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師偉
縱觀《滅亡》發出“凡是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人都應滅亡”的杜大心,到《家》中作者“我要為過去那無數無名的犧牲者‘喊冤’”①，再到《寒夜》中“可是舊社會不讓他活,不給他公平”的汪文宣和 “追求也不過是一種逃避”的曾樹生。我以為巴金的作品是從激情抨擊走到漸趨冷靜諦視，而《寒夜》則寄寓了作者更為深刻的人生思索。
汪、曾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那個時候我們腦子里滿是理想，我們的教育事業，我們的鄉村化、家庭化的學堂”，這種理想在令人惶恐不安的年代都肥皂泡似的破滅了。于是他們痛苦著，掙扎著，與社會抗爭著。但因為“人抗擊世界的惡、痛苦、不公正，渴求創生更好、更公正、更幸福的樂土，但是人卻因此釀出不幸之因，造出惡的新形式。”②汪、曾是女權主義者，這也是他們以之與封建禮教徹底決裂的一種體現，他們因此走到一起，卻因不曾舉行婚禮而遭汪母的輕視。汪文宣摯愛著曾樹生，就必須讓她尋求自由，在看到陳奉光和她在一起時，一種本能的“性嫉妒”竟也全然被壓抑住了。汪痛苦、徘徊在得愛與失愛、母親與妻子之間，“天啊，我怎么會變成這樣……墮落到這個地步”、“我對不起每一個人，我該受罰”。曾也并不幸福，“她（指汪母）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這種生活，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你（指汪文宣）為什么太老好”、“你只會哭！”、“你只會用哀求的眼光看我……你打罵我，我也會感到痛快。可是你只會哀求，只會嘆氣，只會哭”、“怎么，他（指小宣）笑都不笑一聲，動作這樣慢。他完全不象一個小孩。他就象他父親”。曾樹生自以為扮演的是個兒媳不象兒媳的人，其實她更妻子不象妻子、母親不象母親。“知識分子受苦，知識受到輕視。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負，生活也越苦，人有見識，有是非觀念，不肯隨波逐流，會處處受歧視”③。他們二人在這樣的世界里渾渾噩噩地活著。
汪文宣為何沒有再走？這種試圖調和婆媳關系的方法為何總是無效？甚而使雙方怨怒更深？他除了死掉還有其他的出路嗎？按馬斯洛的健全心理學來看，生理需要中的汪不夠健全，陳主任還引起他的“性嫉妒”；社會動蕩、嚴重的肺病無不使之少安全感；在母與妻的選擇中實屬不可得兼，歸屬和愛是不健全的；不被工友認可，甚至曾被他們聯名排擠，哪里有尊重可言？“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所以，自我實現又從何談起？也就是說，他的各種需要都沒有滿足。剩下的只是嘮叨：“我是個男人，總不能袖手吃閑飯啊”，“我也是個人啊”。那么，他為何沒有再走出去呢？如果他身體很好，會嗎？不會。那是因為社會不允許他再“浪漫”一點兒，樹生對他的愛已經自感“空靈”。他只有被重重地摔在無情的現實中。他哭也可、醉也可、死也可，就是不得逃避。他只有屈服！畢竟汪母的母性是不能替代樹生的妻性的，反之亦然。于是他想調和汪母與樹生，甚至想調和樹生和社會。他已經形成了典型的“雙重人格”！“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辦法了”、“過去的橫豎已經過去了“。這種屈服后的調和卻直接被樹生看作是軟弱，老好、懦夫，被汪母視為沒有骨氣。何況婆媳之間總是格格不入，逢見必吵。汪母畢竟沒有嫌棄他，給予他無微不至的關懷；樹生也在走與否間徘徊了數日，走后也一直寄信與他、寄錢與他，終沒有答應陳奉光的求婚。她們都珍愛著文宣。但這兩種對汪文宣的愛是不能同時保全的。汪母恪守舊道德，而樹生尋求幸福，有新思維。他獨得一方，自然就失卻另一方，而得到雙方的愛就意味著失卻整個的愛。一個近于冰冷的身軀是多么需要呵護！然而，事實只能如此！“她們不愿他死……，卻推著他早日接近死亡。”（巴金：談《寒夜》）
樹生走掉了。他一再恪守尊嚴而不用她寄來的一分錢。他是想盼望樹生回來，以此來向她證明：我是確有骨氣的！可這只能使他本已羸弱的身體一再衰弱下去。汪母取錢卻使他僅有的一點尊嚴也喪失了。肉體已經死掉了，精神上也死掉了！確實沒有人理解他，然而理解后又有什么作用呢？生活依舊是灰頹的,如汪文宣的臉色一樣。
汪文宣無疑是悲劇性的人物。他的死是那個社會造成的，其中當然也存在性格弱點。他對樹生的感情也是真摯的，一直到最后。但是“愛情在對抗性的階級社會中，在弱肉強食規律的氣氛中只能死亡。”④他由于各方面能力的缺失，造成他精神上的失衡，愛又不能愛，恨又不能恨。“其時，恥辱已變成了一種永恒的狀態。”⑤走出去的子君、涓生又怎樣呢？“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可是走了后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⑥他不肯“墮落”也不肯“回來”，就只有茍且地活著。
曾樹生的性格更具有復雜性。曾經與汪有著同樣理想的她，經歷世事后為何卻與汪完全相反？“我愛動，愛熱鬧，我需要過熱情的生活 ”、“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巴金在自評曾樹生時曾說“她從來就不曾為改變生活進行過斗爭。她那些追求也不過是一種逃避”。我以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她為改變這種生活斗爭過，甚至是一直都在斗爭，只是這種行為表象有悖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難道汪文宣從某種角度說不也是在逃避嗎？只是他“心遠”，地不能“自偏”而最終“心”屈服于“地”罷了，只是汪的逃避的表現沒有抵觸中國的傳統道德。《傷逝》中的子君甚為可愛，她若成為“花瓶”，涓生就一定一直不高興嗎？與其讓子君凄美的死去，不如起來走向新天地，只要不違本心，不失高遠之志。曾樹生就是這樣的人，她走出去了，沒有違背善良、也深愛著文宣（并不曾應允陳奉光的求婚）、讓文宣“走出去”（一味地報怨的目的正是這樣）。
每個人都在追求幸福。幸福是什么呢？當代學者摩羅在《恥辱者手記》中的《良知的 彈性》一篇中寫到：所謂人類的幸福，也許僅僅只是以對于自由的那么一點向往，盡力抵制制度的單一，冷硬和殘酷，求得一點自由的空間，讓人性的豐富性得到一點有限的喘息和伸展。……看一個傳統的專制社會有沒有改變的希望，也就是看這個社會的民眾有沒有足夠的品質、素質和良知用以構成抵制殘酷制度的壓迫與戕害的彈性體系。曾樹生正是這種“彈性體系中的一員，她身背不孝不潔之名而勉強維系這個四口之家，但汪母嫌棄她、文宣懦弱、小宣刻板。她面對這種家境中無愛或有愛難伸的狀態，她還會于此久居嗎？然而她“地偏心仍遠”！
馬斯洛說：“我們發現，在真正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僅重視真、善、美，而且也重視倒退的、生存的和體內平衡的價值：和平和寧靜，睡眠和休息，順從，依附和安全，防范現實和引退脫身……”，“應當記住，基本的動機是滿足已形成的價值階梯，……施展特殊才能這種高級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斷滿足支持著的，這種安全需要，即使處在不活動狀態，它也沒有消失。……因此，這些健康的倒退的價值選擇，也應當被認為是‘正常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象‘高級價值’一樣的情況一樣。”⑦這段話用在曾樹生身上恰如其分。也就是說樹生之“高級價值”的實現是需要“安全”來支撐并不斷滿足的。她的家中如此狀況，“安全”何在？她也曾不斷地調和與汪母之間的矛盾，力圖營造僅有的“安全”的港灣，但汪母固執不化甚至有些迂腐的語言、行為使她冷卻再冷卻！所以，她只有選擇所謂的“逃避”來實現她的“高級價值”。
汪文宣、曾樹生他們都需要安全、從屬、親愛關系和尊重，但每一方只能由對方或他人來滿足，即只能來自個人之外。“這種依賴狀態下的一個人，確實不能說他統治著自己或支配著自己的命運。他她必須感激滿足需要的供應來源。他人的愿望、狂想、規則和規律支配著他她，而且他她必須對它做出讓步，以免損害了他她的供應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他她必須是‘他向的’。這就是說，他她必須調整和適應，依靠發展靈活性和反應以及改變自己來適合外部的情況。”⑧汪、曾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為雙方伊始都能從對方滿足自身的安全、從屬、親愛和尊重，盡管這些需要是有些“烏托邦”式的。隨著社會的動蕩，家庭矛盾的日益惡化，這些“需要”動搖了，給予對方的需要局限了，甚而扭曲了，乃至破滅了。不能武斷地說他們二人誰先給予對方的需要少了起來，因為之二人的結合之初就預示著結局的到來。也許共同的夢想尚溫，但“需要”的確動搖了，因為樹生因文宣的“老好”，感到了愛的缺失，這種所有“需要”的根基的缺失！這時陳奉光又鉆了現實造成的家庭矛盾中的空子。他向樹生展示他的狂想、規則和規律，更以“現實中的愛”為根基，樹生怎能不為之動搖過？汪文宣總向汪母表明：樹生不是那種人！但樹生的那種迫于社會、家庭形成的“真空的愛”對文宣會起到滿足“需要”的作用嗎？汪、曾之間真正能保存的也許只能是那段舊有的、曾為之不顧一切的純真情懷！但世事難料，那樣至高無上的理想居然在現而今被擊得粉碎，那還能有什么不能被粉碎呢？文宣只能想保存著那份舊日情懷，是那樣的執著，給樹生以自由、幸福，但汪母對他二人之過去又總是鄙薄、冷眼，總是念念不忘、舊事重提。這自然加劇了婆媳矛盾，卻也更刺傷了文宣視之如命救命稻草的心。
汪文宣、曾樹生沒有像子君、涓生一樣不知道愛情的幸福是不能離開社會的解放而單獨地實現的，他們是有社會革命的偉大志向的，然而囿于社會的壓力，他們一步步走向悲劇的結局。文宣的死是一種最好的解脫辦法，樹生的“逃避”只是將痛苦的表象沖淡了，同時將更為痛苦的結局的到來拖延一些時日罷了。無論是反抗過的、懦弱的、正在反抗的都要死掉！
這真是一個寒冷的夜晚！一切都在死寂之中！
巴金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著或曾有著火熱的革命激情的。因為作家的經歷與國家命運之間存在著內在邏輯上的密切關系，因此對現實生活的人情世態的體品，他能夠穿透現象把摸到本質。作者雖沒有扛槍作戰，卻始終有著戰士的氣質和詩人的修養。
巴金的創作總是有很高的激情的，然而這篇小說卻是另一種風格：凝重、滯澀。作者并沒有將主人公放在類似《家》的背景上。如果說覺慧的出走為死悶的大家族添上一筆生命的彩虹的話，那么這《寒夜》中的三個人的世界卻永遠壓抑、痛苦，而絲毫沒有解救的辦法。巴金在《〈愛情的三步曲〉總序》中說：“我的生活里是充滿矛盾的……我卻是忠實的，我從不曾讓霧迷了我的眼睛，我從不讓激情昏了我的頭腦”。是的,生命中不能只有激情，但又不能沒有激情，還需要冷靜，冷靜是激情的再整理。“自從我執筆以來，我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這是他的戰斗宣言。他一直在困惑著、思索著、探尋著。汪、曾即是他冷靜思索中的產物。作品中的人物走向末路，然而巴金并沒有走向末路，巴金和其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在精神歷程中揭示災難中知識分子的心態，對自己的否定、內省和超越，正像摩羅說：“ 巴金是一個在精神上全面覺醒的人，他知道一個完美的人應該具有什么品性，他終其一生都在努力擁有這些，實踐這些”。他的一切著作都是因感受著人間的罪惡而苦惱，為著全世界人類的不幸的命運而痛哭。而且他的每一篇著作都可以給每一個青年人帶來一種偉大的心情，一種向光明走去的心情。巴金，是一個多么偉大的作家，恐怕是誰也不敢加以否認的吧?但，惟其因為是偉大的，所以總是苦痛著的。但丁是這樣，魯迅是這樣，而我們的巴金先生也是這樣。
這偉大的作家永未拋棄過他的指斥罪惡咒詛橫暴的筆，他永遠用他底苦痛的靈魂來使青年感動，教每個青年去怎樣愛人，救人。
總之，巴金在覺悟著民族的靈魂，而使之“向上”“奮斗”這一意義上說，巴金是有著他底不可磨滅的功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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