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三)》詩歌鑒賞

　　詠懷古跡五首(其三)

　　杜甫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這是《詠懷古跡五首》中的第三首，詩人借詠昭君村、懷念王昭君來抒寫自己的懷抱。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詩的發端兩句，首先點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據《一統志》說：“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歸縣的香溪。杜甫寫這首詩的時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這是三峽西頭，地勢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處，東望三峽東口外的荊門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遠隔數百里，本來是望不到的，但他發揮想象力，由近及遠，構想出群山萬壑隨著險急的江流，奔赴荊門山的雄奇壯麗的圖景。他就以這個圖景作為本詩的首句，起勢很不平凡。杜甫寫三峽江流有“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長江二首》)的警句，用一個“爭”字，突出了三峽水勢之驚險。這里則用一個“赴”字突出了三峽山勢的雄奇生動。這可說是一個有趣的對照。但是，詩的下一句，卻落到一個小小的昭君村上，頗有點出人意外，因引起評論家一些不同的議論。明人胡震亨評注的《杜詩通》就說：“群山萬壑赴荊門，當似生長英雄起句，此未為合作。”意思是這樣氣象雄偉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長英雄的地方才適當，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適合，不協調的。清人吳瞻泰的《杜詩提要》則又是另一種看法。他說：“發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謂山水逶迤，鐘靈毓秀，始產一明妃。說得窈窕紅顏，驚天動地。”意思是說，杜甫正是為了抬高昭君這個“窈窕紅顏”，要把她寫得“驚天動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偉氣象來烘托她。楊倫《杜詩鏡銓》說：“從地靈說入，多少鄭重。”亦與此意相接近。究竟誰是誰非，如何體會詩人的構思，須要結合全詩的主題和中心才能說明白，所以留到后面再說。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前兩句寫昭君村，這兩句才寫到昭君本人。詩人只用這樣簡短而雄渾有力的兩句詩，就寫盡了昭君一生的悲劇。從這兩句詩的構思和詞語說，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賦》里的話：“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但是，仔細地對照一下之后，我們應該承認，杜甫這兩句詩所概括的思想內容的豐富和深刻，大大超過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詩解意》說：“‘連’字寫出塞之景，‘向’字寫思漢之心，筆下有神。”說得很對。但是，有神的并不止這兩個字。只看上句的紫臺和朔漠，自然就會想到離別漢宮、遠嫁匈奴的昭君在萬里之外，在異國殊俗的環境中，一輩子所過的生活。而下句寫昭君死葬塞外，用青冢、黃昏這兩個最簡單而現成的詞匯，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藝術匠心。在日常的語言里，黃昏兩字都是指時間，而在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間了，它指的是那和無邊的大漠連在一起的、籠罩四野的黃昏的天幕，它是那樣地大，仿佛能夠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獨有一個墓草長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想到這里，這句詩自然就給人一種天地無情、青冢有恨的無比廣大而沉重之感。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這是緊接著前兩句，更進一步寫昭君的身世家國之情。畫圖句承前第三句，環珮句承前第四句。畫圖句是說，由于漢元帝的昏庸，對后妃宮人們，只看圖畫不看人，把她們的命運完全交給畫工們來擺布。省識，是略識之意。說元帝從圖畫里略識昭君，實際上就是根本不識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劇。環珮句是寫她懷念故國之心，永遠不變，雖骨留青冢，魂靈還會在月夜回到生長她的父母之邦。南宋詞人姜夔在他的詠梅名作《疏影》里曾經把杜甫這句詩從形象上進一步豐富提高：

　　昭君不慣胡沙遠，

　　但暗憶江南江北。

　　想珮環月夜歸來，

　　化作此花幽獨。

　　這里寫昭君想念的是江南江北，不是長安的漢宮特別動人。月夜歸來的昭君幽靈，經過提煉，化身成為芬芳縞素的梅花，想象更是幽美!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這是此詩的結尾，借千載作胡音的琵琶曲調，點明全詩寫昭君“怨恨”的主題。據漢劉熙的《釋名》說：“琵琶，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晉石崇《明君詞序》說：“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琵琶本是從胡人傳入中國的樂器，經常彈奏的是胡音胡調的塞外之曲，后來許多人同情昭君，又寫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樂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詩歌里就密切難分了。

　　前面已經反復說明，昭君的“怨恨”盡管也包含著“恨帝始不見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還是一個遠嫁異域的女子永遠懷念鄉土，懷念故土的怨恨憂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積累和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鄉土和祖國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

　　話又回到本詩開頭兩句上了。胡震亨說“群山萬壑赴荊門”的詩句只能用于“生長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長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適當，正是因為他只從哀嘆紅顏薄命之類的狹隘感情來理解昭君，沒有體會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吳瞻泰意識到杜甫要把昭君寫得“驚天動地”，楊倫體會到杜甫下筆“鄭重”的態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驚天動地”，何以值得“鄭重”的道理說透。昭君雖然是一個女子，但她身行萬里，冢留千秋，心與祖國同在，名隨詩樂長存，為什么不值得用“群山萬壑赴荊門”這樣壯麗的詩句來鄭重地寫呢?

　　杜甫的詩題叫《詠懷古跡》，顯然他在寫昭君的怨恨之情時，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的。他當時正“飄泊西南天地間”，遠離故鄉，處境和昭君相似。雖然他在夔州，距故鄉洛陽偃師一帶不象昭君出塞那樣遠隔萬里，但是“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洛陽對他來說，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鄉，正好借昭君當年相念故土、夜月魂歸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鄉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說：“只敘明妃，始終無一語涉議論，而意無不包。后來諸家，總不能及。”這個評語的確說出了這首詩最重要的藝術特色，它自始至終，全從形象落筆，不著半句抽象的議論，而“獨留青冢向黃昏”、“環珮空歸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劇形象，卻在讀者的心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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