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燮是哪個朝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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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燮是哪個朝代的

　　葉燮是哪個朝代的？清初詩論家，我們看看下面的相關資料，大家了解一下吧！

　　葉燮是哪個朝代的

　　清初

　　清初詩論家。字星期，號己畦。嘉興（今屬浙江）人。晚年定居江蘇吳江之橫山，世稱橫山先生。葉紹袁、沈宜修幼子。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任江蘇寶應知縣。任上，參加鎮壓三藩之亂和治理境內被黃河沖決的運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職，后縱游海內名勝，寓佛寺中誦經撰述。主要著作為詩論專著《原詩》，此外尚有講星土之學的《江南星野辨》和詩文集《己畦集》。

　　家庭背景

　　1627年農歷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禎元年，葉燮生于南京國學署，祖居今吳江市北厙鎮葉家埭

　　村。葉氏家族的歷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葉夢得（1077～1148，號石林）為南、北宋間著名學者、詩人，曾官至翰林學士，極力主張抗金，多陳抗金之計，退職后居烏程（今浙江湖州）。學問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豐，有《石林詩話》等著作傳世。此后，葉氏支派綿延，散居各地，江、浙、滬一帶較為集中，宋、元間名人輩出，有“吳中葉氏、天下望族”之譽。明初，葉氏第十六世葉福四由同里遷居分湖，成為分湖始遷祖，其居住的地方，后來被叫作葉家埭（即今午夢堂故里）。定居分湖的葉氏一族，注重對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葉紳起，代有中舉人、中進士的，葉紳在明成化間中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人稱尚寶公。其后，第二十二世葉可成、第二十三世葉重弟（葉燮祖父）都是進士出身，葉可成曾參與并指揮抗倭斗爭，吳江歷史上有名的勝墩戰役就是葉可成參與策劃及指揮的。

　　葉燮的父親葉紹袁是晚明文壇重要作家，母親沈宜修則是明末最杰出的女詩人，葉紹袁因不滿官場黑暗腐敗，辭官歸隱后，與沈宜修在葉家埭筑午夢堂而居，夫婦二人與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藝的氛圍里，一門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夢堂集》傳世，其文學成就為葉氏家族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時人贊為“吳汾諸葉，葉葉交光”。葉燮正是出生在這樣一個崇尚氣節和有著深厚家學淵源的家庭中，為他此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葉燮為葉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譜，葉燮原名世倌、字星期。為葉紹袁第六子。

　　少年高才

　　葉燮的五個兄長、四個姐姐，個個都富于文思才情，在貧淡的生活中，流連詩詞歌賦，表達對于生活的熱愛。特別是三姐葉小鸞，常常手把手地教葉燮讀詩、古文，培養他對文學的興趣和熱愛，小鸞在去世前的幾天，還在教葉燮讀《楚辭》。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親葉紹袁歸隱后的最初幾年達到高潮，聰慧的葉燮，四歲時由葉紹袁親自教讀《楚辭》，過目即能成誦，一時傳為美談。五歲時，與兄長們一起遷入謝齋（葉家讀書之所）讀書，由葉紹袁親自教導，葉紹袁常指著家中“清白堂”的匾額對年幼的葉燮他們說：“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不為戚戚，固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愿畢矣！”父親的這些訓誨，葉燮“謹泣而志”，銘刻在心，終生不忘。

　　然而，不幸卻接二連三地光顧這個貧困的家庭，在兄姐們（二兄世偁、大姐紈紈、三姐小鸞）相繼夭折后，母親沈宜修積勞成疾，終于一病不起，那時，葉燮才八歲，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喪母”，使年幼的葉燮更多地體味著塵世的悲歡離合。母親去世后，葉燮跟隨父親讀詩作文，家庭的變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詩歌創作也突飛猛進，三兄世傛夭折時，年僅十四歲的葉燮作《哭兄詩八首》載入《靈護集·附》（《靈護集》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親葉紹袁的影響，葉燮從小鉆研佛學，精通佛理，尤其是《楞嚴經》、《楞伽經》等。葉紹袁也常把葉燮帶到佛寺接受熏陶。其中，10歲那年，葉燮隨父到浙江徑山拜訪雪嶠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游廬山時，在山上寺里見到雪嶠上人畫像后題詩：“從來散圣別禪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嶠）。我到廬山無別識，原來兩世有家風”。可見佛學對葉燮有著深刻的影響，包括他的詩文創作。到了十五、六歲時，葉燮對佛學的理解和闡釋，甚至連許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駁不倒他了。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間采選淑女，風波傳到浙江，漸近嘉善。葉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緊急派人通知葉燮趕快到嘉善成婚，因葉紹袁不在家里（時在杭州），葉燮由長兄世佺帶領趕往嘉善，因趕到稍緩，風波也已過去，沒有舉行婚禮。恰好那時嘉興府開設科舉考試（考秀才），葉燮就在嘉興參加應試。三月發榜，葉燮高中第一，其應試文章得到高度評價，學使李于堅（介止）評為：“辭鋒郁壯，妙辯縱橫，至慧心靈悟，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豈小乘家可望”。閣學錢塞庵擊節贊道：“以《南華》之汪洋，闡《楞嚴》之了義”。

　　三年流亡

　　1644年甲申之變，崇禎自縊于煤山，明朝滅亡。隨后，清兵大舉入關，鐵騎所到之處，“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企圖以武力來威脅人民臣服。在“民社既屋”之際，有民族氣節的文人、學士，或樹起義旗抗清，或削發為僧，走向空山荒剎。 1645年農歷八月二十七日，葉燮一大早起來，與三個兄弟，隨父親在家庵圓通庵，和家人揮淚泣別，乘一葉扁舟，冒著瓢潑大雨，駛向茫茫分湖，開始居無定所，出沒飄搖的流亡生涯，誰都不會想到，這一去，竟再也沒有回來，故鄉，從此成為遙不可及的夢。

　　秋風瑟瑟，蘆葉飛花，凄凄秋雨裹挾著漫無方向的離人之途。船行過處，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滿目荒涼，到處是頹墻廢桓，路上盡是逃難的人群，扶老攜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聽到杭州城外皋亭山華桐塢有個叫安廬的地方，較為安全，葉燮立即動身前往，聯系妥當后，將父親等人接到安廬，暫時歇腳。流亡途中的生活，讓葉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兩個多月，在此期間，既無法讓家中知道他們流亡的情況，更無從知道家中會發生什么變故。寄居的庵主主動提出來愿代勞去分湖跑一趟，本以為有些油水可撈的庵主沒想到葉家竟相當貧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氣地下了逐客令。與庵主相對照的是周圍的人家平日對葉家父子就很照顧，聽到被趕走的消息，借了船送葉燮父子離開，也虧得他們幫忙，才僥幸躲過清兵的盤查，重新雇船再走。

　　到下一年（1646）農歷四月，葉燮父子輾轉進入太湖，先后在太湖周邊的寺、庵中避難。一路上，葉燮他們大多寄住在寺、庵，使葉燮有機會觀摩佛事的禮儀，與僧人討論佛學，象奉慈庵迎如來佛像的儀式，圣恩寺說戒受戒的儀式等，既讓葉燮對佛理及佛事有直觀的感性認識，也給葉燮的流亡生活以些許的精神調節和慰藉，暫時忘卻流亡的痛苦，同時對葉燮的學術和創作有深刻的影響。在太湖中相對平靜的生活轉瞬即逝，清兵瘋狂搜捕、屠殺江南抗清義士的消息傳到太湖中，葉紹袁也在追捕的名單中，不久，楊廷樞等人被捕殺害，葉燮父子只得離開太湖。葉燮雇小船陪同父親由水路前往浙江，一路上困難重重，經過平望時，清兵設了重重關卡，葉燮與父親化妝成農民，棄船上岸，繞道而行，在鶯湖邊與船只會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隨后，趕往浙江平湖，那已經是1647年的夏天。平湖馮家，是葉紹袁的外婆家，葉燮在平湖陪伴年邁多病的父親，直到父親病逝。

　　隱居橫山

　　葉燮在平湖料理完父親的喪事后，離開平湖，孤身一人來到太湖，隱居橫山。橫山，在蘇州城西南約十五里（古時計量，據《木瀆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橫而得名。橫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據《橫山志》，橫山方廣四十余里，蘇州城外的茶磨、吳山、寶華、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橫山范圍之內，橫山是其總稱，有橫山山脈的說法，其南面臨石湖，宋代詩人范成大隱居石湖，有范石湖之稱。葉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經一度在太湖周邊的山中、寺庵居住，對橫山的地理環境有相當的了解。橫山樹木蔥籠，地域廣大，人煙稀少、人跡罕至，是個適宜于隱居的處所，歷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隱居于些，如朱桓、陸云、顧野王等。當時，山中就有一名據說姓陶的隱者隱居于此，此人從不與人交往，葉燮隱居于橫山之后，二人也從來沒有見過面，葉燮曾數次去尋訪那人也避而不見，因此，選擇在橫山隱居，可以避開塵世的紛紛擾擾，尤其在清初，存有復明之想的葉燮，自然把橫山看作是一個理想的隱居之處。古人在選擇隱居場所時，往往存有忠、孝兩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墳前結廬而居，同時為先人守墳，盡后輩一點孝道。葉燮選擇橫山，也不無這樣的考慮。

　　遷分湖之前，葉家的祖墳葬在吳縣西山，遷分湖之后，葉家的`祖墳就葬在北厙大珠圩。尚佛的葉紹袁覺得風水不好，多方選擇理想的墓穴。1641年、葉紹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塊地，買了下來，準備安葬先人的墳墓，其后，葉紹袁多次到踞湖山，規劃墳地，到1643年農歷十二月，葉燮隨父親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將祖父祖母的墳安葬好，并遷入其它先人的墳。在出家流亡離開太湖往浙江前，葉燮還曾到祖先的墳上掃墓。在橫山隱居，既可以為先人守墳盡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個安靜的環境讀書，此舉是一石三鳥，橫山，自然成為葉燮隱居的首選之地。況且，當時葉燮的長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橫山附近的鄧尉、支硎等地避難、就醫，也需要葉燮的照料，出于多種因素的考慮，葉燮在橫山隱居下來。隱居于橫山的葉燮，在橫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門游歷坐館之外，幾乎閉門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讀書上，博覽古今典籍，參悟學理與佛理。

　　奔鮒炊飯

　　葉燮的婚禮于流亡途中的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舉行。在那段流離失所的日子里，為了照顧疾病纏身的父親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葉燮便不得不與新婚的妻子垂淚泣別。在橫山住下來后，葉燮把妻兒接到橫山，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們自食其力，在住所邊上開墾出小塊土地，種上稻米、蔬果，還植花種草調節貧困的生活。為了生計的需要，葉燮有時還得離開橫山。舊時的文人謀生的方式以當私塾的老師為主，稱為坐館。葉燮也是如此，葉燮少負才名，在江浙一帶有一定的影響，請葉燮前去坐館的人家很多，葉燮前后曾在蘇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鹽、石門等地做過多年的坐館先生。

　　在做坐館先生那些年中，葉燮在教小孩子讀書之余，還有機會同當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這些人中，有不少后來成為清初文壇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員。他們以文章聲氣相應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興，所謂詩酒唱和，葉燮與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約為詩文酒會，葉燮的雄辯闊論，精辟獨到的見解，下筆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儼然有精神領袖的風采。而這種交往中建立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幾十年過后，名士勞之辨（康熙三年進士）回憶當初與葉燮的交往時說：“予甫事操觚，追隨于…諸君末，大率少壯習氣，未盡除去”。當初葉燮等人的意氣風發由此可見一斑，勞之辨又說，“其議論兼讀其古文辭，學海才瀾，隨手涌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葉燮坐館時與文人的交往，以及南來北往的匆匆奔走，開闊了思維的視野，文友交往時思想碰撞的火花，都為葉燮的詩文創作提供了大量的題材。

　　而葉燮自己對這一時期的坐館生活卻很不滿意，這不是自己愿意選擇，而是為了生計的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葉燮把自己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分別結集為《奔鮒集》和《炊飯集》，正是表達了這種思想。鮒是鯽魚的古稱，奔鮒即是為了覓食而奔波的魚，炊飯的意思也差不多，說明了無奈、艱苦卻還要去做的意思。因而，這兩部書稿中的大部分作品，葉燮晚年在編《已畦詩文集》時多刪棄沒有選用，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見在其他人回憶、追悼葉燮的詩中。

　　科舉出仕

　　清朝初年，為了鞏固和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特別是抗清運動聲勢浩大的江南地區，清朝統治者一方面殘酷鎮壓抗清運動，包括進行文化控制，制造了“明史案”等慘案，一方面又使用懷柔手段，籠絡江南的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中，大量錄用江南的知識分子，尤其蘇州，清初的科舉考試中，出了許多狀元（當然還有大量進士），狀元和進士的數量超過全國其它地方。隨著清朝政權的逐步穩固，復明已經成為不可能，在這樣有時代背景下，胸懷大志的葉燮重新思考著自己的人生選擇，決定走科舉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業。

　　早在少年時期，為了應試科舉，葉燮就學習過應制的詩文寫作，青年以后，社會時局的變遷，生活境遇的變化，使葉燮在詩文創作時喜歡“六朝駢麗指事屬辭饾饤藻饋”一類的作品，即詩文中堆砌華麗的詞藻，也學習長于表達情感的長短句（即詞）的寫作，這些寫作，是葉燮在特定條件下的游戲之作，晚年時，葉燮把此類作品盡行砍去，一首不留。科舉應試，主要是寫策論之類的文章。葉燮為了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在大量閱讀經史子集等典章時，把讀書過程中的一些思考，寫成策論式的文章，一則是練習應試的技巧，一則是記錄自己讀書的所思所得，這些策論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后來收入《已畦文集》。收入文集的這些策論，一方面繼承了“文以載道”說，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爭是非而不爭工拙，文章議論風發，語言雄辨，很有氣勢，構思新穎，立論大膽，層次清晰，步步深入，極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點是能不因襲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觀點卻又非故作怪語的翻案文章，如《諸葛孔明論》、《李泌論》等。從具體的事實出發，以實踐來檢驗功過是非，在層層推進的論述中，認為諸葛亮并非歷來所論的“智”與“義”，李泌則才是當之無愧的“社稷之臣”，此論力排眾議、不同凡響。經過精心的準備，葉燮在科舉考試中一路順風滿帆，康熙五年（1666）在鄉試中中舉人，康熙九年取進士。

　　進士歸來，葉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著尚未被選派官職，葉燮到安徽黃山等地游覽，抒發豪興。黃山的雄奇險絕、變化萬端，其氣象之闊大，讓葉燮感慨不已，他在黃山住了十多天，反反復復地體味揣摸黃山的精神和韻味，但沒有寫一首詩，在古稀之年追憶當年游黃山時，依然為黃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懷，覺得難以提筆作詩。

　　知縣寶應

　　寶應古稱安宜，秦時屬東陽郡，唐代天寶年間，尼姑真如于安宜得到八樣寶物獻給肅宗，朝廷目為祥瑞，即將安宜改為寶應，隸屬揚州府，沿習至今。康熙十四年（1675），49歲的葉燮懷著為國為民干點有益事業的理想，出任寶應知縣，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葉燮到任之時，寶應縣境滿目瘡夷，百廢待興，而民怨沸騰充塞于道，葉燮接任之時，立即著手整頓吏治，興修水利驅除水患。寶應縣境東北有一射陽湖，是當地的大湖泊。前任孫蕙在任時，射陽湖發生一起殺人劫案，遷延日久，未獲真盜，孫蕙急于破案，竟輕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辭，將射陽湖無辜漁民四十六人，指為盜匪團伙，駢斬結案。葉燮到任后，當地漁民紛紛告狀訴說怨情，葉燮展開周密的調查，詳察災情，在查清事實真相后，嚴懲兇犯，為被殺的無辜漁民恢復名譽，加以撫恤，終使怨案云開霧散，并將奸吏祥驅逐出境，贏得當地百姓的拍手叫好。面對當時連年水患，那些高官們只知墨守成規，卻不懂因勢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擾百姓而于患無補。康熙十五年，淮（河）黃（河）并溢，山陽，寶應高家堰，高郵清水潭一時并決，河水泛濫，聲如雷霆，道路村莊全被沖垮，百姓呼號連天，景狀十分慘烈。葉燮征督民夫搶修堤防，對老弱病殘的貧戶一律免派，而對那些“公然脫籍簿”，依然燈紅酒綠的豪紳富戶卻概不豁免。葉燮審時度勢，根據地理狀況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緊搶修，葉燮親自參加搶修河堤的勞動，與民工同吃同住，經過三個月的奮力搶救，寶應東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緩解了水災造成的損失，雖然得到了百姓的擁戴，卻也得罪了那些豪門富戶、縉紳之家。水災剛過，洪水尚未退盡，當道監司即令申報涸田，以便恢復征賦。當道派出使者查勘，厲聲呵斥：居然目中無官，而不報涸田。葉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實情以后，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嘆息而去。興修水利恢復生產都需要錢，以前，寶應地丁歲入了萬余兩，驛站額支1萬余兩，到葉燮時，地丁歲入僅1700余兩，且須按月提解，無可挪移，驛站額支減為400余兩，不啻杯水車薪，應付往來信使猶嫌不足。而“三藩”軍興以來，軍器、糧草等運輸使費，皆須地方墊支，雖可報銷拔補，也大多是一紙空文，葉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強拔補，也是大打折扣。葉燮面臨財政空虛，而家無余資的情況，只得私人舉債，以應驛政急需（后來還有人到橫山向葉燮討債）。其實，葉燮并非沒有錢路。當時寶應有“萬鄉紳之盜案”等三大獄，說情者，仇陷者，絡繹不絕。若以此據為奇貨，攫取萬金可說輕而易舉，葉燮卻絲毫不為所動，秉公執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潔為當地百姓所擁護。

　　白田風雅

　　作為詩人的葉燮，在繁忙的公務政事之隙，不滿官場的黑暗腐敗，置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的社會現狀，一腔悲憤之情溢于筆端，寫下了反映寶應民生疾苦的《紀事雜詩十二首》，悉系發自肺之言，堪為史詩。《御馬來》寫討伐“三藩叛亂”時，騎兵過境，先遣一騎沖風而來，“手持大府貼，御馬到頭行”，索要軍需糧草限時刻日，軍帖告誡：“毋輕身與名”，連縣官吏役都戰戰兢兢，何況百姓。清廷為恩賞討叛將士，特自內庫關發餉銀，由京解送前線，稱為“帑金”，《帑金遞》紀述，所過州縣，要確保其安全，且須備足民夫到站倒換，“夕到朝送發，斯須勿停徂”，而寶應當時“邑小剩殘黎”，應募的人雖勉強挨達前州，卻“道死十三軀”，尸體運回，家人哭聲動野。

　　反映寶應水患的《荷鍤夫》記一位荷鍤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拋酸楚”，“腸饑轉鳴鼓”，相反豪門巨戶卻“占籍酣歌舞”。《采柳謠》描述水患時的擾民，當時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東鄉，今年采西鄉，東西兩鄉柳，采之盡斧戕”，以致“境內一望空”，而這些“投之滄淵中，飄如馬脫僵”。《衙前鐘》等抨擊上官、令史和大差們，不顧人民疾苦，索要“犧牲酒醴羅，玉帛交橫陳”的供應，尤其是頻繁的大役，搞得人誠惶誠恐，聞“鐘”喪膽，惟恐“抗拂立粉齏”。

　　葉燮的這些詩稿在寶應的文人中迅速流傳開來，一批正直的文人為知縣的人品、文品所感動，不約而同地匯集起來，用詩人的敏感和率真，寫出了一批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作品，并且追隨在葉燮身邊，形成了一個詩人群體，這些人和葉燮結成了真摯的友誼，并這種友誼保持、發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終老。這些人中有稱為寶應二杰的王筑夫、陶（及其子文虎），寶應狀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當時還是青年），翰林侍讀喬萊及其子崇烈等。喬萊，號石林，康熙六年進士，后舉博學鴻詞，升至翰林侍讀，至今寶應仍存其私家園林縱棹園。喬萊與王式丹在葉燮晚年曾多次到橫山探望葉燮，留下不少詩作。喬萊歸隱后在故居（后改名虧園）筑樂志堂，請葉燮作《樂志堂記》，那時葉燮已64歲。后來，寶應的詩人還邀葉燮重至寶應，并由葉燮撰《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寶應又有別稱白田，后來，寶應的詩人將葉燮在寶應時所作的《記事雜詩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后來重至寶應所作的詩與當地詩人的作品，分別編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風雅》等集子。這一時期是清初寶應詩人最活躍的時期，極一時風雅之盛，史稱白田風雅。

　　罷官退隱

　　盡管葉燮在寶應清廉自守、政績斐然，得到人民的愛戴，卻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葉燮的前任知縣孫蕙（字樹百，山東淄川人，順治十八年（1661）進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寶應知縣），孫蕙因禮聘同鄉蒲松齡為幕賓得風雅之名，蒲松齡因不滿其工于權術、貪婪無厭，不到一年即辭他而去。葉燮晉京謁選時，已升任戶部給事中的孫蕙將心腹祥（見上二篇）相托。葉燮平反射陽湖冤案并作成《湖天霜》一詩記述，還將祥驅逐，孫蕙知道后對葉燮種下刻骨仇恨，務求置之于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糾彈。

　　接著葉燮同榜進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祿寺少卿，降清后任兵部侍郎）在吳三桂舉兵攻略江西時，以其父曾流寓寶應與邑中李姓相契，遂舉家東遷，抵寶應之日，向葉燮索馬夫一百名，葉燮以額例為辭，李振裕卻逕命驛站夫頭，如數派往其家。是日，適總河都御史巡河至寶應，需差役卻無人承應，葉燮詢問驛差，回答說往李翰林家供役了。葉燮責備夫頭，引起李振裕惱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挾矢，震噪公堂，鎖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幾死，葉燮前去理論，李非但不認錯，反而惡語相向，并忌恨在心。后來，李升至戶部尚書。

　　還有江都張問達，聽信捕風捉影之辭，昂然向葉燮勒饋千金，遭到拒絕，竟鼓動淮揚間的邑紳大戶共同尋找葉燮的毛病，一時流言四起。加上過往寶應的各級官吏都未能從葉燮那里索要到財物，對葉燮也多有指責。于是，縉紳大戶訌于下，藩司河道責于上，往來官員怨于朝，葉燮以一區區縣令，自然擋不住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況其中又有兩位聲勢煊赫的京官，終不免以“該官庸懦成性，河漕繹站，百事廢弛”的空洞罪名罷官而去。罷官之后去向何處，葉燮在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說：“無論夢斷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復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來也只有曾經隱居過二十多年的橫山了。

　　葉燮離開時，兩袖清風窮得連趕路的盤纏也沒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寶應的父老鄉親獲悉之后，湊錢為葉燮置備行裝，買船送葉燮離開，送了一程又一程、讓葉燮非常的感動，揮筆寫下《贈行碑》一詩。多年后重至寶應時仍有“贏得長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馬頻嘶”的欣慰。罷官之后的葉燮，深知以自己的個性無法在當時的官場立足，因而絕意仕進，在離開寶應回橫山前給侄子舒崇的信中說：“既已在世外，宦游永斷”，萌發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說“瓢笠之念已居六七”。葉燮回到橫山安頓好家眷之后，帶上簡易的行李，開始了名山大川之行。葉燮的此番游歷，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既為了消遣胸中的郁悶，領略山川風情，也由于生活的貧困，可以通過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經濟的資助，同時增加生活歷練，豐富人生體悟。

　　游歷山川

　　葉燮先后東到泰山，登臨泰山絕頂，西至嵩山、華山，南游閩粵歷雁蕩山、羅浮山直到南海之濱。祖國的壯麗河山，既給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開闊視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榮辱得矢的考慮，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熱愛生活。游歷中，有機會更多地接觸下層人民，增加了生活閱歷，極大地豐富了詩文創作的題材。這一時期，是葉燮詩歌創作的多產期，除了和友朋之間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甘苦的紀實之作，這些詩作很快流傳開來，產生了較大影響。在游歷中，葉燮有機會廣泛接觸全國各地文化學術界的一些名流。年輕時代的舊交不少已成為當時名士，如曹溶（秋岳，浙派詞開創者）、吳之振（孟舉，宋詩派先導）等，還結識了一些新朋，象寫戲劇《桃花扇》的禮尚任、張玉書（翰林學士、尚書）、朱彝尊（竹坨，浙派詩人飲袖）、梁佩蘭（藥亭，嶺南三大家之一），以及當時詩壇領袖王士禛（漁洋）等人，朋友間的討論切磋，批評辨駁，使葉燮對當時詩壇現狀有了較清晰的認識，特別是詩壇流弊覺得有必要加以矯正，這一切，初步觸動了葉燮《原詩》創作的想法。

　　王士禛對葉燮的詩作給予了高度評價“詩古文镕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為轉移，然后可語斯言之立”。這一次的詩意游歷，對葉燮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后，葉燮十分重視行萬里路的游歷，每有機會，必欣欣然出行。在《將遠游奉別諸同人》一詩的序中，葉燮寫道：“余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饑渴，岱宗嵩少匡廬黃山，曾陟焉而得其勝，獨未登太華、峨眉為憾。今年已七十，倘復遷延不往，其不為終生疚乎？決于今春奮然出門，以畢此愿。……余此行原決不望生還，……倘獲長逝于削成萬仞雪嶺天半、丹崖翠壁、古剎（佛塔）名藍（即寺院）之間，便當埋此，題一碣曰：‘有吳橫山人葉子之墓。’斯愿長畢矣”。

　　76歲那年，葉燮還為沒有到過近在百里的紹興五泄而遺憾，決計前往，游玩回來后不久，就在橫山病逝。

　　設館授徒

　　葉燮在游學過程中，對當時詩壇盛行的刻板的摹擬和復古之風十分不滿，為了宣揚自己的詩歌理想，回到橫山后，葉燮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學生，設館授徒，系統教授自己的詩學觀點，講解詩歌理論，指導詩歌創作。在教學中，葉燮以杜甫、韓愈和蘇軾三家的詩作為教材，葉燮認為這三家都體現了創新和求變，是影響其后詩風的代表人物。三家中，葉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懷其身世遭際和史詩般的紀實風格，更重要的是杜詩中的創新，葉燮認為杜甫的詩包源流、綜正變，前人詩歌的優秀品質，“甫詩無一不備，然出于甫，皆甫之詩，無一字為前人之詩也”。

　　葉燮以杜甫為楷模，學習大師們創作的“自命處”，根據具體實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葉燮對自己的詩歌創作頗自負，對學生們訓誨說：“我詩于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吊，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眾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敢多讓。” 當時從葉燮學詩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潛、葉長揚、張錫祚、薛雪等后來都成為一時名士。

　　張錫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瀆人，生活貧苦，為人高潔，氣節高尚，詩才橫溢，后來窮餓而死，其墓葬靈巖山下（即再來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號“一瓢”，清通醫學，與當時名醫葉天士齊名，有《一瓢詩話》等作品傳世，論詩繼承葉燮的主張。

　　葉燮的學生中，成就與影響最大的要數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

　　沈德潛少有才學，大器晚成，67歲才中進士，翰林院編修，授尚書銜，得到乾隆皇帝賞識，稱為“江南老名士”，特許沈建立生祠，親書“詩壇耆碩”之匾，死時，乾隆還為其寫了挽詩。沈德潛著作等身，其詩學著作《說詩晬語》，大多引葉燮的觀點，就是不曾明言是葉燮的言論，亦多暗襲葉燮的說教。《說詩晬語》不成系統，但其地位使其影響比葉燮要大，也使葉燮的思想得到廣為傳播。

　　沈德潛后被尊為“乾嘉詩壇托塔天王”，連葉燮的對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嘆“橫山門下，尚有詩人”。

　　葉燮的學生中還有侄子葉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歲喪父，由葉燮撫養長大，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時僅三十多歲。舒崇得葉燮親授，才名享譽文壇，與葉燮并稱，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橋（位于松陵鎮）軼事在文壇傳為佳話，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詩詞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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