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羌村》的藝術特色

時間：2024-10-11 21:41:51 賽賽杜甫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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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羌村三首》的藝術特色

　　《羌村三首》是唐代大詩人杜甫創作的一組五言詩。這組詩是唐肅宗至德二載（757）杜甫在左拾遺任上因上書援救房琯而觸怒唐肅宗，被放還鄜州羌村（在今陜西富縣北）探家時所作。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杜甫《羌村三首》的藝術特色，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杜甫《羌村三首》的藝術特色

　　其一

　　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墻頭，感嘆亦唏噓。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其二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

　　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

　　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其三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斗爭。

　　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

　　手中各有攜，傾濁復清。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

　　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

　　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羌村三首》音調各有所異，構成了詩人的一部“還鄉三部曲”;內容各有所異，合成了一幅“唐代亂離圖”。組詩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展現了杜甫回家省親時的生活片斷，客觀真實地再現了黎民蒼生饑寒交迫、妻離子散、朝不保夕的悲苦境況。“詩人時刻不忘人民遭受的苦難，這在古代作家中是不多見的，也是他最可貴的品質，所以文學史說杜甫是‘人民的詩人’，并不過分。”

　　一、第一首著重寫詩人剛到家時合家歡聚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戰亂時期出現的特有心理。

　　“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詩人“千里”跋涉，終于在薄暮時分風塵仆仆地回到了羌村。此時，天邊的夕陽也急于躲到地平線下休息，柴門前的樹梢上有幾只鳥兒鳴叫不停，這喧賓奪主的聲浪反襯出那個特殊歲月鄉村生活的蕭索荒涼，即便如此，筆者認為，“鳥雀”的鳴叫聲，也增添了“歸客千里至”的喜悅氣氛，帶有喜迎歸者之意。詩人的歸來連鳥雀都為之歡欣，更何況詩人的“妻孥”。這首詩開篇四句措詞平實，但蘊意深厚，為下文的敘事抒情渲染了氣氛。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此二句詩人逼真絕妙地將戰亂時期親人突然相逢時產生的復雜情感傳達了出來。這些年來，詩人只身一人在外顛沛流離，又加上兵連禍結，戰亂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無從知曉，常年不歸，加之音訊全無，“妻孥”早已抱著兇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詩人平安歸來。今日親人杜甫驟然而歸，實出家人意料，所以會產生“怪我在”的心理。“驚定還拭淚”，妻子在驚訝、驚奇、驚喜之后，眼中蓄滿了淚水，這淚水有太多復雜的情感因素：辛酸、驚喜、埋怨、感傷等等。筆者認為，這次重逢來得太珍貴了，它是用長久別離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換來的，在那個烽火不息，哀鴻遍野，白骨隨處可見的年代，又有幾人能像杜甫一樣幸運地生還?于是，詩人發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從詩人幸存的“偶然”，又能體味到多少悲哀的“必然”?杜詩之所以千百年來都一直能令人讀后感到驚心動魄、震人心弦，其秘密就在于它絕不只是反映詩人自己的生活經歷，而是對現實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詩人生還的喜訊很快傳遍了羌村，鄉鄰們帶著驚喜的心情紛紛趕來探望。“鄰人滿墻頭，感嘆亦唏噓”，鄰里們十分知趣地隔墻觀望，不忍破壞詩人一家團圓的喜慶氣氛，看著詩人劫后余生，鄉鄰們也情不自禁地為之“感嘆”，為之“唏噓”了，筆者想，在“感嘆”與“唏噓”中含有多少自家的傷痛。“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詩人用極為簡單傳神的景語，將亂離人久別重逢的難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來。曾經多少次在夢中呼喚親人的名字，如今親人真的驟然出現在面前，突如其來的相逢反讓人感覺不夠真實，夜幕降臨，灶臺上燃起昏黃的燭火，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在朦朧的燈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讓人覺得似在夢境中。詩人用這樣兩句簡樸的語言將戰爭年代人們的獨特感受更強烈地呈現出來，由寫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真可謂典型。

　　二、第二首寫詩人居定后的苦悶，表達出自己身處亂世有心報國而不甘心茍且偷生的心態。

　　對于一個憂樂關乎天下的詩人來說，相逢時的喜悅是短暫的。“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居定之后，詩人的報國壯志重新高漲，對大唐江山的憂患漸漸沖淡了相逢的喜悅。正值國難當頭，民不聊生之際，自己卻守著一方小家庭，詩人意識到自己的現狀無異于茍且偷生。曾經豪情滿志地立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鐵馬、烽火狼煙中淹沒，壯志未酬的苦悶使詩人的臉龐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連孩子也察覺父親的變化。“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看著父親日漸愁苦的臉，懂事的孩子知道父親又在操慮國事了，真擔心父親為了理想再度離家而去，于是，孩子們每日守護在父親左右，珍惜和父親在一起的每時每刻。此情此景，感人肺腑，令人牽腸。

　　“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詩人用今昔對比來寄托胸中苦悶，敘事中穿插寫景。“蕭蕭”北風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圍，也強化了“百慮”的深沉，其中一個“煎”字，給我們留下了一片廣闊的馳騁想象的天地。

　　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文人，當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無法解決時，內心開始變得極度焦灼不安，詩人需要尋求一個突破口來傾泄胸中郁結的情緒。千百年來，有多少失意文人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曹孟德胸懷統一大志，卻遲遲無法實現，于是唱出“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陶淵明抱酒守拙，恬淡自然地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李白更是用酒和詩譜寫了自己浪漫飄逸的一生……這里，杜甫也不約而同地發出感慨：“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詩人名在寫酒，實為說愁。它是詩人百般無奈下的憤激之辭，遲暮之年，壯志難伸，激憤難譴，“且用”二字將詩人的千萬般無奈與痛楚急于傾瀉的心情表達了出來，這正應了李太白的那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今人讀來亦不免扼腕嘆息。

　　三、第三首，敘述鄰里深情慰問及詩人致謝的情景。

　　“群雞正亂叫，客至雞斗爭”，由群雞的爭斗亂叫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時世的動蕩紛亂，同時，這樣的畫面也是鄉村特有的。正是雞叫聲招來了詩人出門驅趕群雞、迎接鄰里的舉動，“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起首四句，用語簡樸質實，將鄉村特有的景致描繪了出來，而這種質樸，與下文父老鄉鄰的真摯淳厚的情誼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問”有問候、慰問之義，同時在古代還有“饋贈”的進一步含義，于是又出現“手中各有攜，傾濁復清”兩句，鄉親們各自攜酒為贈，前來慶賀杜甫的生還，盡管這些酒清濁不一，但體現了父老鄉親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鄉親們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說明原因：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連年戰禍，甚至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被征上了前線，足見戰亂的危害，短短四句，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亂”的全貌，可見本詩的高度概括力。

　　最后四句，詩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父老鄉鄰的關懷慰問令詩人萬分感動，為表示自己的謝意，詩人即興作詩，以歌作答。“愧”字含義豐富，筆者認為，既有“慚愧”意，又有“感激”“感謝”意，而“慚愧”“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對淳樸誠實的父老鄉親，詩人深感時局危難，生活艱困，可自己又未能為國家為鄉親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又自感慚愧。

　　結局兩句將詩情推向極至，“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詩人長歌當哭，義憤填膺，悲愴感慨之情驟然高漲。此時此刻，“百慮”化作長歌詠嘆，這一聲長嘆多么地意味深長，有多少無奈和痛楚，詩人對國事家事的沉痛憂慮讓四座鄉鄰大受感染，產生共鳴，舉座皆是涕淚縱橫。也許聽者與歌者所悲感者不盡相同，但究其根源應皆由安史之亂引發的。詩人的情感思緒已不僅僅是個人的，它能代表千千萬萬黎民蒼生，愛國志士的心聲。杜甫的詩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經由“小我”升華為“大我”，法國詩人瓦萊里說：“僅僅對一個人有價值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這是文學的鐵的規律。”所以，“縱橫”之淚是感時局傷亂世之淚，是悲國破悼家亡之淚，在這一刻，組詩潛藏著的情感暗流終于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愴之情推倒了最高點，令千載之后的我們，讀來亦深受感動。

　　杜甫的《羌村三首》與“三吏”、“三別”等代表作一樣，具有高度的典型意義。雖然作品講述的只是詩人亂后回鄉的個人經歷，但詩中所寫的“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等親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鄰人滿墻頭，感嘆亦唏噓”的場面，絕不只是詩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經歷，它具有普遍意義。杜詩之所以千百年來都一直能令人讀后感到驚心動魄、攝人心弦，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對現實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自然主義者左拉提出：“要使真實的人物在真實的環境中活動。”這組詩真實地再現了唐代“安史之亂”后的部分社會現實：世亂飄蕩，兵革未息，兒童東征，妻離子散，具有濃烈的 “詩史”意味。“寧都遺民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紀事詩序》云：‘蓋自詩亡而春秋作，圣人以史續詩，至杜甫，詩多紀載當代事，論者稱曰‘詩史’，則又以詩補史之缺也。”

　　在藝術上，詩人熔敘事、抒情、寫景于一爐，結構嚴謹，語言質樸，運用今昔對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達了詩人崇高的愛國情懷，集中體現了杜甫沉郁頓挫的詩風。三章詩不僅在形式上綿連一體，而且很好地引導讀者進行聯想和想象，使得這組詩的意蘊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顯得豐富深厚。梵高的《農鞋》一畫僅從一雙農鞋上為觀者傳達了極為豐富的社會思想;白居易的《長恨歌》一詩僅從李隆基與楊玉環二人的愛情悲劇上展現了歷代王朝興衰的道理;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驗反映出安史之亂的嚴重危害，具有高度的概括的能力，是“偉大的天才與常人不同的特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杜甫不愧為一位偉大的詩人。

　　譯文

　　其一

　　西天布滿重巒疊嶂似的紅云，陽光透過云腳斜射在地面上。

　　經過千里跋涉到了家門，目睹蕭瑟的柴門和鳥雀的聒噪，好生蕭條啊！

　　妻子和孩子們沒想到我還活著，愣了好一會兒才喜極而泣。

　　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能夠活著回來，確實有些偶然。

　　鄰居聞訊而來，圍觀的人在矮墻后擠得滿滿的，無不感慨嘆息。

　　夜很深了，夫妻相對而坐，仿佛在夢中，不敢相信這都是真的。

　　其二

　　人到晚年了，還感覺是在茍且偷生，但又迫于無奈，終日郁郁寡歡。

　　嬌小孩兒不離開膝下，一會兒就害怕地看著我，步步退卻離開。

　　閑來繞數漫步，往昔追隨皇帝的情景出現在眼前，可事過境遷，只留下遺憾和嘆息。

　　一陣涼風吹來，更覺自己報國無門，百感交集，備受煎熬。

　　幸好知道已經秋收了，新釀的家酒雖未出糟，但已感到醇香美酒正從糟床汩汩滲出。

　　現在這些酒已足夠喝的了，姑且用它來麻醉一下自己吧。

　　其三

　　成群的雞正在亂叫，客人來時，雞又爭又斗。

　　把雞趕上了樹端，這才聽到有人在敲柴門。

　　四五位村中的年長者，來慰問我由遠地歸來。

　　手里都帶著禮物，從榼里往外倒酒，酒有的清，有的濁。

　　一再解釋說：“酒味之所以淡薄，是由于田地沒人去耕耘。

　　戰爭尚未停息，年輕人全都東征去了。”

　　請讓我為父老歌唱，在艱難的日子里，感謝父老攜酒慰問的深情。

　　吟唱完畢，我不禁仰天長嘆，在座的客人也都熱淚縱橫不絕，悲傷之至。

　　創作背景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爆發的“安史之亂”，不僅使一度空前繁榮的大唐王朝元氣大傷，更給天下百姓帶來難以言喻的深重苦難。次年，長安陷落。詩人杜甫與平民百姓一樣，不幸被戰爭的狂潮所吞噬，開始了輾轉流離的生活，親身體驗了戰禍的危害。

　　唐肅宗至德二載（757）五月，剛任左拾遺不久的杜甫因上書援救宰相房琯，觸怒唐肅宗，下獄查問。幸虧新任宰相張鎬營救，杜甫得以免罪并復職。但從此肅宗便很討厭他，兩個月后，便命他離開朝廷。閏八月，詩人離開鳳翔回鄜州羌村探望家小，這倒給詩人一個深入民間的機會。亂離中的詩人歷盡艱險，終于平安與家小相聚，此事令他感慨萬千，于是寫下了組詩《羌村三首》。

　　賞析

　　這三首詩蟬聯而下，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展現了杜甫回家省親時的生活片斷，構成了一組還家“三部曲”。

　　第一首寫剛到家時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真實描寫了亂離生還的意外驚喜。

　　前四句敘寫在夕陽西下時分抵達羌村的情況。迎接落日的是滿天崢嶸萬狀、重崖疊嶂似的赤云，這絢爛的景色，自會喚起“歸客”親切的記憶而為之激動。“日腳下平地”一句，既融入口語又頗有擬人化色彩，似乎太陽經過一天奔勞，也急于跨入地底休息。而此時詩人恰巧也結束漫長行程，到家了。“白頭拾遺徒步歸”，長途奔勞，早巴望著到家休息。開篇的寫景中融進了到家的興奮感覺。“柴門鳥雀噪”是具有特征性的鄉村黃昏景色，同時，這鳥兒喧賓奪主的聲浪，又反襯出那年月村落的蕭索荒蕪。寫景中隱隱流露出一種悲涼之感。“歸客千里至”一句，措語平實，卻極不尋常。其中寓有幾分如釋重負之感，又暗暗摻雜著“近鄉情更怯”的忐忑不安。

　　后八句寫初見家人、鄰里時悲喜交集之狀。這里沒有任何繁縟沉悶的敘述，而簡潔地用了三個畫面來再現。畫面一是與妻孥見面的情景。乍見時似該喜悅而不當驚怪。然而，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人命危淺，朝不保夕，親人忽然出現，真叫妻孥不敢信，不敢認，乃至發愣（“怪我在”），直到“驚定”，才“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喜達行在所三首》）。這兩句寫得極深刻生動，是一個絕妙的鏡頭。這反常的情態，曲折反映出那個非常時代的影子。寫見面畢，詩人從而感慨道：“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這兩句是上兩句的說明，下四句的引子。“偶然”二字含有極豐富的內容和無限的感慨。杜甫從陷叛軍之手到脫離叛軍亡歸，從觸怒肅宗到此次返家，風波險惡，現在竟得生還，的確是太偶然了。妻子之怪，真不足怪。言下大有“歸來始自憐”意，刻畫患難余生之人的心理極切。

　　畫面二是鄰里圍觀的情景。消息不脛而走，引來偌多鄰人。古時農村墻矮，所以鄰人能憑墻相望。這些鄰人，一方面是旁觀者，故只識趣地遠看，不忍攪擾這一家人既幸福而又頗心酸的時刻；另一方面他們又并非無動于衷地旁觀，而是人人都進入角色，“感嘆亦歔欷”，是對之羨慕，或為之心酸，或是勾起自家的傷痛，短短數語，富于人情味，又含蓄蘊藉。

　　畫面三是一家子夜闌秉燭對坐的情景。深夜了，最初的激動也該過去了，可杜甫一家還沉浸在興奮的余情之中。“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這個畫面即成為首章搖生姿的結尾。

　　第二首寫還家后心中仍然憂慮國事，煩悶不安卻又無可奈何的矛盾苦悶心情。

　　前八句寫無聊寡歡的情狀。杜甫這次奉旨回家，實際上無異于放逐。對于常人來說，“生還偶然遂”自是不幸中之大幸；而對于憂樂關乎天下的詩人，適成為幸運中之大不幸。居定之后，他即時就感到一種責任心的煎熬，覺得值此萬方多難之際守著個小家庭，無異于茍且偷生。可這一切又是迫不得已的。這樣一種缺乏歡趣的情態，連孩子也有所察覺：“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金圣嘆云：“早見此歸不是本意，于是繞膝慰留，畏爺復去。”對于“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的詩人，沒有比這個細節更能表現他的悒郁寡歡的了。

　　于是他回憶前一年六七月間納涼“池邊樹”的往事。那時他對在靈武即位的肅宗和自己立朝報國寄予很大希望，故而多少有些“歡趣”。誰知事隔一年，卻遭到如許失望，不禁憂從中來，百感交集，備受煎熬。敘事抒情中忽插入“蕭蕭北風勁”的寫景，又大大添加了一種悲涼凄苦的氣氛。

　　末四句寫到秋收已畢，雖然新酒未曾釀出，卻計日可待，似乎可感到它從糟床汩汩流出。“賴知”“已覺”均屬料想之詞。說酒是因愁，深切表現出詩人矛盾苦悶的心理——他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第三首寫鄰人來訪，共談世事，感嘆戰亂造成田園荒蕪，生活艱難。

　　前四句先安排了一個有趣的序曲：“客至”的當兒，庭院里發生著一場雞斗，群雞亂叫，于是主人把雞趕到它們棲息的庭樹上。養雞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異。《詩經》說“雞棲于塒”。漢樂府卻說“雞鳴高樹顛”，又似棲于樹。石聲漢《齊民要術今釋》謂“黃河流域養雞，到唐代還一直有讓它們棲息在樹上的，所以杜甫詩中還有‘驅雞上樹木’的句子”。杜甫《湖城東遇孟云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末云“庭樹雞鳴淚如線”，湖城在潼關附近，屬黃河流域，詩作于將曉時，而云“庭樹雞鳴”，尤足為證。驅雞上樹，等于趕雞回窩，自然就安靜下來。待到院內安靜下來時，這才聽見客人叩柴門的聲音。這開篇不但頗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時也表現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來的四五人全是父老，沒有稍為年輕的人，這為后文父老感傷的話張本。這些老人都攜酒而來，酒色清濁不一，各各表示著一家心意。在如此艱難歲月還這樣看重情禮，是難能可貴的，表現了淳厚的民風并未被戰爭完全泯滅。緊接四句以父老不經意的口吻道出時事：由斟酒謙稱“酒味薄”，從酒味薄的緣故說到生產的破壞，再引出“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時世之艱難，點明而不說盡，耐人尋思。

　　末了寫主人致答詞。父老們的盛意使他感奮，因而情不自禁地為之高歌以表謝忱。此外言“愧”，暗中照應“晚歲迫偷生”意。如果說全組詩的情緒在第二首中有些低落，此處則由父老致詞而重新高漲。所以他“請為父老歌”，一來表示感謝，二來寬解父老。但因為是強為歡顏，所以“歌”也就變成了“哭”，“歌罷”終不免仰天長嘆。所歌內容雖無具體敘寫，但從“艱難愧深情”句和歌所產生的“四座淚縱橫”的效果可知，其中當含有對父老的感激、對時事的憂慮、以及身世的感喟等等情感內容。不明寫，讓讀者從詩中氣氛、意境玩味，以聯想作補充，更能豐富詩的內涵。寫到歌哭結束，語至沉痛，令讀者三復斯言，掩卷而情不自已。

　　安史之亂給唐代人民帶來深重苦難。“兒童盡東征”“黍地無人耕”的現象，遍及整個北國農村，何止羌村而然。《羌村三首》就通過北國農村之一角，反映出當時社會現實與詩人系心國事的情懷，具有很高的典型意義。

　　這組詩，每章既能獨立成篇，卻又相互聯結，構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第一首寫初見家人，是組詩的總起，三首中惟此章以興法開篇。第二首敘還家后事，上承“妻孥”句；而說到“偷生”，又下啟“艱難愧深情”意。第三首寫鄰人的交往，上承“鄰人”句；寫斟酒，則承“如今足斟酌”意；最終歸結到憂國憂民、傷時念亂，又成為組詩的結穴。這樣的組詩，通常又謂之“連章體”。詩人從還家情事中抽選三個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段予以描繪。不但每章筆墨集中，以點概面，而且利用章與章的自然停頓，造成幕閉幕啟的效果，給讀者以發揮想象與聯想的空間，所以組詩篇幅不大而能含蓄深沉。

　　《羌村三首》以白描見長。雖然取材于一時見聞，而景實情真，略無夸飾。由于能抓住典型的生活情景與人物心理活動，詩句表現力強，大都耐人含咀。寫景如“柴門鳥雀噪”、“鄰人滿墻頭”及“群雞正亂叫”四句等，“摹寫村落田家，情事如見”（申涵光）。寫人如“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均窮極人物情態，后一聯竟被后世詩人詞客屢屢化用。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晏幾道“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陳師道“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等。又如“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寫幼子倚人情狀，栩栩如生。恰如前人評贊：“一字一句，鏤出肺腸，才人莫知措手；而婉轉周至，躍然目前，又若尋常人所欲道者。”（見《杜詩鏡銓》引王慎中語）這種“若尋常人所欲道”而終使“才人莫知措手”的描寫，充分體現作者白描之功力。總之，由于這組詩語言平易，詩意凝煉，音韻諧調，抒情氣氛濃郁，在杜詩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簡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少陵。生于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天寶（唐玄宗年號，742—756）中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開始，他流亡顛沛，為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后棄官西行，入蜀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拾遺、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州二年，出三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譽為“詩史”；其人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被奉為“詩圣”。他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他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杜甫是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并稱“李杜”。存詩1400多首，有《杜工部集》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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