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與白居易的閑適詩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生命真諦，參禪悟道中學習佛學義理，他通過大量的閑適詩佛理詩闡發感想。

　　中唐時，禪悅之風風靡士林，一大批文人領袖如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均與禪僧過往甚密，“或師或友”。在禪宗受到士大夫們狂熱禮贊時，中唐詩歌也出現了深刻變化。“詩到元和體變新”，“詩到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這個“變”是變“雅”為“俗”，“就世俗俚淺事做題目”，經俗事，繪艷色，以“遣時日，銷憂懣”。從題材內容、表現手法到創作目的，整個詩壇呈現出鮮明的通俗化傾向，傳統儒家文學所強調的詩的典雅莊重的品格被淡化了。

　　盛唐時，杜甫、顧況等寫有一些通俗化作品，但杜甫、顧況的通俗化主要源于社會變遷中紀實題材表達的需要，“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觀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知其世”，并非對通俗化審美的自覺追求。中唐詩壇在通俗化審美傾向方面則有了高度發展，文人之間以俗趣相尚，如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云：“翰墨題名盡，老陰聽話移。”句下注云：“樂天每與予游，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于新昌宅聽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一個時代的審美意識或審美思潮的變化往往直接影響到一個時代的文學演變。中唐詩壇之所以走向“俗化”，呈現“俗”的風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在審美追求上傾向“以俗為美”造成的。而禪宗，一般認為其代表了佛教的世俗轉向，它拋棄經典儀軌，教義樸素，“行往坐臥，應機接物皆是道”，在日常生活中實現成佛理想，把出世之佛教完全變成了世俗化的佛教。禪悅之風既然風靡此時的士林，那么，禪宗的世俗化特征必然會對士大夫們的思想產生影響并在其文學創作中有所表現。白居易是唐王朝盛衰轉型期新興庶族的詩歌大家。在他身上，醒目而自然地混合著功利的、道德的、肉體的、享樂的、宗教解脫的等等各種層次的人生追求，這使他成為一個真正能代表士人實際精神面貌的詩人典型。我們以白居易為例看看禪宗人生觀如何與中唐士人們的生活、創作相互協調。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為諷喻、感傷、閑適幾類，這表明他清楚自覺地將自己的人生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幾個方面，努力在外在政治和內在精神世界之間進行協調。白居易任左拾遺時，曾激烈地以詩干政。中唐士大夫并非沒有政治抱負，他們身上因襲著儒家傳統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希望從根本上參與對政治法律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整治，以圖重振國勢，實現中興夢想，因此，他們也曾積極地干預現實，銳意進行改革。這一點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便是寫民生疾苦，“救濟人病，裨補時厥”。然而，改革并不順利，政治的腐敗沒落不僅使他們難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在政治斗爭的漩渦中頻遭挫折和打擊，“永貞革新”失敗，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同時被貶為偏遠之地的司馬，飽嘗遷謫流離之苦。白居易自己也因武元衡事，被貶為江州司馬，政治理想無法實現，原來用以說明個人存在意義的政治秩序、社會理想，現在都變成了與個人存在不相干的東西，個人存在的意義只能向自身尋求答案。佛教恰恰是以人生問題為出發點和歸宿，以人的生命解脫為根本旨歸。禪宗認為人的本性清凈光明，將生死解脫歸結為人的本心自性的覺悟。人之所以不能超脫、自由，在于“目前有物”，用知解、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禪宗這里，強調了對人的“自性”和對世界真存面貌的追求，人生態度就不是為出世而消極的隨緣說法，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態人世，以平常心為道，“饑來吃飯，困來即眠”，不為物拘，任隨自然。“平常心是道”是馬祖道一提出的，與白居易或師或友的惟寬、智常、如滿都是馬祖弟子。《舊唐書・白居易傳》說：“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平常心是道”所蘊含的忘卻世情、不為物拘、任隨自然已成為白居易人生觀的構成因素。白居易用“平常心是道”來平息內心的焦灼與矛盾，泯滅外求的欲望，卸下心靈的重負，“還原”自己普通世俗人的“本來面目”，以把握當下、及時行樂來身體力行普通人的生活情景。他的閑適詩將這一種心態表現得尤其鮮明。

　　白居易的閑適、感傷、雜律詩所表現的題材內容和諷喻詩同樣具有極強的世俗性特征，但關注點不同。諷諭詩是以客觀社會現實為對象，體現詩人的“兼濟之志”，是對杜甫寫實精神的繼承;而閑適、感傷、雜律詩是以個人為中心，表現個人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體驗和情緒情感，體現他的“獨善之義”。這類作品是中唐詩歌的主流，也是白居易后期作品的主流。秋雨夜眠是詩人們常寫的題材，杜甫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白居易有《秋雨夜眠》，兩相對照，盛、中唐詩人不同的情懷就十分清楚了。杜甫面對秋天的風雨悲壯地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由自己風雨飄搖中的茅屋想到戰亂頻仍、殘破不堪的國家，想到天下的寒士，其博達的胸襟和崇高的理想令人景仰。白居易的《秋雨夜眠》則是這樣寫的：

　　涼冷三秋夜，安閑一老翁。

　　臥遲燈滅后，睡美雨聲中。

　　灰宿溫瓶火，香添暖被籠。

　　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

　　這首詩刻畫出了一個閑適老翁形象。窗外秋雨淅瀝，老翁安然睡美。夜已經過去，卻還要“香添暖被籠”，打算繼續躺著。紅于二月花的美麗霜葉，一夜之間被秋風秋雨掃落，對此豈能毫無感觸?然而老翁卻“曉晴寒未起”，對它漫不經心。詩人的知足保和、怡情自在躍然紙上。《秋雨夜眠》中的老翁心無所慮，淡泊閑散，是一個普通的世俗的人，一個享受著生活的人。觀白居易閑適詩作洋洋幾百篇，不過都是充分表現士大夫的世俗面、人情面，展現他們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精神狀態、思想活動，特別表現了士大夫文人對于精神愉悅、心境閑適的努力追求。可以說，《秋雨夜眠》中的“老翁”是幾百篇閑適詩中反復塑造的形象。“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峰雪撥簾看。……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何獨在長安!”“三年請俸祿，頗有余衣食;乃至童仆間，皆無凍餒色。行行弄云水，步步遷鄉園，妻子在我前，琴書在我側。此外我不知，于焉心自得。”……詩中人物都是知足保和的，觸景怡情而不是觸景傷情，是閑適詩作的基調。白居易在詩中反復表白“同出天地間，我豈異于人”，“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囂塵”，強調自己是世俗社會的普通一員。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知天樂命、任隨自然的生活，“性命茍如此，反則成苦辛，以此自安分，雖窮每欣欣”，在平凡生活中尋求解脫和內心平靜，獲得人生的“實在感”。

　　但是，盡管白居易做著“自適”的努力，但其心中并不曾真正安寧清閑過。例如他在六十七歲那年寫的《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后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這首詩表面寫的是與摯友“閑飲”的情景，內里卻包容著極為深沉的人生感慨。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能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內心的焦灼、悲涼是用什么方法都不能真正解脫掉的。白居易在他的閑適詩中不厭其煩地強調自己是個普通人，表白自己的生活如何怡然自在，正是他時時不能忘懷自己的真正身份，需要提醒自己、說服自己的表現。總之，白居易的閑適詩，從一個特定的方面記錄和表現了白居易和他那一代文人的心志情懷與尷尬處境，至于后人說庸俗說鄙俚說曠達說情切，對此詩人似乎并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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