚在這里被分割成兩地，天地日月都似在水中漂浮。“吳楚”，春秋時期的古國名，其地理位置大約以洞庭湖為界，吳國在東，楚國在西。“吳楚東南坼”，承首聯“今上岳陽樓”而來，描寫岳陽樓上所觀洞庭湖的壯闊之景，“坼”，裂開之意，洞庭湖猶如一把巨斧，以開天辟地之勢將吳、楚兩地分割，這是從地理位置上極言洞庭湖面積之廣闊;“乾坤日夜浮”，通過寫天地、日月星辰都在其中沉浮，運用夸張的手法，從洞庭湖水囊括天地的角度來表現洞庭湖水域面積之廣闊。《水經注》上說，洞庭湖“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此兩句詩雖未直接刻畫洞庭湖水寬廣無垠之態，卻更能讓人感受到洞庭湖雄渾壯闊的氣勢，其壯闊的境界勝過孟浩然詩句“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深處亂世之中，杜甫這位憂國憂民的詩人，其筆下流淌的景都蘊含著詩人心中的情，如“三峽星河影動搖”，詩人筆下之景，處處含情。此聯詩句寫景，“坼”，雖引申為“劃分”的意思，但其本意為“裂”，給人以山河分裂之感。“浮”，“漂浮”之意，寫出了洞庭湖湖水涌動之態，但亦有“沉浮”之意。因而，此聯雖寫洞庭湖雄闊的氣勢，但也給人一種悲壯之感，似乎當時的大唐王朝就如吳楚一般被戰火分割，國家命運、百姓存亡就如那水中的天地日月一般載沉載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字”，即書信;“有”，即“唯有”之意。“無一字”，意思是一字也無，音訊全無之意;“有孤舟”，是唯有孤舟，即只剩孤舟之意。詩人多年漂泊在外，因躲避戰火輾轉各地，漂泊多年，往日的親朋好友早已失去了消息，故鄉也音訊全無。朋友零落，自己既無法得到物質上的資助，也無法訴說自己漂泊的孤苦之情，以獲精神上的慰藉。更何況當時詩人已五十七歲，身患重病，左臂麻木，右耳已聾，僅靠印藥維持生命，帶著妻小只有一葉孤舟可以容身。這兩句詩是對詩人當時現實生活的直述：詩人年華老去，白發蒼蒼，一生渴望能夠為國效力卻只能對天長嘆，理想壯志無法實現;戰事頻仍，國家多難，親友離散，也不知是否有再相見的那一天;年老力衰，生�無著，寄身孤舟，晚景凄涼;居無定所，跟著自己的'家人連安身之所都沒有;體弱多病，更不知生命還有幾何，壯志無望。此聯雖只有十個字，卻道出了詩人心中的無限悲苦之情。盡管詩人晚年孤苦無限，人生之悲苦遍嘗，寫入詩句卻并不多著墨，只用了簡短的十個字“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這與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是分不開的。這十個字所寫的不僅是杜甫晚年的生活境況，也是當時飽受戰亂之苦的天下蕓蕓眾生的寫照，而這一切的根源在于“戎馬關山北”。當時吐蕃侵擾寧夏、陜西一帶，已處風雨飄搖之中的大唐王朝匆忙起兵抗敵，盡管詩人當時已經流落到了湖南一帶，遠離了外族侵擾的邊塞，但當消息傳來時，“不在其位”的詩人仍憂心不已。他“憂”的不僅是國家局勢的動蕩，更是對飽受戰火之苦的百姓的同情，憂心百姓又將深受戰亂之苦，兵亂之禍。“憑軒涕泗流”“憑軒”，依靠著窗戶;“涕泗流”，涕淚縱橫。登樓遠眺，相信詩人想看到的，不僅有戰火再起的邊塞，還有自己一心希望能夠為之效力的政治權利中心――長安。詩人面對壯闊的洞庭湖美景，想到自己半生經歷的種種苦難，想到社會的動蕩百姓的苦痛，這位憂國憂民的詩人老淚縱橫，也只剩兩行熱淚。一介平民，仕途無望，身處困境，飽經滄桑，朝不保夕，人命危淺，晚年的杜甫處境已經艱難到連承受痛苦的身體都沒有，然而他心中牽掛的仍舊是他的國、他的民，讓他在岳陽樓上遙想著北方涕淚縱橫，狼狽不堪，這狼狽讓世人看到了一個悲情的杜甫，更讓人看到了一個大寫的杜甫!
《登岳陽樓》全詩四十個字，字字含情，字字是詩人血淚匯成，將詩人身世之悲，家國之憂，與“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的洞庭湖水融為一體，詩人悲不可抑，讀者為之落淚。
拓展：
詩人杜甫簡介
年少優游
杜甫因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時代曾數次漫游。十九歲時，他出游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他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杜甫遂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四載秋，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來稚子餓死。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鳳翔)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賴宰相張鎬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
杜甫在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兩年后，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詩人病死在衡陽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 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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