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母愛形象”之探

時間：2024-10-23 11:59:35 冰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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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母愛形象”之探

　　引導語：世紀老人冰心，用智慧凝結而成的以“愛”為主旨的生命與文學文本已經潤澤了好幾代中國讀者的心靈，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一些冰心的“母愛形象”相關信息，我們一起閱讀了解吧。

冰心“母愛形象”之探

　　冰心是文學的奇跡

　　1999年2月18日，冰心，這位被喻為文壇祖母，世紀燭光的近百歲老人，溘然離世。然而她用智慧凝結而成的以“愛”為主旨的生命與文學文本已經潤澤了好幾代中國讀者的心靈。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世界上，只要還有她的讀者，這種作用就將持續下去。對于冰心來說，愛就是她生命的信念，就是她文學事業的靈魂。愛意味著對邪惡的驅除，對苦難的修復;愛指引著理想和光明，帶給人們生活的勇氣和信心，人類因此而獲得和諧與安寧。“有了愛便有了一切!”1冰心充滿愛心的文學人生，在中國文學史上，本身即是個奇跡。她不僅是創作年齡最長的女作家，而且是在現代新文學文體寫作上，因問題小說、哲理小詩、現代美文而占有一席開山之功的惟一女作家。而更為重要與殊為不易的是，冰心以她80余年為文與做人一體的成就，在多災多難，大悲大喜的中國20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在層出不窮、錯綜復雜的意識形態矛盾中，在紛紛攘攘、轉瞬即逝的文學現象中，成為一個既不流俗更不為流俗淹沒的聲音。她成為中國作家在本世紀的中國現狀中可以這樣高尚與高貴地生活的一種象征。這個象征一方面通過作家冰心的做人昭示著文學本身的理想，一方面通過冰心的作家生涯昭示著生活本身的意義。很少有人能夠達到冰心這樣做人為文的境界，無論是男性女性、年輕的和年老的、保守的和先鋒的，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力量與思想的資源而欣然接受她。這是冰心這個文本的魅力，這是文本的奇跡。這個文本雖然不曾驚天動地，但卻肯定是深厚持久地影響著人心，同時亦為人心所期待。因此，探究冰心做人為文這樣一個在人心目中趨向至善至美的綜合性文本的成因，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以母愛為特征的冰心之愛

　　冰心的一生擁有的愛最為豐富完整，一生付出的愛也同樣廣博深厚。她出生在一個進步幸福的家庭，自小就獲得父母、長輩的慈愛，兄弟們的親愛;在學校里享受著深摯的師愛、友愛;成家以后更得有綿長的夫愛，以及兒女、子孫的尊愛;解放后，黨和國家給了她周致的關愛;數以萬計的讀者仰慕、愛戴著她。在這樣一個愛的環境里，她愛花愛草、星光和大海;愛小動物以及世上一切生靈;愛祖國和人民，愛世界與和平。她的文學是贊美愛宣揚愛的文學;她的一生，是傾其所愛予她四海之內皆兒女兄弟的理想的一生。她不僅用語言，而且用行動把真、善、美的大愛奉獻給文學的世界與人的世界。

　　“造物主，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極樂的應許/我要至誠地求著：我在母親的懷里，母親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在這首小詩里，童真、母愛、自然之愛與神愛交織在一起，精煉地點出了冰心“愛心文學”的主旨。“背上光明的十字架，不寫‘血與淚’而歌詠‘愛與美’”;“母親啊!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擋天空下的遮蔽?”(《往事之五》)冰心說：人類以及一切生物的愛的起點，是母親的愛。歸根溯源，可以說母愛是冰心愛心哲學的根基和出發點。一切對社會人生的鄙棄、失望和煩悶，都將因母愛而消失，為母愛而消除。“有了母愛，世上便隨處種下了愛的種子”，“萬物的母親互相愛著，萬物的子女彼此愛著”，這樣“宇宙間的愛力”“便流轉運行了”(《悟》)。

　　在冰心的語言文學文本中，愛的哲學理念固然無不落實到具有“母愛”本質特征的文學形象上，但她又絕不僅僅是生物之愛。在冰心的“母愛”的意象里，涵義豐富。“母愛”，你可以把她想象為祖國、民族和人民;想象為宇宙、自然、天地之精魂;想象為上帝之慈愛、人神之恩光。她意味著修復與整合，修養與生息，和諧與安寧。惟其母愛，人世間的親情、愛情、友情、人情，才有了最切實的根基;惟是母愛，世間諸情才具有不息之源。母愛構成了她人生觀、世界觀的基本底色，使她的愛從具體的、個別的延伸及對宇宙自然、萬事萬物的博大的愛。反之，冰心那無所不至的愛意，因有了“母愛”這個愛的最本質特征與最直感形式，才使她的愛從施者與受者兩方面、從自然規律與社會意識兩方面都獲得了產生必要與共識基礎。正是這種愛，使冰心生命與她的文學生命共獲得了她特具的價值和意義——對其“母愛”哲學的回應構成了她的文學形象、她在文學中的形象——同時也構成了她的文學奇跡。

　　由此，我們還可以提到另一個事實，那就是人所共識的冰心之所以擁有一個標志著高貴與高尚的作家生活，確實是因為她的愛心。愛祖國，愛人世，愛兒童，愛災難深重的祖國。但當我們這樣說著“愛”的抽象概念里時，我們不應該回避對“愛”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心理現象的認識。現世的愛不僅不是永恒的，而且是十分脆弱的、多變的。在這樣的基礎上來說愛，常常便會流于空洞與無力。因此，如果落實到具體的愛之屬性上來說，研究者們早已共識了的“母愛”，應該就是冰心之愛較之于其他之愛——男女之愛、親朋之愛、階層之愛、黨派之愛——更具有穩定性的因素。但是，僅僅指出她的“母愛”性質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母愛”區別于其他愛之后，她強調的是生物最一般的規律。什么是構成冰心這一個母愛的“特殊性”呢?換而言之，如果我們不能探究冰心文本之愛的性質來源，那么我們實際不能避免對冰心文本本質認識的模糊性與空泛性。

　　母愛形象的“政治資源”

　　“我是生活美滿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然而即你的經驗，你所謂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證明人類是不愛的!”“談別的你或不懂，而童年母愛的經驗，你的卻和我一樣。”“自私自利的制度階級，已在人類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種種，均由不愛而來。”——《悟》

　　冰心是“五四”時期，挾新文學書寫風氣之盛，以女性這樣一個一直在歷史上處于弱勢書寫地位的性別面諸于世的。如果把冰心這樣一個個體置放在“五四”男女青年知識分子寫作中來看，冰心無疑具有新文化的立場與思想傾向，在文學中體現出來共有的特征之一，那就是“以母親的名義書寫無名的自己”2。本來寫母親的文本并非不尋常，不尋常的是，這時的母親形象是被當做父權宗法統治形象的對立面出現的。綠綺曾經這樣說：“在中國萬惡的大家庭里，誰不感著痛苦，但我母親感著的痛苦更大。”母親的世界是如此溫情、慈愛、任勞任怨、充滿生機，但卻歷來無名無價值。榮宗耀祖的不是她們，制造人類歷史與財富的同樣沒有她們。“五四”時期，家庭中年輕成員對封建權力產生的一切舊事物的決絕姿態，首先表現在對“天地君臣父子”秩序——父權制秩序的反叛與顛覆上。反映在文學書寫上，就是“母愛”文本大量涌現，形成了文學兒女們聯手抬出“母親”形象的文本景觀。這無疑是年輕人對父權之封建禮法、專制權威統治造成“祖國——母親”苦難的不滿，也是對自身所處體制現狀的不滿。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這也許也是年輕一代反父權專制的一個策略，他們由此獲得了反叛父權傳統最充足的理由與力量。這些因素綜合地體現在文學表現中，“祖國——母親”相對于父權的歷史體制與現實腐敗便成為兒女們深情褒贊、懷念、渴望、理想的對象，譬如以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親》為代表的各種或象征或寫實的“我的母親”之文本。“母親”作為父權的對立面，冰心的文學母愛主題無疑因順應了“五四”主潮獲得了其堅實的政治資源。冰心的切身情感體驗與政治內涵的契合，使冰心的愛心文學較之以往的母愛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然性，從而更具社會震撼性與精神感召力。

　　而另一方面，在冷酷的父子血統同一與斗爭的“國\家”歷史系統之中，“母愛”常常作為“父子之爭”中二者永在的維系紐帶，而具有了她特殊的中介角色、地位與作用。她是“父子”這對矛盾中互相聯系、相互轉化的一面，是矛盾中積極否定的一面。換而言之，處在“國\家”歷史、政治、體制的糾纏爭奪之外的母親——大地之母，似乎也成為人類情感的最后棲息地。她保留著人類源初與天地萬物、宇宙自然生生和諧的寬廣深沉之“愛”。在反叛權威、顛覆秩序的一片混亂狼藉之后，人類必定走向重整，渴望再生。“母愛”在這個層面意義上不僅是人類重獲生命與情感，和諧與安寧的母體，而且對其具有彌合、療救的功能。

　　冰心把具象的“母愛”上升到一個理念的高度，這個理念又反過來照耀著、充斥著冰心文學的每一個文本每一個具象的表現中。冰心無疑是這一特定時期“母愛”理念的最突出的代言人。一發表就獲得強烈社會反響的《超人》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在這部小說中，主人公何彬是現實——父權體制下——所造就的人物。這個人物冷漠、頹喪，毫無生機與生趣，是一個一望而知的病態青年;作為這種情狀的對立面，則是由夢幻中母親所構成的具有豐富情感、生機盎然的虛擬\理想中的世界，是她提供了她這個在現實中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兒子，在夢幻中回到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人里面去的精神之源。何彬在“現實\父權”世界里與他在“夢幻\母愛”世界里判若兩人的表現，他在前者的現實世界中所表現出的清醒的、有意識的人性淪喪與他在后者的夢幻世界中所表現出來的朦朧的、天然的人性復蘇，構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顯然冰心在這里把“母愛”有意識地置放在與現實抗衡并能改變現實的力量位置上。正因為主人公何彬心中還有“母愛”的一息尚存，精神領域中還有“母愛”對他的召喚與感染，僵尸般的他才有被拯救、被復活的希望與機會。冰心用圣經啟示般的語言，借人物告訴人們“母親與母親是好朋友，母親的兒子們也是朋友，互相牽連而非遺棄”(《超人》)。我們注意到的是，正因為冰心的“母愛”在“五四”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不僅是她個人的人生哲學，同時還蘊含著鮮明政治立場與理念，因之在冰心大肆宣“愛”的文學文本中，“母愛形象”不僅僅是直接以母親的表象形象出現的。冰心將她母愛理念貫徹到她筆下的人物身上，常常象征著對現實的拯救與黑暗之中的光明，因之凡被她作為與父權制社會現實的對比或對抗力量出現的人物，一般都顯明地具有了她這種“母愛”的特征。在冰心的筆下，體現這種“母愛形象”精神精髓的人物形象，可能是母親，也有可能是妻子、朋友、兄弟姐妹、甚至父親。在《兩個家庭》和《第一次宴會》里，妻子就是冰心這種“母愛形象”的表現者。她們既是母親化的妻子，又是現實中的或將來的母親，她們同樣具有母愛舒撫人心，為冰冷的現實帶來“光與愛”的特征。在《兩個家庭》中，作為父權統治象征的社會現實冷酷無情，人性的溫暖只能來自家庭，而家庭的溫馨和諧離不開妻子母親的賢能與愛心。陳華良的頹廢終致不幸正源自他在社會現實空間的碰壁不能在家庭生活空間里得到來自妻子的“母愛”撫慰與鼓勵。三哥的幸福主要因為他擁有一個賢淑的妻亞茜，在這個家庭里，不僅沒有夫綱妻目的封建性別差異，兩性之間平等互愛，“紅袖添香共譯書”，而且母愛統率并滋潤著這個家庭在艱難時世中生存與生活的勇氣與力量。這正是冰心對傳統理想家庭的現代理想之演繹。冰心把“五四”時代啟蒙話語的一個層面與自己的救世之理念，在她的文學文本中十分理想化地結合在一起，表達了她的理想與追求。

　　《第一次宴會》里溫甜的瑛，在對母親之愛心的深切懷念中，用自己靈巧的雙手將一個亂糟糟的屋子整理得溫馨可人，增添了丈夫的自豪和愛意，現代新東方女性的塑造和現代家庭模式的構筑，是冰心“愛心”之“光明理想”的落實。冰心以自己的一生境遇與體驗證實了它的可行性，她一生的美滿幸福是有目共睹的。這是冰心生命文本與文學文本交融共生的一個方面，也是冰心這個綜合性文本魅力永存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在《別后》中，我們看到了以朋友身份出現的宜姑其實也是個具有這種母愛特征的形象。宜姑雖然是永明家中的二小姐，但集精明能干溫柔敦厚于一身，家中上下安排得周致完滿，令“他”這個生活在無愛的環境中的孩子流連忘返，甚至把自己麻木了的姐姐幻想為宜姑一樣穿紫衣的姊姊。宜姑就是“愛”的化身。在《海上》一篇中，“母愛”的形象甚至貫注到父親身上。“呀!父親來了……”“他斥責中含有慈愛的言詞，也和母親催眠的歌一樣的溫馨”。

　　而孩子，則常常會是冰心之“母愛”最喜寄托于上的人物形象了。這些孩子因其具有冰心“母愛”的理念特征，而使他們同一地具有母親式的情懷，具有小母親式的形象，在黑暗冷酷無情的現實生活中，展露出一縷人性尚存的“光和愛”，這就是常常被人解讀為冰心筆下的孩子具有“真、善、美”或者“純潔、天真”的那一部分內容。與其說冰心在表現所謂孩子們的“童真”，莫如說冰心其實是在她的孩子人物身上表現自己包涵著鮮明政治理想的“母愛”理念。她的“孩子人物”以“童真”的形式，卻如母親般成熟地給予人們生存的“理想和信心”。譬如在《斯人獨憔悴》中，父權統治的家與兒子們之間的矛盾，靠的是一個小母親的角色“穎貞”來調和的。顯然，作為女兒的穎貞是站在做為兒子的兄弟們一邊的，作為“父權”之對立面同時又具有調和之功能。她體貼暴戾的父親，愛護弱小的兄弟，周旋于父子之爭中，給父親照顧、給兄弟理解，用慈愛感化處于極端著的他們，起著生活中實際上只有母親角色才能起到的作用。在《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對素昧平生的鄉下小姑娘翠兒同情與關愛，也是建立在一種“母愛”式的情懷上，似乎只有這種愛才能沖破階級、社會、層次、城鄉之間的對立與差別，使前者心心念念牽掛后者的生存境遇。也是這種“母愛”，才能賦予在《世上有的是快樂與光明》中兩個在海邊玩樂的孩子，具有那樣洞明人情世事的眼光，充滿智慧與哲理地告訴人們“世上有的是光與愛”，使一個在社會現實中絕望尋死的青年，因這兩個具有母親特征的孩子的關愛，放棄了走“那條黑暗悲慘的路”。甚至在冰心50年代創作的《小桔燈》中，還可看到這類“小母親”形象對“我”所代表現實人格起到的感染與感召的作用。

　　冰心曾經說過，我曾寫過描寫兒童的作品，如《離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寫兒童的事情給大人看的。而冰心描寫成人作品中的孩子，更是寫給大人看的。所謂人的童年所具有的童真與自然的天性，在冰心的文本中通常都被稱為黑暗反動的現實的對比與反抗力量而存在的。在它們的對立面，便是“成年”社會的虛偽、扭曲與異化。一般來說，人們的確喜歡懷念童年，渴望回歸童年。但如果童年中缺少一份母愛的話，那么這個童年便會變得不堪回首，不值一念。如果一個人的童年失去了母愛，實際上他也就失去了童年。母愛的存在是人們懷念童年的直接條件。反應在作家筆下，有了母愛，童年即使苦澀也是甜美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壁壘森嚴的封建父權統治規范下，還會存在猶如紅樓夢中“大觀園”這樣的世外桃源的緣故。在這里，“母愛”天然地成為童年的庇護，使他們更為接近自然。父權社會所構筑的游戲規則暫時還不完全涉足，對他們影響相對薄弱，他們獲得了一個由母愛、童真、自然構筑成的生活空間。此時此境，是兒女們能夠接受母親自然庇護最為完全的時光，是兒女們兩小無猜相親相愛最無用心機的時光，是與自然聲息相通最為和諧的時光。這種一般性的情景通常會被解釋為是人類生物性的自然所致，但當它被視為失去的樂園并被當做理想追求時，它已顯然擺脫了生物性而具有政治的理想。在冰心改造社會、改造人性現狀的文學筆下，我們都可以找到這種充滿“大觀園”三合一理想情調的影子。也許可以這樣說，在冰心的理想中，“大觀園”不再僅僅只是人們向往的“世外桃源”，而應是社會的現實。所謂童真、自然在冰心的愛心文學體系中，其實都是冰心“母愛”意象的延伸，“母愛”政治理想的寄托，正是三者的相互包含，相互闡發，構成冰心文學文本中被人們所共識的那種特別熱烈醒目的混合內涵。永恒的母愛，將殘酷無情的、散發著血腥味的、“人吃人”的歷史與現實隔絕、排斥，將遭其扭曲、殘害、異化的心靈彌補、療救。正是在“五四”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氛圍里，冰心的“母愛”形象獲得了堅定的政治資源，使之超越了自然自發性，于內在凝結成一種十分穩定的心理情感，為冰心“大愛”之美的創造完成，走出了第一步。

　　母愛形象的“宗教資源”

　　《早禱》：我把這一刻的時光/奉獻給你吧，上帝!/你教我歌唱/像滴雨的松枝/你教我歌唱/像奔流的泉水……《晚禱》：我要穿著它/溫柔地、沉靜地，應酬眾生/煩惱和困難/在你的恩光中，一齊拋棄/只剛強自己、保守自己/永遠在你的座前/做圣潔的女兒，光明的使者，贊美大地……3

　　前文已經提到：愛，作為一種生理現象，其實是最為脆弱的一種情感。雖然冰心找到了“母愛”這個更具穩定性的愛作為愛之基點，然而世上也還有不愛孩子的母親;還有即使愛自己孩子的母親也會“斥打使女丫環”，不愛別人孩子的“母愛”。要超越自然的生物性的“母愛”局限，使之成為一種“博愛”，一定必有其對生物自然性的理念升華。前文我們分析了冰心的“母愛形象”話語與“五四”啟蒙話語有機聯系的一面，它使冰心的母愛擁有了政治資源，因而超越了母愛的一般自然性，超越了生物心理情感的偶發性與隨時機而成為一種改造社會與現實的堅定理念。但是，作為一個貫穿于冰心一生的為人與為文中始終不變的堅定理念，我們不可否認或者忽略冰心在文學文本中一再表現出來的基督宗教對其深刻的影響。從這一方面進行系統考察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支撐冰心以“母愛形象”之“愛”的理念大廈，除其政治資源之外，還有著來自信仰的力量和宗教般的虔誠。這也許是解釋為什么當“五四”風潮過后——當文學兒女們爭先在自己的文本中書寫母親的風潮也過后——冰心卻終其一生無改這種愛的書寫主題與基調。無論是對文學文本的書寫，還是對自己人生的書寫。也許只有來自精神深處的宗教信仰與虔誠，才使她的“母愛”超越了政治與時代，化為她人格中的文化成分，獲得穩定與恒久質地。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冰心是中國現代作家中受基督教影響最深的作家之一。她在教會學校貝滿女中完成了中學教育，之后升入的燕京協和也是教會性質的大學。1923年，冰心到美國留學，基督文化的生活氛圍便更為濃厚了。冰心自己也在《全集自序》中提到：因受基督的影響，潛隱地形成了我自己“愛的哲學”。在二三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只有冰心和林語堂沒有放棄基督信仰4。

　　而“愛的哲學”在冰心人生觀世界觀中之潛隱形成，是有其諸多綜合因素的。在“五四”之初，現代知識分子試圖將“五四”之政治啟蒙(自由、民主、平等)與宗教啟蒙(基督之愛與情感)，作為拯救“國民性”的有機聯系的兩個層面5。基督耶穌之所以被接受，主要是因為他被作為一種具有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和平等博愛精神(平等、博愛完全是一種啟蒙意識形態)的象征物而被崇尚并吸收的，而非基督教之正統教條。冰心也是這樣，，耶穌是作為一種獻身人格與愛的人格而對她一生造成深刻影響的。因為基督被理解與接受的此種人格、精神與啟蒙意識形態有著一致性，所以，冰心“母愛”哲學形成的文本中政治資源與宗教資源是相互交融的而不是排斥的。冰心眼中筆下的耶穌不是那父性的凌然不可侵犯的主宰者，而是親臨萬物、慈愛眾生、給生意絕滅的人心帶來復蘇甘泉、給災難深重的人間帶來拯救力量的母親形象。應該說，冰心信仰的是由愛心、詩心同構而成的那種能夠超度苦難、轉危為安的愛之神明，是在時代的人文精神溫床中生長起來的，用文學表達的理想基督的形象。

　　從個人氣質來說，冰心有著與以愛為本的宗教氣質天然親近的因緣。對宗教的信仰一般給個人帶來的那種趨向深沉而博大、溫婉而堅韌的思想境界、專注情感與文化素養，這似乎既是冰心的天性，又是她的追求。我們可以從她的“母愛形象”宣言中，可以看到她對“愛”之教義廣吸博納的印記：儒學的“仁愛”思想和道家的“天人合一”給了她中國傳統的熏陶：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園丁集》和《吉檀迦利》的譯介，使她為其東方圣哲式的沉思深深打動，泰戈爾“泛神論”、“梵我合一”、“和諧統一”的文化精神，詩的底韻，給予她深刻的觸動與莫大的影響。轟動一時影響深遠的《繁星》、《春水》，便就是“讀泰戈爾而有所作”的。這一切，在冰心的心靈里，都融匯在一種以基督之神為名的博愛之中。這種博愛結合時勢、人事反過來折射在她的書寫表達中，便形成她對比現實、改變現實的文學“母愛形象”。

　　縱觀冰心前期的文學創作文本，她的宗教情感因其直露的宣言而一覽無余。她以為圣經“充滿了神圣、莊嚴、光明、奧妙的意象”，并用這樣的感悟虔誠地向人們直接演繹圣經，頌揚上帝，如《圣經》、《春水八九》、《春水一四九》、《早禱》、《晚禱》、《圣嬰》等篇章。在文本用語中更是頻繁出現光與愛、天使與上帝、造物主與十字架等基督用語;文前章末常應用圣經般的語義及語式教諭眾生，如《十字架的園里》的“相愛吧，我們都是長行旅客，向著同一歸宿”;《夜半》中的“上帝是愛的上帝，宇宙是愛的宇宙。人類啊，相愛吧”等等。冰心又因基督人格精神對自己的影響，以致自己筆下所塑造的善良人物，大多帶上了這種基督精神，往往顯現出寬恕、仁愛、奉獻與犧牲的品質。《一個不重要的兵丁》描寫一個士兵天性厚道善良，常為別人排憂解難;不愛聽戲卻要在街頭停下聽救世軍的布道，他死之后，他的犧牲精神令全營上下“如同羊群失去了牧者一樣”。《我的學生》則刻畫了一個飽含基督精神的人格的成長：“我”的學生從一個富家小姐成長為一個“能忍受巨大貧窮和辛勞的革命人士”。冰心所塑造的一批新型的賢妻良母形象，強調的也是人格中的忍受和奉獻。在《瘋人日記》中，冰心寫道：太陽怎樣愛樹，母親就怎樣愛孩子。無條件的愛此時已經產生。而正是母性無條件的奉獻與犧牲，正是奉獻與犧牲中飽含的痛苦，正是以此苦為大樂，才成就了其愛的偉大，成全了其對人世與人心的救贖。因此他們往往自然、天真，自知、知足，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對人類沒有怨恨。《世上有的是快樂……光明》中那在“極其明媚可愛”的海邊恣情玩耍的兩個孩子，有著皎白如雪的外形，溫柔圣善的笑臉，更奇的是有一顆完全“母愛形象”化的心：悲天憫人、關注眾生，并一語點化迷途羔羊。正是此情此景，斯人斯言使煩悶悲苦、進退無路的青年凌渝放棄了尋死的念頭。母愛、兒童與自然，便常在冰心愛的文本中構成了如此三位之體之“上帝”，實施著對現實與眾生的拯救。也是因了這“愛的宗教”，冰心所表達出的“愛”之理念，才超越了狹隘的階級、民族、國家情緒，獲得了寬厚的品格，慈悲的情懷。《一個軍官的筆記》痛恨戰爭卻不恨任何的人，而是憐憫和愛他們。《魚兒》篇中，她對殘殺的人類表示悲憫：無論是我們，還是敵人，都受苦，死了，沉在海里了，殘肢斷臂喂了魚兒。即使是正面描寫階級意識的《分》之中，她依然抑制不住地對無產階級的兒子堅定的“宰豬——宰人”產生了深深的憂慮和恐懼。

　　這就是我們在冰心身上看到的一種持之以恒的奇妙境界：博愛的基督精神與鮮明的政治立場的相互交融而不是相互排斥。就如1943年至1951年冰心在國外從事文化活動間，一再強調她的“愛”不是無原則的，母愛是有其嚴正性的，而這種原則與嚴正恰表現在她依然用著圣經般的語言，啟示著友邦“母愛”之愛心與美德，對戰爭的痛恨與抵制。50年代冰心回國以后，一方面冰心為新中國屹立于世界之林中歡欣鼓舞，一方面因為新生活帶來新的話語形式，冰心在文中已不再直露應用宗教術語，倡揚上帝與神愛。1956年至1967年，除了《再寄小讀者》外，冰心寫作大為減少，幾乎沒有文學文本。80年代以來，她也不再直接流露宗教情感。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她的由母愛、兒童、自然合力而成的愛之精神已潛移默化為她的思想精髓、人格力量、言行準則，貫穿在她整個的生命文本和文學文本之中。

　　上個世紀末，老托爾斯泰、妥斯妥耶夫斯基以其深情深摯的宗教情懷，觸動人心，并使文學文本獲得恒久的價值。在這個世紀末的中國，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代一些文學大家對宗教信仰的追求，以期獲得一種內在的、穩定的精神力量，無論是在做人上還是做文上。冰心獲得的宗教資源，無疑是她形成長達近80年的無論是為人還是做文上的“母愛形象”的內在元素，也是冰心這個“愛心”文本典范之所以散發出經久魅力的重要原因。

　　從文學形象到人格力量

　　盡管冰心繼續著80年不變的“愛與美”的詠唱，在60年代的《小桔燈》里，我們仍然看到小母親的角色塑造：一個沉著，能干的小女孩，以“母親”的情懷，安慰著成年的“我”與世人：“那時候，一切都好了!”文革結束后，冰心重又煥發了文學熱情，在80年代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空巢》里，她依然高唱沒有愛的“巢”是空的!但是，人們也許還是會感到，在冰心近80年的文學生涯中，后期文學文本中的“母愛”形象較之于前期的確有淡化趨勢。但人們同樣可以發現，“母愛”作為一種人格力量在晚年作家冰心的身上，卻得到愈來愈濃厚的體現——“母愛”作為文學形象長存于作為作家的冰心形象上。

　　在她的晚年，她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文化教育事業和其他公益事業上了。她的數次出訪，在中國人民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架起了一座座心的橋梁。她又特別關心青少年、兒童的成長和教育問題，大力扶持兒童文學雜志和刊物，為兒童文學作評論，為少年兒童推薦好書。每年“五四”和“六一”，她都致信少年兒童，或者來到校園，與兒童見面，孩子們親熱地稱她“冰心奶奶”。她把她的慈母般的愛心灑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她拿出自己并不豐厚的稿費，為家鄉建設捐款，為災區人民捐款，為失學兒童捐款。⑥她關心時勢，針砭時弊，教誨晚輩，扶掖新苗，更是不遺余力。她關心祖國母親的統一，寫下《給臺灣同胞的信》;關心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寫下《不要玷污日本人民的心靈》。慈愛與正義構成了她人與文、文與人完整一體的母愛。政治立場的鮮明性與宗教信仰的堅韌性，構成了冰心“母愛形象”的持久魅力與效力。以此“母愛形象”，冰心在中國文壇與社會生活中獲得眾所崇敬的人格力量，同時構成了冰心這個生命與文學、生活與藝術的雙重文本奇跡。也正是這個力量與奇跡才會如此深刻地、持久地感動著、感召著文壇內外所有她的讀者。她以此達到了一名文學家常常最難于達到的、也應該是最要到達的境界：文如其人，人如其文，人文統一。

　　冰心端的是修得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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