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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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賞析

　　《江南逢李龜年》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詩作。此詩撫今思昔，感慨萬千。全詩語言極平易，而含意極深遠，內涵極豐滿，包含著非常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表達了時世凋零喪亂與人生凄涼飄零之感。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賞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賞析

　　江南逢李龜年

　　杜甫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注解】：

　　1、李龜年：唐代著名的音樂家，受唐玄宗賞識，后流落江南。

　　2、歧王：唐玄宗的弟弟李范，他被封為歧王。

　　3、崔九：就是崔滌，當時擔任殿中監。

　　【韻譯】：

　　當年在岐王宅里，常常見到你的演出;在崔九堂前，也曾多次欣賞你的藝術。沒有想到，在這風景一派大好的江南;正是落花時節，能巧遇你這位老相熟。

　　【評析】：

　　詩是感傷世態炎涼的。李龜年是開元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貴族豪門歌唱。杜甫少年時才華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范和秘書監崔滌的門庭，得以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藝術。詩的開首二句是追憶昔日與李龜年的接觸，寄寓詩人對開元初年鼎盛的眷懷;后兩句是對國事凋零，藝人顛沛流離的感慨。僅僅四句卻概括了整個開元時期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語極平淡，內涵卻無限豐滿。蘅塘退士評為：“少陵七絕，此為壓卷。”

　　這是杜甫絕句中最有情韻、最富含蘊的一篇。只二十八字，卻包含著豐富的時代生活內容。如果詩人當年圍繞安史之亂的前前后后寫一部回憶錄，是不妨用它來題卷的。

　　李龜年是開元時期“特承顧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龜年，是在“開口詠鳳凰”的少年時期，正值所謂“開元全盛日”。當時王公貴族普遍愛好文藝，杜甫即因才華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書監崔滌的延接，得以在他們的府邸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藝術家，既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也往往是特定時代的標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龜年正是和鼎盛的開元時代、也和自己充滿浪漫情調的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緊緊聯結在一起的。幾十年之后，他們又在江南重逢。這時，遭受了八年動亂的唐王朝業已從繁榮昌盛的頂峰跌落下來，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輾轉漂泊到潭州，“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極為凄涼;李龜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明皇雜錄》)。這種會見，自然很容易觸發杜甫胸中本就郁積著的無限滄桑之感。“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詩人雖然是在追憶往昔與李龜年的接觸，流露的卻是對“開元全盛日”的深情懷念。這兩句下語似乎很輕，含蘊的感情卻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當事者心目中，這兩個文藝名流經常雅集之處，無疑是鼎盛的開元時期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淵藪，它們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對“全盛日”的美好回憶。當年出入其間，接觸李龜年這樣的藝術明星，是“尋常”而不難“幾度”的，現在回想起來，簡直是不可企及的夢境了。這里所蘊含的天上人間之隔的感慨，是要結合下兩句才能品味出來的。兩句詩在迭唱和詠嘆中，流露了對開元全盛日的無限眷戀，好像是要拉長回味的時間似的。

　　夢一樣的回憶，畢竟改變不了眼前的現實。“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風景秀麗的江南，在承平時代，原是詩人們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間，所面對的竟是滿眼凋零的“落花時節”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藝人。“落花時節”，象是即景書事，又象是別有寓托，寄興在有意無意之間。熟悉時代和杜甫身世的讀者會從這四個字上頭聯想起世運的衰頹、社會的動亂和詩人的衰病漂泊，卻又絲毫不覺得詩人在刻意設喻，這種寫法顯得特別渾成無跡。加上兩句當中“正是”和“又”這兩個虛詞一轉一跌，更在字里行間寓藏著無限感慨。江南好風景，恰恰成了亂離時世和沉淪身世的有力反襯。一位老歌唱家與一位老詩人在飄流顛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風光，點綴著兩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時代滄桑的一幅典型畫圖。它無情地證實“開元全盛日”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一場翻天復地的大動亂，使杜甫和李龜年這些經歷過盛世的人，淪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無疑是很深的，但詩人寫到“落花時節又逢君”，卻黯然而收，在無言中包孕著深沉的慨嘆，痛定思痛的悲哀。這樣“剛開頭卻又煞了尾”，連一句也不愿多說，真是顯得蘊藉之極。沈德潛評此詩：“含意未申，有案未斷”。這“未申”之意對于有著類似經歷的當事者李龜年，自不難領會;對于后世善于知人論世的讀者，也不難把握。象《長生殿彈詞》中李龜年所唱的：“當時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盡興亡夢幻，彈不盡悲傷感嘆，凄涼滿眼對江山”等等，盡管反復唱嘆，意思并不比杜詩更多，倒很象是劇作家從杜詩中抽繹出來似的。

　　四句詩，從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聞”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聞”、“逢”之間，聯結著四十年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盡管詩中沒有一筆正面涉及時世身世，但通過詩人的追憶感喟，讀者卻不難感受到給唐代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繁榮帶來浩劫的那場大動亂的阻影，以及它給人們造成的巨大災難和心靈創傷。確實可以說“世運之治亂，華年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孫洙評)。正象舊戲舞臺上不用布景，觀眾通過演員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極廣闊的空間背景和事件過程;又象小說里往往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反映一個時代一樣。這首詩的成功創作似乎可以告訴我們：在具有高度藝術概括力和豐富生活體驗的大詩人那里，絕句這樣短小的體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現如此豐富的內容時，又能達到怎樣一種舉重若輕、渾然無跡的藝術境界。

　　創作背景

　　此詩作于唐代宗大歷五年（770），當時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長沙）。杜甫少年時才華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書監崔滌的門庭，得以欣賞宮廷歌唱家李龜年的歌唱藝術。安史之亂后，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帶。大歷四年（769）三月杜甫離開岳陽到潭州，居留到第二年春天，和流落江、潭的李龜年重逢，回憶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邸頻繁相見和聽歌的情景，感慨萬千，于是寫下這首詩。

　　《云溪友議》載：“明皇帝幸岷山，百官皆竄辱，積尸滿中原，士族隨車駕也。伶官：張野狐觱栗、雷海青琵琶、李龜年唱歌、公孫大娘舞劍……唯李龜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曰：‘岐王宅里尋常見……落花時節又逢君。’”

　　作者簡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嘗自稱少陵野老。舉進士不第，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宋以后被尊為“詩圣”，與李白并稱“李杜”。其詩大膽揭露當時社會矛盾，對窮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內容深刻。許多優秀作品，顯示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因被稱為“詩史”。在藝術上，善于運用各種詩歌形式，尤長于律詩；風格多樣，而以沉郁為主；語言精煉，具有高度的表達能力。存詩一千四百多首，有《杜工部集》。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一帶晉國故地）。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天寶四年（745年）秋，杜甫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年（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三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思想核心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書畫相通”，這是中國藝術史及美學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杜甫知畫又知書，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學外，杜甫對其他藝術也很留心。例如書法，‘九齡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從小就開始學習書法，后來在他的《觀薛少保書畫壁》、《觀張旭草書圖》、《李潮八分篆歌》諸詩中，我們還可以窺見他對書法的興趣和修養。”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頓挫’稱杜詩，頓挫者，指詩的章法曲折，意境深遠。……這不是和書法的‘一波三折’等筆法相通么？

　　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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