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精選12篇）
在平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寫過事跡，肯定對各類事跡都很熟悉吧，根據范圍的不同，事跡可分為集體事跡和個人事跡。那么什么樣的事跡才是規范的呢？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精選12篇），歡迎閱讀與收藏。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1
安慶江邊，陳家的老屋早被拆毀，老屋的遺址歸屬當地的自來水廠，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籃球場，原址上豎立著一塊碑，說明這是革命烈士陳延年、陳喬年家的舊址，并沒提到他們的父親陳獨秀。
陳長璞沉浸在回憶里，面帶遺憾地說，當年老屋是安慶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有五進三個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園，大門樓有一丈多寬，儼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氣勢。
老屋旁殘留的一角是當年陳延年、陳喬年的讀書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門就面對著一個公共廁所。有關部門曾經在墻上鑲了塊“文物保護單位”的招牌，可是里面還有幾家住戶，住戶們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這是一個被忽略、被遺忘的角落，如同安慶城的氣質。很少有人記得，這個三級城市一個世紀前是安徽的省府，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城市，這里產生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創辦了一批新式學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牽連，陳獨秀的子女們，自然處于被遮蔽的狀態。葉尚志少時離陳家故居南水關只隔幾條巷子，他初中時雖偶然聽說陳獨秀蹲在南京“模范監獄”的消息，但沒聽說過他的兩位公子陳延年、陳喬年的任何情況。在延安、在華北根據地的時候，他也未曾聽聞過這兩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點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與陳延年在廣州一起工作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訴我，說陳延年是‘小列寧’”，葉說。
葉尚志從工作崗位離休后，多次回到故鄉安慶，見到了陳松年。那時陳松年已經是79歲，骨折臥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長女長璞在身邊照顧。安慶窯廠退休會計師陳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過世，晚年被安排為安慶市政協副主席。
在回憶自己的父母時，陳長璞溫情地說，他們都是和善、溫潤的人。陳松年安徽大學化學系肄業，1950年，這個原來的教書先生沒有接受安慶二中的聘書，而是去窯廠做工人，謹慎的他擔心，他的身份會給他帶來風波——“陳獨秀的兒子”帶給他的不是本應的榮耀與驕傲，而是緊張與憂慮。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2
王陽明的一生，是一代大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生，是踐行儒道、為國盡忠的一生。無論是貶謫蠻荒之地還是戎馬倥傯之中，他總是以國事為重，以盡忠為先，以盡孝為念，并且諄諄教育弟子要立志勤學，以圣賢自期，以修身養心、致良知為人生根本，而不以讀書做官謀取功名利祿為人生目標。
教導子弟立志勤學
王陽明在《與克彰太叔書》中說：“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為習氣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為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于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
王陽明說：“學本于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可見人生立志的重要。而所謂學問之功，就在消除習氣，復歸本然善性，這是一個道德修養過程，不可不慎。聯系到王陽明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所講“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條學規，首重立志，稱“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更凸顯了王陽明的從小“立志學圣賢”思想的重要。
勉勵子弟以圣賢自期
王陽明在《贛州書示四侄正思等》書函中說：“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夸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圣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后，斯可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未嘗拒之。”
王陽明雖在“干戈擾攘”中，仍寄書子侄，諄諄教導他們立志勤學。在他看來，讀書為學，目的不在做官肥家，謀取榮華富貴，而在于確立高尚的道德人格，“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圣賢自期”。這才是“家門好消息”，是能“繼吾書香”的好子弟。他在《又與克彰太叔》書函中要求叔父教育兒子正憲讀書盡孝，“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在《寄正憲男手墨》中要求兒子“立志向上”，而不必志在“科第”，稱“科第之事，吾豈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
忠義為先，以國事為重
王陽明在《上海日翁家書》中說：“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于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茍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后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后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為念。天茍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
自古有“忠孝不能兩全”之說，然而志士仁人雖常懷孝心，但總是以國事為重，忠義為先。王陽明在呈父親的書函中陳述了“先國后家”的人臣之義，在致兒輩的家書《嶺南寄正憲男》中則明確宣示了“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紀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的“國事為重”的思想。
勇于改過，以改過為貴
王陽明在《寄諸弟》的家書中，特別強調了“改過為貴”的思想，他說：“人孰無過?改之為貴。……古之圣賢，時時自見己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己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可見，勇于改過，以改過為貴，也是王陽明所提倡的優良家風。
師法圣賢，以致良知為人生根本
王陽明在致妹婿兼弟子徐愛的家書《與徐仲仁》中教育弟子“求古圣賢而師法之”，說：“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于義理，為學莫要于精專;毋為習俗所移，毋為物誘所引;求古圣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為迂闊也。”又在《寄正憲男手墨》中強調自己的講學宗旨，要求子弟以“致良知”為人生根本。他說：“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于此處，宜加猛省。”王陽明自提出“致良知”的心學宗旨以后，無論是對門人弟子，還是對家人子弟，皆諄諄教之以“致良知”，這個良知，便是孔孟之“仁”，程朱之天理，“致良知”，既是陽明學派的門風，也是王陽明一家的家風。
王陽明的江西大弟子鄒守益對老師的家書給予了精辟的總結和極高的評價，說：“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睹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祔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這個評論，不僅以陽明之教激勵陽明后人，且以之激勵同門學子，亦足見王陽明關于確立道德良知對于建立良好家風、門風思想的重要意義。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3
父輩們文化水平不高，但其身上散發出的精神，影響著大家庭中的每個成員，男女平等、尊老愛幼、友愛和諧、溫馨和睦......幾千年的中華傳統美德，經過言傳身教，在這個家庭中一代一代的傳承著。
一、中華美德、言傳身教，代代相傳。
父親劉毓明30多歲時患腦瘤，雙目失明，全家生活的重擔全壓在母親黃祖秀一個人身上。在外勞作維持生計、照顧年邁多病的父母、腦瘤失明的丈夫和幼小的孩子，從此母親起早貪黑的身影在劉聯慶的腦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記。
母親的言傳身教也影響著劉聯慶，盡量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為母親分擔
生活的壓力。直到劉聯慶的外公去世，后來，外婆患上老年癡呆，一些常人認為比較簡單的事到老人那，總會亂七八糟，但母親從不指責外婆，甚至沒有一句抱怨的話，一有空閑就帶著老人出外曬太陽、接觸大自然，直到外婆離世。
1962年，父親雙目失明，手術時，醫生曾斷言，父親最多只有20年生命。母親沒有放棄、沒有退縮，毅然挑起重擔，咬著牙，堅持著。手術至今，已是五十多個春秋，是母親的堅持和精心的照顧，父親打破醫生20年的生命判決，創造了生命的奇跡。
現在，劉聯慶的父、母親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身體日益老邁。但母親卻不愿為兒女添麻煩，仍然自己單獨住，這成了劉聯慶的一塊心病，在愛人支持下，一家人堅持做老人的思想工作，終于說服老人，將其接到身邊。
想到老人年紀大、牙不好，劉聯慶一家改換了飲食習慣，飯菜盡量選纖維少的，切得小小的，烹調得軟軟的，氣候變化時，及時為公婆添置衣物，置辦生活必須品，盡力適應老人，以使兩老能夠頤養天年。劉聯慶的兩個女兒在這種家庭的氛圍和言傳身教中，也將這種美德傳承，對爺爺奶奶非常孝順，幫助兩老做力所能及的事，怕兩老孤單，放學回家總會給兩老講學校發生的故事。
劉聯慶現在的家庭關系非常融洽、和諧。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理解、支持和幫助，從未發生爭吵、打鬧情況。當夫妻間意見不一致時，總是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原則，心平氣和地解決分岐，取得對方的理解和支持，媳婦心系婆婆，婆婆理解媳婦，噓寒問暖。
二、教育是立身之本
讓孩子成為一個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有用的人，離不開教育，教育是立身之本。在那個困難的年代，母親黃祖秀沒有因為困難而讓孩子們輟學，更沒有重男輕女，母親深知沒知識沒、文化的危害，常囑咐孩子要好好學習。正是母親的開放思想，在劉聯慶姊妹中，培養出三個大學生，五個大專生。
因為傳承和現實的需要，劉聯慶在孩子的教育上舍得投入，寧愿自己少吃、少穿，也不能少了孩子的教育投入，生活上要粗放，精神上要細膩，成為了劉聯慶家庭的又一個生活理念。
大女兒在古箏和英語上有天賦，為了能讓孩子有一個較高的接受教育平臺，2000年，全家東拼西湊四萬余元讓大女兒到貴陽上學，接受古箏學習及英語培訓，多方位提升孩子綜合素質。沒辜負大家的希望，現在，大女兒古箏已過九級，去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心理健康，快樂的成長。
小女兒從小好動，為培養孩子的耐性，三歲時開始送孩子學習鋼琴，母親每天抽時間陪伴孩子練琴。遇到省、市舉辦的青少年器樂大賽，都積極參加。經過努力，小女兒2010年考過鋼琴十級。多次獲得省、市青少年器樂大賽金獎、銀獎和“畢節市優秀團員”榮譽稱號。
三、真心付出，共創和睦家庭
對于現在的家庭，我感到非常滿意，家庭成員之間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的關系都相當和諧，是一個真正和睦的大家庭。之所以取得這樣的局面，總結起來就是：真心付出、真誠相待、換位思考、包容謙讓。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互、互動的關系，只要大家能做到一個“真”字，少一點私心，多一點公心，一定能建立起和睦的家庭關系。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4
在當時中外各種復雜思潮影響下，陳延年因為能閱讀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赴法勤工儉學之后，陳延年兄弟放棄無政府主義轉而篤信馬克思主義。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產黨旅歐支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陳延年與趙世炎、周恩來等同被選為委員;后來回國在上海、廣州，他是與趙世炎、周恩來齊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于國內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喬年兄弟同趙世炎等人從法國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一年后，因國共合作的需要，陳延年等奉命回國往上海黨中央報到，隨即被派往廣東工作。
回國后，兄弟倆都成為中央委員，陳延年曾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在黨的會議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稱而不論父子情。
鄭超麟回憶，某次，陳延年自外地來滬，鄭陪他往見總書記。原以為相別數年的父子相見場景會很激動人，但爺兒倆卻平淡如路人——陳獨秀正在石庫門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見到兒子出現，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樣，隨手拖來張椅子坐下就談起了工作。
昆仲雙烈
陳喬年身體強壯，皮膚很白，兩頰同蘋果一般紅。他的哥哥則與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兩條腿比常人細，皮膚黑而粗，濃眉毛，斜眼，近視，有時你以為他在看你，其實他看的是你旁邊的人。
這兩兄弟，除了相貌以外還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愛說話，愛講故事，關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幾個人會聚一起時，總能聽到他的低音。喬年則一聲不響。開會時不說話，多人閑談時也不說話，后來漸漸練習也能克服靦腆而在會場中演說了，而且說得相當好，雖然不及他的哥哥。
這些都是鄭超麟記憶中陳延年、陳喬年的模樣，“這兩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壞，穿得壞，絕口不談女人”。
1927年，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派大批軍警包圍了恒豐里104號，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捕。
陳延年在獄中沉著冷靜，說是這家主人雇的燒飯師傅，審訊他的特務看他黑黑的臉，穿著破衣，也信以為真。一天，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江孟鄒先生突然收到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寄來的一封字跡潦草的信，他拆開一看大驚失色。信上寫道：“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現拘押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燒飯司務當然不會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訊明釋放，現在我的衣衫褲都破爛了，天氣又熱，請先生替我買一套衫褲來。謝謝!”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5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學術。清代家集編纂刊刻的盛景已成為歷史，但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在人們向往書香社會的當下，回望傳統顯得尤為重要。這令《清代家集叢刊》的出版具有了特殊的價值。
匯集了家族著述的家集，是家族文學傳統最為直觀的載體。近日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家集叢刊》，公布了幾個以往很少為人所知的數字：宋及宋以前的家集，僅存世25種，且多為明清人編輯;元代自編及后代編輯的元人家集有15種;明代自編及清代編輯的明人家集有125種;清人自編及民國時期編輯的清人家集，總數達948種。盡管這只是初步的統計，但仍顯示出有清一代家集編纂風氣之盛。近百余年來，在中國社會經歷大變革、大轉型的同時，中國人“詩書繼世”的家族傳統似乎也正在逐漸淡去。
今年7月，詞學家龍榆生于20世紀30年代主編的《詞學季刊》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在為此舉辦的一次讀者沙龍上，龍榆生之子、復旦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龍英才坦言，從中學到大學，自己一直在學校寄宿，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時間不多，龍家的子女雖然在各自領域皆有所成就，但都沒能繼承父親的文學事業，龍榆生著述的整理、研究工作只能交給專業學者。
在新近出版的遺稿《我們三代人》中，已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也屢屢提及，祖父湯霖、父親湯用彤及自己皆以教授中國文化為業，而他的子孫卻都移居海外。湯一介不禁感慨：“我們這一‘詩書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繼續了。”
作為技藝的文學傳統
何為“世家”?清人曾有過清晰的表述。余集說：“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業世其家，有以文學世其家，而窮達不與焉。”錢泰吉說：“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為貴，而以士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為美。”在他們看來，世家無關功名地位，無關財富多寡，重在對家族傳統的禮敬與堅守。
“人類文明的發展建立在知識傳授和積累的基礎之上，現代社會知識傳授的主要渠道是學校，也許今天還應該加上互聯網，但在中國古代，卻主要由家庭或家族來承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清代家集叢刊》主編之一張劍認為，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中，家族文化是區別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標志，掌握住家族就等于掌握了進入中國古代社會乃至當代社會的一把金鑰匙。
所謂“三代承風，方稱世家”，家族文化傳統的養成需要幾代人的積累沉淀。清代家集中的《畢燕衎堂四世詩存》《長林四世弓冶集》《金陵蔡氏五世詩存》《溆浦舒氏六世詩稿》《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黔陽潘氏七世詩》《八葉詩存》《賜書樓九世詩文錄》《張氏十世詩抄》等徑以“六世”“七代”等命名，無疑表露著編纂者對于數代持守、終成世家的自豪感。有些家集，雖不以世代為名，但時間跨度可能更長，如《菱湖孫氏詩錄》有12世，《海鹽徐氏詩》有22世，《宜興任氏傳家集》有24世，均頗為可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蔣寅發現，國外的音樂世家、美術世家很多，但文學世家很少，而恰恰相反，古代中國的文學世家非常常見，家集因此也成為中國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中國人其實是把文學，或者說廣義的文學教育，作為一種技藝來繼承和傳播。對中國人來說，無論是選拔官員，還是評價個人才能，文采都非常重要。從漢代開始的察舉制度，隋唐以后的科舉制度，都把文采作為一項核心的考核內容。家族對于文學教育的重視，是中國形成眾多文學世家的重要原因。”
中國文化風貌的視窗
家集的編輯，既是對稿本、抄本、刻本等文獻的搜集、整理，也是對家族文學傳統的綴合、潤色與再造。這使得家集在展現文化火種薪火相傳的同時，也橫向拓展地緣、業緣、社緣等人際網絡，展現中國文學發展的具體歷史情境，成為展示中國文學甚至中國文化整體風貌的一個視窗。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石認為，中國歷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學世家其實并不多，即使像以蘇洵、蘇軾、蘇轍為代表的蘇氏家族，其后代的文名也逐漸微弱。同樣，清代家集的文學價值未必都很高，與其說它們的作者是文學世家，不如說是文化世家。家集雖然主要是以詩、詞等文學作品的形式結集，但其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更值得關注。
通過對所知見的786種清代家集編纂時間的梳理，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代家集叢刊》另一位主編徐雁平發現，在戰亂等非常之際，家族整體遭遇危機之時，編纂家集的熱情不僅未有消歇，反而高漲。“清代家集的大量刊刻是在太平天國之后，與之相關的家譜編纂，在同治七年以后年均數量也明顯增加。戰亂激發文獻的新生，或者說浴火重生，既體現出高度的家族責任感和家族本位意識，更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厚內涵和綿延傳承的重要渠道。”徐雁平說。
“家集對頌思祖德、啟勵后人、寄托家族情思，加強家族向心力、尋覓家族文學的特征和傳承、構建家族文學的發展脈絡、重現家族成員的文學活動空間等，都具有重要意義。世家大族往往就是地域文化傳統的代言人，他們的家集與郡邑文學總集密切相關，因此家集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人們對地域文化傳統的認知。”在徐雁平看來，清代家集數量的迅猛增加，是明清兩代文學中家族觀念、地方意識強化的表征，也是大批文學家族出現的一種必然結果，家集編輯在清代盛行的背后，是清人自覺的、自有的歷史感覺與文化意識，“其中牽涉書名的設計、作品的選擇編排、文字的修飾、小傳的撰寫、評說文字的搜集、世系的確定、人物關系的梳理等，這些舉措在有意建立家族文學傳統跨越時間的持續性，進而釀造出屬于某一家族的‘共同意識’。”
“《清代家集叢刊》向我們展示了什么是‘書香之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朱萬曙說，這些家族傳承百年的“書香”，正是當代社會所稀缺的。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6
家風是指一個家庭的風氣、風格和風尚。而優秀的家風是由和諧充實的家庭生活和濃厚的文化氛圍構成的。著名法國作家羅蘭曾說過：生命不是一個可以孤立成長的個體，它一面成長，一面收集沿途的繁花茂葉，它又似一架靈敏的攝像機，沿途攝入所聞所見，每一分每一寸的日常小事都是織造人格的纖維。環境給一個人的影響，除了有形的模仿以外，更重要的是無形的塑造。家風是一種潛在無形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也影響我們的心靈，塑造我們的人格，這種無言的教育，是打造一個人的人生觀和道德修養的最重要因素。
百善孝為先。父母給了我們生命，辛苦撫養我們長大，我們一定要孝順父母，這是我的爸爸媽媽從小就告訴我的，我的父母也以身作則，為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記得我還十幾歲的時候，爺爺生病臥床，什么都做不了，話也說不出來，我的爸爸從早到晚的照顧爺爺，像對待孩子一樣照顧爺爺。爺爺的神志已經不太清晰，清晰的時候想要什么也說不出來，爸爸用各種辦法去問爺爺想要什么，非常耐心地去理解爺爺的意思。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三年之后，爺爺安詳地離開了人世，沒有人想到爺爺臥床之后還可以生活這么久，但在爸爸盡心盡力地照顧下，爺爺確實生活了三年，爸爸在爺爺生命的最后幾年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照顧他，完成他的任何愿望。
這是我銘記于心的家風和家訓，“百孝順為先”，“孝敬無底線”，我會牢牢記住這幾句話，做一個孝敬父母，懂得感恩的人。在所有的人性品德當中，孝心是第一位，因為如果沒有父母的養育之恩，就沒有我們的現在，所以說我們要擁有孝心，擁有孝心是做人的基本原則。我會繼承我的家風，成為一個孝順的女兒，不負父母的.教誨和期望。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7
家風是一種潛在無形的力量，在日常的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的心靈，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種無言的教育、無字的典籍、無聲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經常的教育，它對孩子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孩子的世界觀、人生觀、性格特征、道德素養、為人處事及生活習慣等，每個方面都會打上家風的烙印。可以說，有什么樣的家風，就有什么樣的孩子。
記得小時候，父母經常說起做人要誠實，要學會節儉，不爭饅頭也要爭口氣，做什么事都要負起責任，好借好還再借不難，有錢的時候一定要想著沒錢的時候，學會受委屈，能包容別人等，這些看似簡單的話語里蘊藏了很深的人生道理，在那個艱苦的年代，父母辛勤勞節儉，與人為善，遵紀守法，尊老愛幼，他們用自己的行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自己的孩子們，這成了孩子一生的財富，孩子們不但學會了做事，更重要的是學會了做人，這也為他們長大穩穩立足社會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留守子女問題的出現，獨生子女的增多，父母工作忙，壓力大無暇顧及孩子的教育，父母過分溺愛，社會風氣同化等嚴重威脅著家庭教育，一代代新人也在經歷著一場嚴峻考驗。
當優良的家風被人們淡忘，新生代身上凸現的問題應運而生。如奢侈，虛榮，脆弱，懶惰，享樂，脆弱，抱怨，多疑，自私等問題在年輕人身上越來越明顯，嚴重的還會出現暴力，自暴自棄，自殺等問題，孩子問題的出現，歸根結底，要從家庭教育中找原因，要從父母身上找問題，不是有這樣一句話嗎?孩子身上一直有父母的影子，孩子身上的問題是父母問題的映射。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感覺現在的問題孩子越來越多，很多孩子雖然身體健康，智力也沒問題，但是存在很嚴重的心理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孩子的健康成長，所以現在提出了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說法。
作為父母，我們必須負起責任，努力給孩子打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空間。比如 團結、平等、和諧的家庭關系;濃厚的家庭學習氛圍;為了給孩子的成長創造一個良好環境，家庭成員之間應該和睦相處，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父母對孩子也要民主，主動傾聽他的意見、平等協商。家庭成員間都應注意情感的投入，這是一種心語心的交互，“愛要說，愛要做!”彼此給予溫暖、給予關懷。
家風將影響孩子一生，所以作為父母，必須構建和諧自然友好的良好家風，摒棄家庭中存在的不良風氣。給自己，給兒女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用行動教育子女，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讓我們的孩子走的更遠，生活的更美好，代代傳承。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8
葉劍英(1897—1986年)元帥，戎馬一生，英勇善戰，在全國人民心中，是一位為中國革命勝利建立不朽功勛的卓越領導人。對于家風，葉帥一直抓得很緊，嚴格要求，一以貫之。他經常對子女們講“挺著腰桿走路，夾著尾巴做人”的道理，要求子女銘記“夾著尾巴做人”的家訓。
葉劍英元帥的女兒葉向真讀大學期間，每當星期日，要從學校乘坐公交車回家，途中要換三次車，需要兩個多小時才能回到家里。有一天，“赤日炎炎似火燒”，葉向真冒著酷暑從學校回家，怎么也擠不上公交車，好不容易擠上車，在路上折騰了三個小時，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她一回到家就發牢騷，抱怨不派車接自己，葉帥一聽，厲聲批評說：“你以為這個車是給你們配備的嗎?因為我是替黨和國家工作，才給我用的車。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交車，你怎么不能坐?你以為你是誰?”葉帥的嚴厲批評，使女兒受到深刻教育。從此，她再也沒有在這些問題上發過牢騷，自覺嚴格要求自己。
在兒女的眼里，葉劍英元帥為人寬厚，謙虛謹慎，對子女既要求嚴格，又愛護有加。葉帥常常給子女寫信，對他們的讀書學習、工作就業、婚姻戀愛等各方面給予指導，鼓勵孩子們做小螺絲釘和實干家。葉帥在給葉楚梅的信中，要求女兒“努力把自己鍛煉成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個少一個沒有什么關系的人，不是可有可無的人。確有一點本事，拿出來為人民做點事，盡點小螺絲釘的作用，這就是學習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騖遠，幻想多而實干少。這一點，可要注意。多少人都說你學得不壞，爸爸是高興的。但應該懂得還不夠得很。望繼續努力，日進不已的學習，完成學習任務”。
談到葉帥的家庭教育，女兒葉向真說，父親在家里比較民主，但決不是放任，他很尊重別人。父親相信真正尊重他人，才會讓他人透露自己的心聲。如果以家長的命令式對待子女，就沒辦法了解孩子的心聲，孩子有什么話也不愿意跟父母說了，等到出了大問題的時候，家長才發現，就為時已晚了。葉帥曾說過，真正要想教育好孩子就必須了解孩子。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9
彭湃(1896-1929年)，原名彭漢育，廣東海豐人，被譽為農民運動的大王、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大革命時期，在廣州舉辦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第一和第五屆農講所主任。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彭湃在廣東海陸豐地區領導武裝起義后，建立了海豐、陸豐縣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家風就是理想主義”，彭湃的孫女彭伊娜說，家里人對物欲都沒有瘋狂的追求，這個家庭遺傳的最珍貴的東西就是為了理想奮不顧身。
彭湃家里原本相當富有，是海陸豐有名的大地主家庭，有“鴉飛不過的田產”。但他目睹了國家貧窮落后，民族積弱被欺，農民處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底層，生活十分困苦。他幾經尋求選定馬克思主義，立志變革中國社會。
彭湃號召農民起來進行斗爭，表示愿意拿出家產來支持農民。母親知道后十分傷心，邊哭邊說：“祖宗無積德，就有敗家兒。想著祖父艱難困苦經營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豈不是要破家蕩產嗎?”彭湃回到家里沒有一個人肯對他說話，好像對著仇人一樣，大哥也以分家相威脅。
以救國救民、變革社會為己任的彭湃認定家里的財產都是從農民手中搶來的，應該歸還給農民。堂兄代他領回了分得的田契，彭湃便親自將田契送到佃戶家里，可是佃戶們卻不敢接受，他決定采取一個更激烈的行動。1922年11月的一天，彭湃請來許多農民，當眾燒毀了屬于他的全部田契，把財產分給窮苦的農民，帶領農民參加革命。當初，他的家長希望他成為家族的接班人，而他卻成了舊社會的掘墓人。這是他對舊家風的背叛，與此同時，也逐步形成了新家風。
1929年，彭湃被反動派殺害，英勇就義時年僅33歲。英雄已去，浩氣永存。彭湃骨子里為革命為理想奮不顧身的特質代代相傳，在后人的血液里澎湃不息。
“爺爺為理想而進行實踐是無私徹底的。”彭伊娜說。在彭湃的感召和帶動下，彭家多人前赴后繼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先后有7人犧牲，其中6人被追認為烈士，最大的35歲，最小的才17歲。
作為紅色家族的后代，彭家人沒有把自己看成特殊的人群，也不懂得利用一些關系去謀求什么。他們始終與群眾打成一片，為家鄉和社會的發展嘔心瀝血。
彭湃的兩個兒子，彭士祿與彭洪自小就是孤兒，靠人民群眾的掩護幫助，吃著百家飯幸存了下來。其中彭士祿15歲時，幾經艱難被周恩來接往延安，之后留學蘇聯，他是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是我國第一艘核潛艇的總設計師，被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1983年，他主持了大亞灣核電站的前期工程，為我國科技事業、核工業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但他從不居功自傲。
與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這就是彭家幾代人傳承的共同選擇。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10
馬玉蘭，1970年3月24日出生，1992年參加工作，現在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工作，工作中認真鉆研法律，秉公辦案。其丈夫楊振宇在石嘴山市鵬盛化工有限公司工作，工作上盡職盡責，任勞任怨，兩人自1993年結婚以來，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幫助、同甘共苦，組建了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
馬玉蘭同志自1993年以來，在民事審判工作的第一線默默工作了21年。21年，在時間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對一個能常年如一日在審判第一線工作的人來說，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1年來，她始終恪守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工作信條，牢記審判權是人民賦予的，以不偏不倚贏得信任，以廉潔居中樹立公正，獨立承辦各類民事和民商事案件近2000多件，特別是調解成功率高達74.1%，社會效果好，受到了領導及同志們的好評，多次被評為優秀黨員、優秀公務員、并被記個人三等功一次。楊振宇同志現擔任石嘴山市鵬盛化工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公司在惠農區，每周只能回一次家，而且因為工作性質經常出差，但為了公司的整體利益而努力工作，從無差錯，夫妻二人雖然因工作分居兩地，但兩人均無怨言，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勤勤懇懇地堅守著自己的崗位，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都作出了不平凡的業績。
作為工薪族，他們熱愛本職工作，作為普通人，他們同樣熱愛家庭生活。雖然對有些問題可能意見不一，但她們總能互相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無論大事、小事共同協商解決，夫妻二人相敬如賓，夫妻倆總是盡量完美的詮釋父母眼中的孩子，丈夫眼中的妻子，孩子眼中的母親。父母和婆婆均已是70多歲近80歲的高齡老人，且均體弱多病，每年冬季都要在醫院住院治療，由于娘家在惠農區居住，婆家在平羅縣寶豐農村，她在大武口區工作，她就利用休息日和節假日回去照顧年老多病的父母和婆婆，陪他們說說話，一邊工作一邊盡孝，雖然忙得像旋轉的陀螺，但夫妻倆從沒有任何懈怠和厭煩。人們都說天下婆媳關系最難相處，但她和婆婆相處得卻似親母女，不管到哪里出差，都給父母和婆婆買禮物，特別是近三年來，她考慮婆婆中年喪偶、老無所養，又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無人照料，心中不安，就親自將婆婆接到家中照顧，平日對婆婆尊敬有加，每天給婆婆做營養又可口的飯菜，一有時間，她就會和婆婆聊天、陪婆婆上街轉轉，陪婆婆的時間多了，自然就少了時間照顧父母，她的父母也非常理解她，并不埋怨她的厚此薄彼，并給予鼓勵與支持，常給她打電話報平安讓她放心。家庭中充滿著孝、愛和善的氛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在夫妻倆尊老愛幼的言傳身教下，她們的獨生女和善、乖巧，待人寬容謙讓，很愛她的姥姥、姥爺和奶奶，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學習習慣，一家人經常參加舉辦的各種募捐活動，經常會拿些零錢給乞討的老人、殘疾人或小孩。
真心待人、民主平等是她們全家的處事態度，與鄰居們和睦相處，鄰居們有些事情做不了或需要幫忙，他們都熱心幫助。主動張羅本樓道的共用電量，積極聯系修理工修理共用的樓道門，通過自己的微薄之力為和諧社區的創建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11
我的家庭是一個平凡的家庭，也是一個幸福的三口半之家，丈夫和我，還有一個女兒，說三口半，是因為我的婆婆每年有大半年都在我家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的丈夫在石嘴山監獄工作，女兒還在上高中。我們家和大多數家庭一樣，只是一個平凡的家庭，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事跡，但是我們全家人在生活中互敬互愛，互相關心，在工作中我們夫妻倆積極進取、愛崗敬業，全家人和睦、溫馨，深受鄰里和社會的好評。
我和丈夫于1997年結婚，至今已17年，女兒今年已16歲。由于我們夫妻雙方的工作性質，一直是聚少離多，對于丈夫來說，家就像是個吃飯睡覺的旅館，家里的大事小事全部都得靠我這個女人來支撐，剛剛結婚的那幾年，我也有怨言，也曾迷茫過，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其實丈夫也很依戀我，很依戀我們幸福的小家，我漸漸的理解了丈夫工作的難處，也理解了丈夫由于工作忙而有家不能回的無奈，所以，我用我的行動理解和支持了丈夫，同時也為我們的小家庭付出了更多的心血，我因此多次被原惠農監獄黨委評為“好警嫂”。
1998年9月，我們的女兒出生了，對于在基層法院工作的.我來說就更忙了，家和單位，每天總是忙碌地奔波在這兩點一線上，有時回到家連飯都顧不上吃，就得去上班，但是盡管這樣，我仍然堅持了下來，我用我的艱辛換來了今天溫馨和諧的家庭。
2005年年底，我公公心臟病突發不幸去世，婆婆遭受突然的打擊，人一下子變得沉默了，也突然間蒼老了很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和丈夫商量后，把婆婆接到我家，安慰著老人因失去老伴的失落心情，在生活上對老人無微不至的關心，終于使老人從老年喪偶的痛苦中走了出來，臉上又露出了久違的笑容。直到今天，老人還和我們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在工作中，由于我和丈夫都是學法律的，而且都從事的是法律工作，我們不僅經常互相交流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在業務上也互相切磋，對彼此的工作也能互相理解支持。2006年監獄合并以后，丈夫的.工作不像以前那么忙了，至少能保證按時上下班，而我的工作卻越來越忙了，我們的家庭就完全轉換了角色，現在家里照顧老人、教育孩子的任務就基本上全部落在了丈夫的頭上，特別是這幾年，婆婆的身體不好，患上了高血壓、糖尿病，我們夫妻倆經常在飲食上也更多的照顧了老人，盡量滿足老人的口味。當然，平時我的工作也離不開老公的支持，2013年我所承辦的案件數量居全院之首，這也與丈夫平時的理解支持和幫助是分不開的。
最后說說我的女兒吧!說起女兒，那可是我們全家開心的鑰匙，女兒性格開朗、活潑，說話風趣幽默，茶余飯后，經常跟我們講一天中遇到的新鮮事，我們常被她風趣幽默的話語逗得開懷大笑，奶奶疼愛地稱她“小壞蛋”。
總之，我的家庭就是這樣一個普通而又不失溫馨快樂的家庭，沒有什么值得稱頌的事跡，但從中我卻體會到了親情的可貴和親人間互相理解包容對于生活的重要性。生活在這樣的家庭，我真的感覺很幸福。
好家風模范家庭事跡材料12
孫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載之，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的農民家庭。孫中山畢生奔走革命，不避艱險奮斗不輟，終于取得革命勝利，推翻了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在他身為大總統時，廉潔奉公，不謀私利，以公仆自居，人稱“公仆總統”。他的革命奮斗精神和為民辦事自居公仆的高尚品德深受全民敬重。
勤儉節約每日四毛錢伙食費
孫中山在總統府期間，多是粗茶淡飯。他兩個小女兒說，爸爸當了大總統，我們還不如在家吃得好。
為照顧好孫中山的生活，黃興請來了一位會做廣東菜的廚師給孫中山先生做菜。廚師考慮孫中山是大總統，就按當年給洪秀全開餐的標準，做了有各種圖案的六大雜錦拼盤、四個大菜、一個火鍋。
孫中山看后說：“今后不要做這么多菜，每餐只給我做一盤豆腐、一盤魚和一盤青菜。每天標準只用四毛錢伙食費就可以了。”
孫中山勤儉節約，生活十分簡樸。他很少花錢，有錢都用于買書，除了書籍他什么家產都沒有。他常把自己的東西送給衛士，有次天氣轉涼，有個衛士值夜班，他便把自己用的一頂氈帽、一件雨衣送給這個衛士，怕他著涼。
公私分明拒親人求職
孫中山非常重視辦事公正，主張廉潔奉公，不謀私利，反對鋪張和腐敗。他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時，以人民利益為重，決不謀私利，并反對任人唯親的做法。
孫中山的大哥孫眉早年在美國檀香山經商，曾數次捐巨款資助弟弟干革命，可以說貢獻很大，功不可沒。當時不少同志們向孫中山建議派孫眉出任廣東省都督，孫中山堅決不同意，并致函其兄：
“粵中有人議舉兄為都督，弟以為政治非兄所熟習。兄質直過人，一入政界，將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臺，則眾人矚望，稍失策，怨亦隨生……”
孫中山秉公辦事，不謀私利，不任人唯親的優良作風和高尚品德是人們學習的楷模。
兩袖清風臨終不忘托遺志
孫中山曾任民國大總統、大元帥，但他從未置私產，可謂一生正氣，兩袖清風。除了華僑捐贈他一座房子外，他沒有任何私產。
在臨終時，他在留給家屬的遺囑中寫道：“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所遺的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其愛，以繼余志。此囑”。這里所說的“一切”就是兩千多本書籍雜志和一所五間房的住宅。其實這所住宅還是四位華僑見孫中山在上海住的房子不像樣，還需交房租之下，合力籌資購買贈送給孫中山的。遺囑中寥寥數語表明了偉人的坦然心跡，也是這位不謀私利、廉潔奉公的人民公仆光明磊落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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