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表現手法有哪些

時間：2022-04-09 09:39:16 詩我要投稿

詩經的表現手法有哪些

　　《詩經》是我國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總體上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眾苦于剝削和壓迫、苦于戰爭和徭役；反映勞動、婚姻、生活、以及諷刺統治階級的荒淫無恥等。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相關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詩經的表現手法有哪些

　　賦、比、興是《詩經》獨特的三種藝術表現手法，在《詩經》的許多篇章中都能夠靈活自如地運用，同時賦、比、興也體現了《詩經》的詩歌藝術，對構造詩歌意泉、創造詩歌意境、表達詩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對后世的影響頗大。最早提到“賦、比、興”的是《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日風、日賦、日比、曰興、日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這里的“六詩”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類樂歌。后人將“賦、比、興”視為《詩經》的三種典型的表現方法。

　　《詩經》中賦比興的概念及其演變。“賦”、“比”、“興”是《詩經》中常用的手法：

　　一、“賦”的表現手法：

　　“賦”的本義是貢賦，“賦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諸侯向天子獻上貢賦之時必須開具清單，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時按清單點收。貢賦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須一一鋪陳，排列于神位之前。后來，這種物質的排列逐漸轉化成語言文字的排列。從此，“賦”成為一種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以“直接鋪陳”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來。鄭玄注《周禮-春官-大師》之“六詩”是將“賦”解釋為“鋪”，“直鋪陳”。唐代學者孔穎達在疏解《毛詩》大序時認為“賦則直陳其事”，“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

　　二、“比”的表現手法：

　　“比”，就是比喻，比擬，借代，夸張等，不是單純的比喻，包括的面較寬，這就如朱熹所說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以桑葉之潤澤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顏亮麗。另一說，用桑葉茂盛比喻男子對女方恩愛之濃。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以桑葉的枯黃飄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棄。從桑葉青春到桑葉黃落，不僅顯示了女子年齡的由盛而衰，而且暗示了時光的推移。另一說，比喻男子情意的衰落。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葚是甜的，鳩多食則易致醉：比喻愛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戀則易上當受騙。男人沉溺于愛情猶可解脫，女子一旦墮入愛河，則無法掙離。這是多么沉痛的語言!

　　三、“興”的表現手法：

　　“興”就是朱熹所說的“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興”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聯想，其作用是含蓄、蘊藉，是言有盡而意無窮。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達，容易窮盡。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讓讀者不知不覺地從形象中受到感染，產生意味無窮的效果。

　　比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如果舍去景物，不過是說“去時是春天，回來是冬天”，還有什么意味呢?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著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從《詩經》的祭祖詩中，我們看到了殷周祖先創業建國的英雄業績；從農事詩中，看到了在農業生產中辛勤地勞作地農奴；從戰爭徭役詩中，看到了仆仆風塵的役夫征人；從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詩中，看到那些關心國家時政的優秀人物；從婚姻愛情詩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習俗；從其他詩篇中，我們也看到周代社會各種各樣的民俗風情，等等。可以這樣說，《詩經》中的305篇作品，交織成一幅多層次的、多角度的，從多個方面展現殷周社會歷史的立體畫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潛含著無數的可以發揚的文化內容。它是中國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從遠古到周代社會的文化積淀。因此對于《詩經》的藝術手法，我們不僅僅需要從題材上的大體分類中去認識其偉大，而且更需要從整體上去把握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從類型這方面講，它的意義也是無限的。

　　作為我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已流傳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傳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不朽的藝術魅力，因而成為后代詩人學習、仿效的對象。《詩經》的許多作品真實而形象地反映了那個年代，開創了我國古代詩歌中的寫實傳統，堪稱為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特別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從事農牧業生產的勞動者，他們“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他們寫自己的勞動和生活，表現自己思想愿望苦樂悲歡，這些觸景生情、情由衷發的詩篇，都能如實描寫，沒有絲毫矯揉造作之態和粉飾雕琢之弊，形成了樸素、自然的藝術風格。《詩經》中的政治諷喻詩，敢于揭開內幕，指斥時弊，且能表達出作者鮮明的憎惡或誤傷之情，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形象地表現生活是文學的共同要求。《詩經》的一些優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較為鮮明、生動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點再現在作品中。如《邶風·靜女》的“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鄘風·柏舟》的“髡彼兩髦，實維我儀”，《齊風·東方未明》的“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動態描寫都十分逼真傳神。《鄭風·出其東門》的“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都描寫了主人公所愛對象的模樣：前者寫發式——兩邊垂著齊眉發；后者寫衣飾——白色的上衣，淡綠色的頭巾。這些外貌描寫也具有形象性。至于《詩經》中的一些敘事詩，如《衛風·氓》、《邶風·谷風》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征，為后來敘事性文學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個起點。

　　《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開端。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古代詩歌特別是抒情詩，在三千年以前就開始步入成熟的階段。它的思想藝術成就，在文學史上有多方面的開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詩經》以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容，精湛而杰出的藝術成就，把我國詩歌發展推向了第一個高峰，奠定了我國詩歌的優良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我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詩經》中民歌和文人詩的優秀詩篇都來源于生活，來源于現實，推動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現實，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并把這些現實內容真實地用作品反映出來。屈原詩歌的兼善風雅、漢樂府的“緣事而發”、建安詩歌的“風骨”精神，直到杜甫的“裁偽體親風雅”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都與《詩經》的寫實精神一脈相承。

　　《詩經》雖也有少數敘事的史詩，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詩經》可以說主要是一部抒情詩集。從《詩經》開始，就顯示出我國抒情詩特別發達的民族文學特色。從此以后，我國詩歌沿著《詩經》開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進，抒情詩成為我國詩歌的主要形式。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作。《離騷》中憂憤深廣的作品，兼具了國風、“二雅”的傳統。漢樂府詩緣事而發的特點，建安詩人的慷慨之音，都是這種精神的直接繼承。

　　同時，后世詩人往往倡導“風雅”精神，來進行文學革新。陳子昂的詩歌革新主張，就是要以“風雅”廣泛深刻的現實性和嚴肅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質樸自然、剛健明朗的創作風格，來矯正詩壇長期流行的頹靡風氣。

　　如果說“風雅”在思想內容上被后世詩人立為準則，比興則在藝術表現手法上為后代作家提供了學習的典范。《詩經》所創立的比興手法，經過后世發展，成了我國古代詩歌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義的興，更為后代詩人所廣泛繼承，比興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詞，用來指詩歌的形象思維，或有所寄托的藝術表現形式。后代的民歌明顯地繼承了《詩經》起興手法。屈原在《楚辭》中，更是極大地發展了《詩經》比興寄托的表現手法。

　　《詩經》對我國后世詩歌體裁結構、語言藝術等方面，也有深廣的影響。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的四言詩創作直接繼承《詩經》的四言句式。如，《短歌行》就是一篇歷來膾炙人口的不朽詩篇。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總結和藝術的升華，它生成于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容。這使它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遠遠超出了詩的界域，關于它的文化意蘊的開掘也將是無限的。晚近時期的學者，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漢、宋門戶之見，進一步從文學、史學、社會學等角度闡發詩義，特別是本世紀以來，許多學者運用近代科學方法，將《詩經》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了中國的國界，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很早就傳入了漢文版的《詩經》；從十八世紀開始，又出現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詩經》的全譯或選譯本，成為世界人民的精神財富。

　　《詩經》的內容有哪些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產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里說的“民歌”，只是一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一部分屬于“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于貴族最低的一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于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干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在豐收的日子里，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一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后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后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后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后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后稷的神話色彩。后稷長大以后，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后來他在有邰(今陜西武功西南)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公劉》敘述后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今陜西旬邑縣、彬縣一帶)，在豳開辟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一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陜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筑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筑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樂師手筆。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一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于簡明而有條理。但由于其寫作目的主要在于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于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里面，敘事詩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于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并，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于這一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國語·周語》)。

　　在這一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卬》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里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一種不可避免的混亂。

　　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一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峷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這是一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閑過活。但同時，作者并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于眾人：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這并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于朋友，“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沖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于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一種矛盾;但另一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于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

　　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后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一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于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

　　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一般以為產生于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并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一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學者所說，他是一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一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于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并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于相當忠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化來的氏族奴隸制的社會情狀。

　　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閑，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里享用;一年到頭，周而復始。他們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一類東西。一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于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

　　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后代田家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在社會的一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認的這一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并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

　　《相鼠》也是類似的作品：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儀”是統治者自身制訂的行為規范，而統治階層的`成員，沉湎于荒淫作樂的生活，又往往破壞了這種規范，于是詩人對他們發出尖銳的詛咒。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首詩之所以寫得如此尖銳而激烈，乃是因為作者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首先站在維護“禮儀”的立場，這也是社會所承認的“正確”的出發點。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家伙的沉重壓榨，想要逃到一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愿意認可，并認為值得警戒的。

　　前面說《小雅》中一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于戰爭和勞役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一起介紹。《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于戰爭的厭倦和對于家鄉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

　　其中《東山》寫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復雜感情，在每章的開頭，他都唱道：“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他去東山已經很久了，現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飄著細雨，襯托出他的憂傷感情。他一會兒想起了恢復平民生活的可喜，一會兒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經荒蕪，迎接自己的也許是一派破敗景象：“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也覺得還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懷也!”一會兒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歸來的妻子：“鸛鳴于垤，婦嘆于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剛嫁給自己時那么漂亮，三年不見，不知現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全詩通篇都是這位士兵在歸家途中的心理描寫，寫得生動真實，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生活的懷念和向往。這首詩對于后來的詩歌也有一定影響。如漢樂府民歌中的《十五從軍征》，寫一個老兵從軍隊里歸來，卻見到老家已經破敗，親人已經去世，其構思可能曾受到此詩的啟發。《小雅》的《采薇》，表現了參加周王朝對玁狁戰爭的士兵的苦惱，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回家之事卻毫無指望，因而獨自黯然神傷，“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最后終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鄉途中，天空飄著紛紛揚揚的雪花，身體又饑又渴，心里充滿悲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他去當兵的時候正是春天，楊柳迎風搖曳，似乎在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鄉的時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飄灑，似乎在表示歡迎，又似乎表示冷漠。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評價，如晉代謝玄就認為這是《詩經》中最好的詩句(見《世說新語·文學》)。后世詩歌中所表現的以折柳贈遠行之人的風習，似乎最早就是淵源于此詩，因為此詩最早將楊柳與遠行組合到了一起，使人產生了楊柳留人的印象。

　　應該說明：《詩經》中這一類作品，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反戰詩”。因為詩中雖然表達了對于從軍生活的厭倦，對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戀，卻并不直接表示反對戰爭，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詩中的情緒也是以憂傷為主，幾乎沒有憤怒。這是因為，從集體的立場來看，從軍出征乃是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即使這妨害了士兵個人的幸福，也是無可奈何。這一特點，在《衛風·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齃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樂，首如飛逢。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這首詩是以女子口吻寫的。她既為自己的丈夫感到驕傲，因為他是“邦之桀(杰)”，能“為王前驅”，又因丈夫的遠出、家庭生活的破壞而痛苦不堪。詩人所抒發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實的。

　　在《國風》中，最集中的是關于戀愛和婚姻的詩。

　　在《詩經》時代，在某些地域，對男女交往的限制還不像后代那樣嚴厲，由此我們在這些詩中看到年輕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會和相戀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一個打獵的男子在林中引誘一個“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勸男子別莽撞，別驚動了狗，表現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風·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一對情人相約在城隅幽會，但是當那男子趕到時，那女子卻故意躲了起來，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躕”，那女子這才出來，又贈給那男子一根“彤管”——究竟是什么東西現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愛情信物的意義，那男子不禁驚喜交集，因為這“彤管”是心上人送給自己的，所以他覺得真是分外美麗，不同尋常。

　　但畢竟，從總體上說，社會的約制是在逐漸嚴格起來，戀人們對自己的行動，也不得不有所拘束。《鄭風·將仲子》寫道：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仲子”是她所愛的情人。但她卻不敢同他自由相會，且不準他攀樹翻墻。只因父母可畏，并在后面重疊的二章中，提出“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眾多“可畏”的力量，戀人們又能怎么樣呢?

　　于是我們在《國風》中看到許多情詩，詠唱著迷惘感傷、可求而不可得的愛情。在后人看來，這也許是一種含蓄的微妙的藝術表現，但在當日，恐怕主要是壓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陳風·月出》)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秦風·蒹葭》)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漢廣》)

　　一切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不是無緣無故地形成的。明朗熱烈的風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產物;含蓄委曲的表達，總是感情壓抑的結果。在文學發展的初期，即人們尚未自覺地追求多樣藝術風格的時代，尤其如此。

　　《國風》中還有許多描寫夫妻間感情生活的詩。像《唐風·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這樣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后，歸于其居。”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拋棄。在那種婦女毫無地位的時代，棄婦的命運更令人悲哀。《邶風》中的《谷風》，《衛風》中的《氓》，是最著名的兩首棄婦詩。《谷風》是一個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訴，說自己如何辛辛苦苦為丈夫持家，千難萬難度過貧苦的日子，家境好起來，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歡，把自己趕出門去;自己離開夫家時，如何難分難舍，因為割不斷對往事的追憶留戀。詩中所描寫的，是一個賢惠忍讓的中國婦女的典型。《氓》敘寫了一個女子從與人戀愛到結婚到被拋棄的痛苦經歷，一件件事情依次寫來，脈絡非常清楚。先是有一個男子笑嘻嘻地向她買絲，借機搭識。她答允了這樁婚事，在等待結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頹墻盼望他。可是成家沒幾年，丈夫卻拋棄了她。她憤怒地指責丈夫：“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告誡其他女子不要輕信男子：“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這是真實的心理，同時多少帶有道德訓誡的意味。

　　《詩經》中寫戀愛和婚姻問題的詩，或歌唱男女相悅之情、相思之意，或贊揚對方的風采容貌，或描述幽會的情景，或表達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嘆棄婦的不幸遭遇，內容豐富，感情真實，是全部《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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