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七步詩》相關介紹
《反七步詩》寫于1943年7月7日，當時郭沫若居重慶，抗日戰爭正處相持階段，“大后方”的文壇上，有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的風氣，但郭沫若敢于迎流而上，翻起“以事求是，古為今用”的旗幟。為此，“有點歷史癖”的郭沫若，以飽滿的激情，冒著巴蜀盛暑，一氣呵成地寫作了長達萬言的史論宏文《論曹植》，這首《反七步詩》即附在此文之末。以下是《反七步詩》相關介紹，歡迎閱讀。
《七步詩》，乃《三國演義》中曹植受急于迫害自己的兄弟曹丕所迫之作，后流傳中被凝縮為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說新語》中記載的版本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此“七步詩”是王逸竹、郭沫若與魯迅曾于不同歷史背景下，改此詩（指曹植所作）而作“反七步詩”。
作品原文
反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
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
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
注釋譯文
鍋里煮著豆子，豆莖在鍋下燃燒，等豆子熟透了的時候，豆萁早已化為了灰燼。熟了的豆子變成席上的佳肴，變成灰燼的豆萁則成了田中的肥料。如果不是同一條根長出來的，怎么會愿意犧牲自己為兄弟奉獻呢？
創作背景
詩寫于1943年7月7日，當時郭沫若居重慶，抗日戰爭正處相持階段，“大后方”的文壇上，有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的風氣，但郭沫若敢于迎流而上，翻起“以事求是，古為今用”的旗幟。為此，“有點歷史癖”的郭沫若，以飽滿的激情，冒著巴蜀盛暑，一氣呵成地寫作了長達萬言的史論宏文《論曹植》，這首《反七步詩》即附在此文之末。作者在書前序言中，說明自己研究歷史人物，“主要是憑自己的好惡，我的好惡的標準是什么？一句話歸宗：人民本位！”在此標準和原則的指引下，作者對于曹植，一面充分肯定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所占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指出他的多項不足，諸如驕縱任性，恃才傲物。至于歷代被人傳頌的曹植的神來之筆《七步詩》，郭沫若則認為“過細考察起來，恐怕附會的成分要占多數”。他憤憤不平地寫道：“站在豆的一方面說，固然可以感覺到萁的煎迫未免過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說，不又是富于犧牲精神的嗎？
作品鑒賞
詩句賞析
附：曹植《七步詩》原詩文
其一：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記載為曹植原作）
其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由原詩改編）
曹植《七步詩》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來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來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殘害弟弟，這是詩人對兄弟相逼、骨肉相殘之事的悲憤與斥責。《七步詩》千百年來使人們對曹植抱著深切的同情，而在道德上對曹丕多懷厭棄，并一定程度影響到在文學上對曹植、曹丕的評價。《七步詩》用比喻手法委婉含蓄地表達了對兄弟骨肉相殘的悲哀指責，情真意切，十分感人。
現代著名文學家、學者郭沫若在史實與文學的方面，對“抑丕揚植”提出反對。他認為在文藝批評和七言詩的發展史上，曹丕占有開山地位，是三國時期重要的詩人，并認為南朝梁·劉勰的評價：“文帝以位尊減才，子建以勢窘益價”是較為公允的。
郭沫若的看法
郭沫若1943年寫了文章《論曹植》，重新考察、論證曹丕、曹植在人品與文學方面的評價，并對《七步詩》是否曹植所作質疑：
“過細考察起來，恐怕附會的成分要占多數。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滿意曹丕，故造為這種小說，其實，曹丕如果要殺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詩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殺他的話，詩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殺，何至于僅僅受了點諷刺而便‘深慚’？所以這首詩的真實性比較小。然而就因為這首詩，曹植卻維系了千載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載的厭棄。”
曹植《七步詩》的立意是站在“豆”的立場（自己的立場）寫“萁”的煎迫（曹丕的迫害）是過火和無情的。郭沫若則認為如果從“萁”的'角度來思考，“萁”是具有成全他人，犧牲自我的精神的。因此，基于這種理解，郭沫若仿《七步詩》寫下了一首立意不同的“翻案剝皮詩”——《反七步詩》。他認為，對于“豆”，“萁”的煎迫是過火無情的；而對于“萁”，這是富于犧牲精神的表現：豆萁燃燒自己是為了成全同根而生的豆子，它身上有一種“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這是兄弟一場，互助友愛的生動寫照。
郭沫若的《反七步詩》則一反曹植《七步詩》的詩意，變為贊頌甘愿自我犧牲的精神，詩以新旨，另鑄新詞。華羅庚的《贈諸弟》與郭沫若詩異曲同工：“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樂。不惜身成灰！愿弟早成熟。”“成熟”一語雙關，贊揚甘為人梯的精神。
名家評價
陳志歲《論郭沫若〈反七步詩〉》：
郭沫若《反七步詩》云：“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
豆是一種生態，是生命的一種形式，以與他物互適共生為原則。粗看郭詩似借物倡揚自我犧牲，細味卻是一種以個人拗見強加于物的言不傳心的種類共滅思想。郭沫若《反七步詩》寫于1943年7月7日，是其《論曹植》一文的尾筆。當時我國正處抗日戰爭社會背景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大后方”的文壇上，刮起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之風，身居重慶的郭沫若，在其逆風所舉“以事求是，古為今用”幟下作此《反七步詩》。郭沫若對歷代被人傳誦的曹植《七步詩》的論說可歸為兩點：一是有著“過細考察起來，恐怕附會的成分要占多數”的認為。二是操“古為今用”器，對詩中“豆”、“萁”所代表的兩種事物分別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知自稱以“人民本位”標準研究歷史人物的郭沫若，在《反七步詩》中，斯“豆”何指？斯“萁”何指？“萁”以己故滅“豆”之性，“豆”有何幸？“萁”有何德？“不為同根生，緣何甘自毀？”國共共“自毀”乎？或中日共“自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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