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1991年離休前曾任《大眾日報》的副總編兼紀委書記。所以，在全國有些著名書畫家來報社進行文化交流時給父親留下了一些“墨寶”。有的父親裝裱了以后在家里還懸掛過呢，這一點報社的有些離休人員都見過。當時任報社黨委書記的王煥清老人現在還健在，他應該能記得有哪些著名書畫家給我父親留過“墨寶”。記得有一次我在父母家，看到他把吳中奇以父親名字的最后一個字而寫給他的一個“龍”字裝裱后掛在墻上而閑談時;父親還說過“劉海粟還給我畫過一只牡丹呢”。

　　因為個人歷史平反的問題，齊白石的關門弟子畢穎之曾多次找過我父親幫忙;有一次晚上8點左右我回家看望父母時發現墻上臨時懸掛了一幅長和寬都超過一米半的、沒有裝裱的一只母雞和一群小雞的圖，父母解釋說：畢穎之又來我們家了，他剛走，這是他送的畫。

　　2000年10月6日我生母去世，同年，時年74歲的父親通過婚姻介紹所與時年59歲的E認識并辦理了結婚登記。2005年4月24日父親給我們留下了“屬于我的房產、家具、十幾幅字畫等財產由我的子女繼承”的遺囑。但是，2005年5月27日我父親去世后我們回家為父親辦喪事的時候，父親的鄰居們告訴我們：E已經用出租車拉走了好幾車財產：當我們進到屋內大體清點財產時，能發現和知道的是：空調、彩電、微波爐和名人字畫沒有了。因為E把我父親的戶口本和身份證等一切證件都帶走了，所以在需要派出所開具“殯葬證”的問題上就遇到了麻煩，對此我們對派出所的警官說“那么我們按家庭被盜報案吧”，警官讓我們找管地段的警官……

　　給父親辦完喪事后，6月2日我重新到科院路派出所就父親收藏的名人字畫下落不明的問題報案，派出所的人做完筆錄后告訴我：這是“家庭糾紛”案，讓我們到法院去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的不同看法如下：

　　1：通常發生了一件財產不翼而飛的情況后是應該到法院去報案嗎?所以，我在6月2日到派出所報案而接受筆錄的時候發現一個問題是：做筆錄的警官堅持“家庭糾紛”的說法是來源于他的一個想當然的看法：E既然轉移了其它財產也一定包括那些名人字畫。但是，現在的問題是：E一直堅持“俺沒有見過那些字畫”的說法。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我們在法庭上出示了足夠的證據能證明我父親確實收藏過那些名人字畫，那么，如果E在法庭上來一個“可能董觀龍在和俺結婚前他就把那些名人字畫都送人了”的推理后，讓法庭怎么辦?又讓我們怎么辦呢?可能法庭還是建議我們再到公安部門申請立案偵察吧?

　　2：如果到報社宿舍來了解一下，人們還會提供另外一個事實：我父親與E結婚后，在24小時都有保安人員在宿舍區值勤和巡邏的情況下，惟獨發生了我父親家的儲藏室被撬盜的情況!在人們“沒有外人作案”的議論中，隱含著就是田家人作案的意思。尤其是在我父親住院半年的時間里，在我們董家人日夜陪護在父親身邊的時候，E的女兒田輝和兒子田軍等人就經常住到我父親家里來陪伴他們的母親(這一點報社老干部處的處長和司機們也是知道的)。如果是E已經是40歲左右的子女或者另外的人偷走了那些字畫的話;是否也是“家庭糾紛”呢?現在在沒有經過立案偵察的情況下，憑什么就可以斷定是E拿走了那些名人字畫而做“家庭糾紛”的處理呢?

　　3：就算是E承認拿走了那些名人字畫而不屬于財產不翼而飛的情況，那么，按照以上《XX節目》的當事人D的行為是盜竊行為的案例來說：E偷拿走了屬于我親生父母的“共同財產”的這種行為也應該返還吧?而現在的問題是：在誰也不承認拿走了那些財產的情況下難道不屬于盜竊行為嗎?

　　總之，我們認為：法律的主要職責是維護社會次序和社會公德的，大多數人就是通過法律對一個個違反社會次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作出應有的懲罰后來理解法律的公正性的。

　　難道我們的法律容許一個貪財的女人嫁給一個正廳級離休干部4年后，就使這個離休干部去世后一生只有不到100元的銀行存款?

　　難道我們的法律容許發生了一件價值20萬元以上的財產不翼而飛的案件后，一個“家庭糾紛”的結論就可以使盜竊分子逍遙法外了?

　　最后，萬分盼望濟南市的執法人員能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習慣”偵察到這價值20萬元以上財產的最終下落，我本人也愿意承擔法律上因為“報假案”而應有的懲罰。

　　以上申請當否?請各位警官指點。

　　此致

　　敬禮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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