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地域書寫與種族代言

　　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講述的是“中國最后的狩獵部落”鄂溫克人近百年來的生存狀況和當下困境，小說在地域書寫上展示出特有的藝術魅力。

　　一

　　在今天，以人類學為知識背景的地域性文化形態(tài)的書寫，漸漸成為中國文壇的一種突出現象：張承志癡迷于伊斯蘭文化思考與探索的心靈史、阿來描繪著世界屋脊上藏民族文化的奇幻、紅柯叼著新疆的磨合煙躍馬天山成為“西去的騎手”、張煒奮力拖著“古船”“游走在半島地區(qū)有幾十年”、賈平凹孜孜不倦地站在黃土高坡上吼著“秦腔”，遲子建則耐心地在白雪籠罩的白夜念叨著北極村的馴鹿。這些都成為近年來純文學閱讀界熱切關注的對象。

　　人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符號，對人的生活形態(tài)的描寫，必須要揭示其被一種特定文化所影響和被制約的文化內涵。文學是人學，是描寫人的生存狀態(tài)、精神活動形態(tài)以及各種欲望的藝術文本，這就要求作家必須切實地掌握特定對象的社會構成與人生狀態(tài)。于此，特定自然環(huán)境中的人物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來的地域性語言形態(tài)(方言方音)、人際關系和人與自然交往的各種禮儀、習俗、傳統(tǒng)等，必然地成為作家努力展示的對象，作品中的事件、組織和活動等情節(jié)設置，也必然是這種特定文化的內在動力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有深度、能夠保持長久生命力的作品，在描寫獨特人生形態(tài)的同時，還必須揭示出一個地域成員認同和踐行的族群價值與信念，揭示出這個地域群體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表現。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就有了一個審視遲子建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切入點。

　　《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的標題，就昭示著鮮明的地域性，因為河流左岸就是俄羅斯。我認為這個標題具有三重含義：國家意識、鄂溫克民族的種族意識、地域性。首先，“岸”是國界，在小說中，作者使用了鄂溫克民族的遷徙歷史和清代以來被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驅趕至“右岸”等事件，借用鄂溫克人對往昔家園的回眸，表現了一種國家意識，即作品人物所說：“河流的左岸曾經是我們的領地，那里是我們的故鄉(xiāng)，我們曾是那里的主人”;其次，標題強調了鄂溫克民族的生存環(huán)境以及由這種環(huán)境制約而形成的種族意識;第三，凸顯了“中國北極”的“奇妙”景觀。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我出生在黑龍江畔的北極村，這是中國最北的小村子，界河那邊就是蘇聯(lián)了。小時候住在姥姥家里，每天早晨起來，看到太陽從蘇聯(lián)那邊升起，常常有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

　　這種童年記憶已經積淀為一種潛意識，常常成為制約作家寫作思維的一股暗流。她說得很直接：“我的故鄉(xiāng)有廣袤的原野和森林，每年有多半的時間是在寒冷中生活。大雪、爐火、雪爬犁、木刻楞房屋、菜園、晚霞……這都是我童年時最熟悉的事物，我憶起它們時總有一種親切感，而它們最后也經常地出現在我的作品當中�！币簿褪钦f，生在同樣的地域環(huán)境中，同樣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觀對人的思維方式的模塑，同樣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價值評判傾向，讓遲子建可以比較順利地進入鄂溫克人的生存語境。于是，作家在小說中，在一定程度上描寫了對象的心理意識和價值取向，尤其是世界的認知方式，如鄂溫克人把“日出的方向”稱東，“日落的方向”稱西，“中午太陽的方向”稱南，“太陽到不了的方向”稱北;鄂溫克人主要靠太陽和星星來計時;白天按“天剛亮”、“太陽出來”、“太陽到西南”、“太陽要落了”等來計時;冬天夜里主要觀測星星而將夜分成三段時間：“三星出來”、“三星偏西”、“三星要落”;狩獵地區(qū)的鄂倫春人，把太陽正南時叫“找狍子的時間”，太陽剛出時叫“打犴鹿的時間”，太陽偏西南叫“吃飯的時間”等。

　　1980年代初成名的鄂溫克族小說家烏熱爾圖，這樣述說過他們的歷史：“大約在300多年前，一支趕著馴鹿群的鄂溫克人出現在額爾古納河畔。他們告別西伯利亞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輾轉遷徙，落腳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林地。應該說，這里是其祖先生活的故地。他們離開勒拿河上游的原因，主要是受到雅庫特族群和哥薩克人的擠壓，當然也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狩獵場，在一個理想的生存條件下繁衍后代。這部分使用馴鹿的鄂溫克人，在額爾古納河兩岸徘徊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與左岸俄羅斯商人建立了以貨易貨的貿易關系，接受了俄羅斯文化的一些影響，例如以俄羅斯人的名字為自己的后代命名，婚喪之俗也按照俄羅斯人的方式進行等等，但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森林為自己部落的永久生存之地。使鹿鄂溫克人在這三萬多平方公里的林地中游獵、飼養(yǎng)馴鹿，不僅融入了這片大森林并成為自然生物鏈中生態(tài)平衡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成為森林的主人�！�

　　作者化身為一個鄂倫春老婦，以“最后一個鄂溫克酋長的女人”的敘述角度，講述著近百年來在各種外力影響制約和滌蕩下，鄂溫克人的生存形態(tài)和文化變異歷程：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開始被解構了，鄂溫克人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讓山外的各種信息傳遞進來：俄國商人、日本商人、日軍占領下的集訓民眾、伊萬參加共產黨、大饑餓時期三個人進山偷鹿等，時代風云就這樣自然而然地得到展示。而多元異質文化間的差異與沖突，也通過商業(yè)活動、強敵入侵、國家化進程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示。文化深層因素之間的斷層、多元文化沖突的破壞性效應導致生活混亂和價值扭曲的文化病態(tài)，也在小說中得到了一定的表現，從而以鄂溫克民族的生存窘況繪寫，表達“全球一體化是以弱勢群體的消失為代價的”等思考。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作為回憶的主體和故事的講述者，這幾層關系的重合決定了“我”的敘事視角的多重功用，使小說從眾多方面，較好地展現了這個特殊種族生存形態(tài)。

　　二

　　當今社會，已經不再是文學的時代。作家蘇童開玩笑說：“純文學的讀者是一個零一個零地在減少。”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看到，社會大眾的閱讀熱情依然強盛，“讀者閱讀排行榜”、“作家富豪榜”上赫然在列的郭敬明、南派三叔、鄭淵潔，分別以2450萬元、1580萬元、1200萬元的年度版稅收入，榮登第六屆(2011)中國作家富豪榜前三甲，這證明著目前社會大眾強烈的閱讀熱情依然旺盛。金庸在“2010第五屆中國作家富豪榜”上現身，2011年又以220萬版稅的戰(zhàn)績榮登“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19位。川籍作家何馬憑借《藏地密碼》2008年上榜，2011年再次憑借《藏地密碼神圣大結局》爆發(fā)，以260萬元榮登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15位。我們對比這種大眾閱讀現象，主要是想說明在以休閑為主要傾向的大眾閱讀環(huán)境中，以探索和思考人生存在與生命意義的純文學，要獲得自己的存在價值，就必須以盡可能真實的人生形態(tài)書寫尤其是對帶有普世性的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去引發(fā)讀者的共鳴。同時，對一種“陌生性”人生形態(tài)的展示，往往構成“原創(chuàng)性”故事本身，對自然生命力的張揚和對人的生命欲望的抒發(fā)，已經成為一批聰明的作家極力營造的要素。

　　必須看到的是，遲子建選擇的生活真實，是一個呈現著人類原初生活形態(tài)、特色鮮明的族群文化正在逐漸消失的種族人生。這首先就以奇異人生形態(tài)展示，激發(fā)著人們的閱讀和思考興趣。事實上，近年來，許多媒體報道了鄂溫克人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政府為他們享受現代文明成果而安排他們下山定居的事情，這些都曾引起過中外民眾普遍的關注。如“中國最后的狩獵部落走出大山實現定居”等新聞，曾經引起公眾廣泛的注意，繼后關于又有人返回深山的報道，更是激發(fā)了社會大眾的高度興趣。一些媒體透露，馴鹿下山圈養(yǎng)的失敗和老一輩人對新生活的不適應，造成了獵民一批批的回歸，這些更是引發(fā)了公眾對這個民族未來發(fā)展的思考。高度發(fā)達而種類多樣的現代傳媒，對鄂溫克人生存狀態(tài)所作的多方面報道，已經為遲子建的小說進入大眾閱讀視野，做了前期宣傳廣告鋪墊。作者在故事類型的選擇上，已經獲得了大眾閱讀的審美期待效應。

　　鄂溫克族曾游獵于西伯利亞地區(qū)，最早生活在外貝加爾湖沿岸和勒拿河流域，19世紀中葉為躲避戰(zhàn)爭，遷到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大興安嶺地區(qū)，曾經先后被稱呼為“索倫人”、 “通古斯人”、“雅庫特人”�，F仍有100多名鄂溫克獵民在密林深處堅守著自己的固有文化，成為文化的活化石。還有媒體所報道的鄂溫克畫家柳芭的命運，寫她如何帶著才華走出森林，最終又滿心疲憊地辭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遲子建作品中的鄂溫克族的第一個大學生依蓮娜，幾乎就是依照現實中真實人物柳芭的生活命運而塑造的(遲子建為創(chuàng)作小說，曾專程探望過柳芭的母親進行素材收集)。小說中講故事的女酋長，現實生活的原型就是鄂溫克族老人瑪麗亞·索。而鄂溫克青年大拉非以不出操、不給日本人干活的具體行動來反抗侵略者的欺壓，結果被日本兵用棍棒和皮鞭打得奄奄一息等真實事件，以及瑪利亞·索的丈夫拉吉米·何的抗日壯舉，也被作家化融于小說的伊萬這個鄂溫克族共產黨員形象之中。鄂溫克人在1771年從俄羅斯伏爾加河草原“東歸”回到大興安嶺自己祖籍地的悲壯歷史，早已被電影《東歸英雄傳》和電視劇《東歸英雄》所敘述，這些又都融會在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梢哉f，正是大量真實歷史事件的植入，以及所挾帶著的巨大信息量，使小說具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

　　鄂溫克部落的民族精神，概括起來就是人與自然在生存搏擊中和諧相處的精神，這又表現在他們崇奉的薩滿教信仰中。宗教的理想，影響著鄂溫克人歷史的發(fā)展和社會制度的形成以及運行態(tài)勢。薩滿教對萬物皆有靈的多神崇拜，正是基于脆弱的生存環(huán)境更需要生態(tài)保護的種族千百年的生存經驗。小說描寫帶有濃郁原初形態(tài)的鄂溫克人，隨著馴鹿追逐喜歡的食物而搬遷、游獵，其生產與生活形態(tài)、風俗習慣、社會組織方式等，都是在密林深處經歷了漫長時間的實踐而形成的。例如吃熊肉時學烏鴉叫、風葬熊骨、對天鵝和鷹的圖騰崇拜、尤其是薩滿儀式的場面描寫、以及童年時“我”隨著父親獵取“堪達犴”一段描寫等，都很好地凸顯了“住在大山林中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形態(tài)。

　　小說中極力展示密林深處的人生形態(tài)如“樺皮簍里的東西”“狍皮襪子、花手帕、小酒壺、鹿骨項鏈和鹿鈴”，又如大量使用鄂溫克語詞，即烏麥(小孩的靈魂)、瑪魯(神)、伊蘭(光線)、烏特(兒子)等，尤其是借助一個鄂溫克老婦的漫長人生經歷，以第一人稱講述的方式，乃至于使用偽滿的“康德”年號來紀年等，都是基于營造一種生活真實感的努力。當然，鄂溫克人生存環(huán)境的冬之白雪與夏之白夜，也是作為“極地之女”的遲子建曾經最為熟悉的地域人生記憶，因而她筆下的這些景物呈現出攝人心魄的無比魅力。作者聲稱自己“熟悉那片山林，也了解鄂溫克與鄂倫春人的生活習性”。她先前出版的如小說集《北極村童話》、《白雪的墓園》、《向著白夜旅行》等，正是以白雪、白夜、北極村等奇異畫面的展示而引人注目。這些，都決定著作者對鄂溫克人生存狀態(tài)和地域環(huán)境的講述，具有一定的真實感。例如小說中這樣的描寫語言：“太陽每天早晨都是紅著臉出來，晚上黃著臉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熾熱的陽光把河水給舔瘦了，向陽山坡的草也被曬得彎了腰了”等，就具有最形象的“原始思維”特點。

　　在遲子建小說中，我們也看到一個弱勢民族當下面臨的窘境。鄂溫克本意是“住在大山林里的人們”，既然離開“大山林”下山定居，他們固有的生產方式與生活形態(tài)將不復存在，在新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中開始的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將會改變他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這就必然導致其種族文化的斷裂�！笆褂民Z鹿的鄂溫克人”也就成為一種歷史的記憶、乃至于一個故事傳說。小說展示了這樣一種悖論：一方面，我們是發(fā)自內心地真誠幫助他們盡可能地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們的好意又讓他們舉手投足間都感到諸多不適。如“我”堅決拒絕下山，女畫家依蓮娜回歸森林等。這讓我們想起莊子曾經講述過的“渾沌開竅”故事：南海神“倏”，北海神“忽”，想報答渾沌的恩情，見渾沌沒有眼耳口鼻七竅，不能享受看聽吃聞等樂趣，于是就滿懷好意地為他開鑿眼耳口鼻七竅，每天鑿一竅。七天后，七竅出，而渾沌則死了。我們出于善意去改變某種自然淳樸的狀態(tài)，結果也許往往適得其反。

　　有人類學家認為：鄂溫克“自身傳承的傳統(tǒng)生產方式與外界提供的現代生活方式之間的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因為他們離不開馴鹿，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習慣都依托于馴鹿業(yè)”。確實，鄂溫克人新定居點的馴鹿圈養(yǎng)實驗遇到了難題，馴鹿喜歡吃一種叫“恩靠”的地衣，而新定居點沒有這種大山密林深處的苔蘚、石蕊。

　　三

　　遲子建其實只是一個代言人，她是在替鄂溫克人講述一個故事，并且努力地進入鄂溫克人的精神語境。作為文化型小說的創(chuàng)作，作家對一個地域以及種族文化符號的破譯和對其文化行為的深層描寫，必然涉及哲學、宗教、神話、心理學、語言學、民俗學等多方面的內容。這對作家的知識構成、價值認同和情感傾向，都有著很高的要求。作家的闡釋，本來就是一種介于讀者與被表現對象之間的“傳達”和“溝通”，作為一語)，也就是說，作者必須盡最大可能地站在鄂溫克人的立場上，用他們的價值評判標準，去闡釋那個奇異的世界。作家的個人經歷、既定觀念和想象性因素，在闡釋鄂溫克人的生存形態(tài)尤其是心理活動時，還是發(fā)生了一定的偏差。作者作為一個“代言人”，畢竟沒有“從小看到的房屋就是像傘一樣的希楞柱”的童年記憶，更沒有在鄂溫克人特有的狹小“希楞柱”、“撮羅子”房子中，聽過“夾雜著父親的喘息和母親的呢喃”的“風聲”，也缺乏一年中遷徙二十余次的搬家體驗。相較于鄂溫克作家烏熱爾圖的密林生存搏擊長達10年之久經歷，以及18歲時參與獵熊行動的種族人生體驗等，遲子建的代言還是顯得有些“隔膜”。例如有關“我”與巖畫的幾段描寫，就顯得有些勉強。她畢竟不是講述自己的故事，而只是一個“代言人”的角色扮演，在小說中，作者常常不小心地偏離作品人物的語言個性軌跡，如：“我是個不擅長說故事的女人，但在這個時刻，聽著‘刷刷’的雨聲，看著跳動的火光，我特別想跟誰說說話”;“那衣服的顏色也舊了，尤其是粉色，它比藍色還不禁老，烏突突的，根本看不出它原來的鮮潤和明媚的氣象了”;“這些都是已故人留下的物件”;“這出悲劇，是以喜劇的形式開場的”等，都使用了屬于非口語化的漢民族文言雅詞。

　　“代言人”與種族自我言說的差異，我們可以對比鄂溫克作家烏熱爾圖。他曾經說過：“我在小說《七岔犄角的公鹿》中表露的對自然界中自由生靈的欽佩、敬畏、懺悔的姿態(tài);在小說《琥珀色的篝火》中袒露的鄂溫克民族與人為善的誠意;在《雪天里的樺樹林》和《叢林幽幽》中表現的對母體的敬畏，這些情感都屬于鄂溫克民族�！彼�最熟悉的風景是“那數十條湍急的河流，經大興安北麓廣闊的原始森林，匯入遠去的額爾古納河，鄂溫克獵人在此飼養(yǎng)近千只馴鹿，在方圓千余里的范圍內自由自在地游牧，與大興安嶺的群峰峻嶺融為一體”。正是源自于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作家塑造的藝術意象，必然引發(fā)讀者的強烈共鳴，如這樣的藝術意象：“它長著七叉犄角，是一頭老鹿。它就從那片林子里走出來……它一邊叫，一邊登上那個山崖。太陽就從它的身后升起”(《老人和鹿》)。作家李陀曾經產生過這樣的閱讀感受：

　　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讀《七岔犄角的公鹿》時給我的強烈印象：那在沒有霧也沒有風的寧靜中沉睡的白雪皚皚的大興安嶺森林，那在狼群包圍中進行驚心動魄的生死搏斗的生著七岔犄角的公鹿，那摟著槍蜷縮在熊皮被里夢見藍色的湖水和白色天鵝的鄂溫克少年……大約是你的小說喚醒了一直在我潛意識中沉睡著的對森林和雪、對鹿和熊、對槍、對火堆旁的神話和歌謠的那種古老悠久的感情。

　　小說展示的視野是百年歷史風云，而直接切入的則是國家2003年對鄂溫克民族實施的扶貧性“整體生態(tài)移民”事件。此前曾經出現過的1957年建奇乾民族鄉(xiāng)、1965年建敖魯古雅民族鄉(xiāng)等兩個階段對這個民族生存狀態(tài)的影響，小說并未給予應有的揭示。半個世紀以來，主流文化的巨大迫力牽引，尤其是現代文明對年輕一代的誘惑力給鄂溫克人帶來了一系列變化，如從原來單純的獵人，到出現干部、公職人員和學生等層次的族群分化等，作者未能進行應有的展現，從而在生活的縱深揭示方面留下遺憾;就生活的真實而言，小說中“我”的生活原型瑪麗亞·索，堅持留在深山必然會和兒女們產生觀念沖突，又如1950年代下山成為國家公職人員的根河市人大代表巴拉杰依·何，其活到103歲的母親妞拉·何是鄂溫克最后一位薩滿，女兒是鄂溫克第一個大學生柳芭，兒子維佳為鄉(xiāng)政府工作人員，他們的“下山”進入現代文明以及最后回歸大山密林的經歷，必然有著極為復雜的心靈陣痛。這些，本應該成為小說“代言”的重要內容。

　　還有，鄂溫克民族所受到的俄羅斯文化的影響，也被作者有意無意地忽略。有研究成果指出：“截止到新中國建立之初，在額爾古納河右岸地區(qū)2470戶12350人中，俄羅斯僑民有1825戶9799人，占當時該地區(qū)總戶數的近74%，總人口的79%多”，“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在額爾古納河右岸地區(qū)，俄羅斯僑民無疑是強勢族群，進而俄羅斯文化在這個地區(qū)也是強勢文化。這不僅因為占人口多數的俄僑承載著俄羅斯文化，也因為中俄混血人，甚至一部分漢族人也承載著俄羅斯文化。馴鹿鄂溫克人生活在俄羅斯文化的強大包圍之中，俄羅斯文化對其固有文化的影響在所難免�！鄙�，在近百年來的歷史中，鄂溫克人到東正教堂接受洗禮、采用俄式命名(如瑪麗亞·索)、女性著裝的俄式方巾和連衣裙，以及食物中的俄式面包“列巴”等俄羅斯文化影響，已經成為鄂溫克人精神活動的重要內容，小說也未能給予應有的表現。

　　概言之，遲子建在鄂溫克人近百年來的生存狀況和當下困境的地域書寫上，展示出特有的藝術魅力，卻在“代言”鄂溫克人的精神活動方面，留下些許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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