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哪個朝代的答案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朱熹是哪個朝代的，請參考！
朱熹是哪個朝代的
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1] 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歲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后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
理學思想
理學又稱道學，是以研究儒家經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
在宋朝，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后世所稱道[3] ，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而其本身則與孔子圣人并提，稱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于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后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年）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后來明朝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
理氣論
朱熹的哲學體系以程顥兄弟的理本論為基礎，并吸取周敦頤太極說、張載的氣本論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系的含義。
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 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于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
理是事物的規律。
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一。“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個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屬第二性。[6]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行（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格物致知”出于《大學》“致知在格物”一語，原無認識論意義，基本上是講對一般道德的體認。明確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解釋“格物”的第一個人是程頤。他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日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朱熹繼承了二程的說法，并建立了更系統的格物窮理說。他通過對“格物致知”的闡釋，表述了自己的認識論思想。[7]
從認識的目的來看，朱熹講“格物致知”是為了當圣人[8] 。認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無論如何都是凡人，只有達到“物格知至”，方可進入圣賢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體內容是“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事故。”（《文集》）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人倫”、“圣言”、“事故”則是天理的闡發應用。朱熹認為，如果放棄對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樣，回不到老家。他說：“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文集》）
在“知”“行”關系上，朱熹主張“知先行后”。朱熹的知行觀，是指儒家的個人道德修養和實踐。由于道德實踐需要封建倫理指導，因此“知為先”。又因封建倫理不能只流于空談，所以“行為重”。“知先”“行重”是實踐道德的兩個方面，有其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如果從認識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顛倒了主次關系。認識來源于實踐，知行之間應以“行”為第一性。“知為先”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至于所謂“行為重”，雖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強調的也只是封建知識分子的個人道德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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