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是俄國19世紀文學“黃金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在俄國和世界文化活動中占有勿庸置疑的地位。別林斯基稱贊他說:“果戈理君擁有強大而崇高的、非凡的才能。至少在目前 ,他是文壇的盟主 ,詩人的魁首；他站在普希金所遺留的位置上面。”①在他短短的 4 3年的生涯中 ,給世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和文化財富。他的創(chuàng)作關注現(xiàn)實人生，其作品為后世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果戈理對于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僅僅是批判諷刺的態(tài)度，他對生活中不合理的制度和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的生活也帶有強烈的不滿。中篇小說《外套》是《彼得堡故事集》中最好的一篇，它典型地代表了作者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格。在作品中, 果戈理通過對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這個小人物的塑造，以笑中含淚的犀利的諷刺筆調, 深刻地揭露并尖銳地抨擊了俄國沙皇專制農奴制的種種罪惡。也引發(fā)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弱者的思考。
一、“小人物”的悲劇命運是真實的生活復制
生活的真實性，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別林斯基說：“果戈理先生是一位詩人，一位真實生活的詩人。”②果戈理繼承并發(fā)展了普希金的現(xiàn)實主義的光榮傳統(tǒng)，使俄羅斯文學有了更豐富的內容，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民族性、獨創(chuàng)性和“十足的生活真實”（別林斯基語）。從小說集《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開始，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逐步關注現(xiàn)實，逐步加深了在作品中對社會的批判態(tài)度，加深了對筆下人物的諷刺。如《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中的《舊式地主》。到了創(chuàng)作《彼得堡故事》（《彼得堡故事》是在果戈理去世以后才編輯成的作品集）時，以及同時開展的長篇小說《死魂靈》的寫作，果戈理更加轉變到關注現(xiàn)實的生活中來。嚴格地說，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遵循現(xiàn)實生活。他的全部創(chuàng)作，無不給人以一種題材平凡，構思樸素，描述自然，形象逼真，意境優(yōu)美，情節(jié)新穎的感覺。其中取材現(xiàn)實，揭露沙俄黑暗的農奴制的作品，固然以完美的藝術形式表現(xiàn)了沒落哀朽、卑微庸俗的生活真實；就是那些取材于民間傳說，充滿著浪漫主義奇異色彩的作品，也不乏俄羅斯人民風土人情的生活氣息。別林斯基曾經滿腔熱情地肯定：“果戈理的全部作品，專門致力于描寫俄國生活，他在如實復制生活的這種本領上是無與匹敵的。”
（一）諷刺暴露了農奴制現(xiàn)實
俄國長期遭受韃靼人和其他外族的侵略，地理上又和西歐的發(fā)達國家隔離，經濟文化處于落后閉塞的狀態(tài)。這種情況直到十八世紀才開始有所改變。十八世紀初彼得一世的改革，使專制制度日趨鞏固卻也加深了社會矛盾。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俄國社會矛盾激化。在沙皇庇護下，地主享有支配農奴的絕對權利，正如當時民歌《奴仆們的哭訴》中所說，“老爺們殺死一個奴仆就像宰一匹馬，而且還不準農奴控告他。”③農民運動不斷高漲，反對農奴制的進步思想有所發(fā)展，與封建統(tǒng)治階級進行了尖銳的斗爭。19世紀初，一部分有覺悟、有理想、盼望改良的貴族進步知識分子決心推翻沙皇的反動統(tǒng)治。1825年,他們終于在彼得堡發(fā)動了史稱“十二月黨人”的起義。這次起義雖然遭到了鎮(zhèn)壓，但是它卻揭開了俄國貴族革命的階段，喚醒了俄國整整一代的年輕人。隨后新上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國內采取了高壓政策，“專制制度達到了頂點”，但是反對專制農奴制度的斗爭并沒有停止。
19世紀上半期的俄國是一個專制的封建農奴制國家，政治上反動、經濟上落后、社會黑暗恐怖。農奴制與沙皇專制統(tǒng)治構成了19世紀俄國的社會基礎。在沙皇專制統(tǒng)治下的封建農奴隸制社會，資本主義尚處于萌芽階段。這一背景下形成的俄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獨特主題便是反對和推翻反動的專制制度，其批判鋒芒直指農奴制及其殘余。在俄國，諷刺文學的發(fā)展是和歷史生活緊密相連的。從十八世紀起，俄羅斯的諷刺文學就是批判貴族社會，沙皇專制政體和農奴制度的有力的武器，果戈理的全部創(chuàng)作，不僅反映了19世紀上半葉俄國的社會生活，同時也反映了他由浪漫主義走向批判現(xiàn)實主義和諷刺文學的道路。果戈理在創(chuàng)作中繼承了俄國文學前輩諾維柯夫和馮維辛的諷刺文學的傳統(tǒng)──諷刺暴露農奴制現(xiàn)實，并使之得到更進一步的發(fā)展，將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果戈理1809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年喪父。在二十一歲時從家鄉(xiāng)來到彼得堡，先后作過小官吏和歷史教師，后在普希金、別林斯基幫助和影響下, 終生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果戈理從其文學活動之始就接觸了俄國主要社會問題，即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問題。在彼得堡，他生活拮據，薪俸微薄。1830年3月，他找到了一份文書的工作。這個職位并沒有使他的經濟狀況得到好轉，但卻使他親身體驗到了“小人物”的辛酸悲苦生活，也親眼目睹了官僚們的荒淫無恥、貪臟枉法、腐敗墮落。果戈里 曾經說過：“我被一條牢不可斷的索鏈拴住在自己的國土上，我寧愿要我們的貧窮的暗淡的世界，我們沒有煙囪的林舍赤裸的空地，卻不要和藹地對我凝望著的晴朗的天空。”從發(fā)表他的第一部作品《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起，到《死魂靈》為止僅有十余年，但是在他的全部創(chuàng)作中不僅反映了19世紀上半葉俄國的社會生活，而且, 他以極度忠于生活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鮮明生動的典型形象，運用毀滅性的諷刺方法，笑中含淚的犀利的諷刺筆調, 深刻地揭露并尖銳地抨擊了俄國沙皇專制農奴制社會的腐朽和黑暗, 大大加強了俄國文學中諷刺與批判的傾向,在俄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個“自然學派”, 開辟了一個“果戈理”時期。
（二）揭露批判了金錢和權勢的罪惡
《外套》是果戈理《彼得堡的故事》集中的一篇。《彼得堡的故事》取材于當時的現(xiàn)實生活，是反映彼得堡生活題材的小說集。它揭露了彼得堡生活的矛盾，將諷刺矛頭指向了當時盛行官爵崇拜和金錢崇拜的彼得堡，對地主、官僚的腐朽生活作了無情的揭露，批判金錢和權勢的罪惡。展示了生活在封建官僚等級制度下“小人物”的悲慘命運，對被欺凌、被侮辱的階層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它繼普希金之后通過對小官吏小職員不幸遭遇的刻畫，發(fā)展了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描寫“小人物”悲慘命運的主題。小說《外套》是《彼得堡的故事》中典型突出地表現(xiàn)果戈理這一獨特創(chuàng)作風格的名篇。《外套》是在作者創(chuàng)作《死魂靈》時寫成的。最初是友人安年科夫講了一個窮公務員嗜好打鳥，辛苦攢錢買了獵槍又丟掉了，因此鬧了病，直到大家合伙又買了把獵槍送他才好的故事。作者由此創(chuàng)作而成，并多次易稿。
《外套》主要寫了職位低微、生活窮困的主人公九等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因上班時穿的是一件補了又補的破外套，時常受到同事們的嘲弄。舊外套實在破得不能再穿了，費盡心思好不容易攢錢做了一件新外套，可當天晚上就在回家途中就被人搶走了，他的悲慘遭遇非但沒得到同情，反而受到一個獲得將軍頭銜的大人物的一頓無理斥責。這個逆來順受的可憐蟲在經受了這個無情的打擊后一病不起，悄然離開了人世，死后變?yōu)閰柟韺ｉT扒人外套的故事。《外套》這篇小說揭露了俄國貴族官僚階級的自私冷酷和欺壓人民的罪惡，表達了作者對那種以上欺下，以強欺弱的腐朽的官場生活的痛恨，對生活在底層不幸的小人物的可憐命運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人物形象是小說描寫的中心，幾乎也是文學的中心。人物形象受環(huán)境的制約，小說中的阿卡基，正是活在那種壓抑的社會環(huán)境里，才會變得那么懦弱。正如“裝在套子里的人”的別里科夫一樣，整天因擔驚受怕而人格畸形，行為詭異。環(huán)境造就人，也可以扼殺人。作者就是以自己生活的那個年代，自己對俄國官僚階級的理解，從官僚階層腐化的角度，塑造了這樣一個生活在這個階層最底下的九品官員的悲劇命運。《外套》繼承和發(fā)展了普希金開創(chuàng)的寫“小人物”的傳統(tǒng)，從對個別地主和官僚的諷刺發(fā)展成了對整個俄國的官僚制度的嘲笑。
《外套》的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其實并不是生活中的人物，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不可能找到真正和他一模一樣的人的。雖然是作者虛構的人物，但是在他身上卻集中概括了某一類型的人的基本特征。這個特征就是俄國官僚階層里，處于最底層的公務員里的獨特個性特征：平庸、懦弱，麻木，可憐、善良，忠于職守，艱苦樸素，生活脆弱，經不起大風大浪，一生默默無聞。阿卡基的這些個性特征既反映了現(xiàn)實，又超出了現(xiàn)實，越于現(xiàn)實之上，這就是小說的魅力，也是一篇文章里人物形象的作用。透過他來看現(xiàn)實中的人，就如一面鏡子一樣，讓我們看清自己，看清社會的某些不良現(xiàn)象，又讓我們獲得了美的感受，精神的洗禮。
二、以“含淚的笑”表達對“小人物”的同情
果戈理是繼普希金之后俄國文學的“文壇盟主”,他以自己不朽的傳世佳作,豐富和發(fā)展了十九世紀俄國文學、開辟了一代新風,并在世界文學發(fā)展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作為笑的藝術大師,果戈理的“笑”,既是其作品重要的美學特征.也是他創(chuàng)作傾向的自然流露。他很懂得笑的秘密，認為“笑真?zhèn)ゴ?它不會奪去生命、田產,可是在它前面.你會低頭服罪.就象被捆住了的兔子”。④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果戈理一開始就把“笑”作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手段,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表示.他就是要把隱藏在生活中的可笑的人物“轉移到藝術中來，到舞臺上來,讓人們盡覺地嘲笑”。
“含淚的笑”是果戈理諷刺手法的獨特風格。他的作品貫串著一種獨特的諷刺幽默風格。他對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一切丑惡現(xiàn)象都給予了尖刻的諷刺和嘲笑，但在嘲笑之中總是透出一種溫和的幽默和痛惜的淚水。“含淚的笑”溢于言表。果戈理曾經強調指出,他的笑不是那種一時激動的神經質的笑,也不是通常為了消遣和娛樂的那種輕松的笑,而是一種能顯現(xiàn)事物本質的透視力,它把生活中被人們熟視無睹的可卑的事物漫畫式地再現(xiàn)在眼前,顯出其全部可笑的實質。綜觀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說，從《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中的輕松幽默、樂觀的歡笑，到《伊凡伊凡諾維奇和伊凡尼基福羅維奇吵架的故事》中無情的譏笑，再到《外套》中通過赤裸裸的真實所引起的痛苦而憤怒的笑（含淚的笑）,笑的含義是越來越深沉,笑的社會批判作用也是越來越強烈。
果戈理以他尖刻的諷刺筆墨揭露和控訴了官僚專制制度殘酷踐踏“小人物”的同時，也以喜劇性的細節(jié)描寫剖示了“小人物”身上的弱點，喚起讀者發(fā)出了含淚的笑聲。正如別林斯基所認為的那樣：果戈理的幽默“……不寬恕微不足道的行為，不隱藏，也不粉飾它的丑惡，因為在利用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描寫來吸引人的同時，也激起人們對它的厭惡”。在他的幽默里,笑和深藏在內心的憂傷是結合在一起的。作者用喜劇手法來寫悲劇，它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包含了喜劇的因素，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會因一系列喜劇化的細節(jié)掩面而笑，但讀完全篇卻不禁要為主人公悲慘的遭遇灑下一掬同情的淚水，從而讀者在悲喜交集的閱讀過程中獲得更豐富的審美感受。赫爾岑評價果戈理說：“他一面嘲笑，透視這種卑鄙、可惡的靈魂最隱秘的角落。”⑤這種嘲笑是對被官僚專制制度迫害致狂或致死的人而發(fā)的，表達了作者深沉而悲切的人道主義心境。顯然，在這里，“喜劇喚起的已經不是輕松的和愉快的、而是痛苦和悲哀的笑了。”⑥
（一）形象的夸張揭示“小人物”的滑稽可笑
謝皮諾娃在她的《文藝學概論》中認為：“諷刺是一種旨在用尖銳的揭露方式突出表現(xiàn)生活中的反面事物，使現(xiàn)實現(xiàn)象典型化的形式”，“諷刺的對象是生活中畸形的、丑惡的方面”⑦。諷刺是文學作品中頗有影響力的一種形式，而夸張則是諷刺文學作品的重要表現(xiàn)手法之一，在諷刺文學中有著特殊的意義。果戈理經常給人物性格中某一主要特征，集中筆墨對它加以淋漓盡致的描繪，形成夸張的形象，來揭示其隱藏的本質。果戈理的夸張還有一個獨特之處，他一般不把形象夸張到怪誕的程度，而是抓住富于表現(xiàn)力的細節(jié)進行現(xiàn)實主義的描寫。這些細節(jié)的描寫，無疑是夸張的，但同時又是現(xiàn)實主義的真實寫照，二者相輔相成，和諧統(tǒng)一，產生了強烈的諷刺效果。
正如《套中人》的別里科夫為愛情而狂熱一樣，阿卡基也為了一件外套而瘋狂。你看他開始死也不愿意定做新的外套。一件外套都已經穿到了“呢子磨得都透亮了，里子也開了線”（見《外套》原文，下同。）的程度，還要千方百計地設法去修補。當他聽到裁縫彼得羅維奇說得做一套新的時候，他是“兩眼頓時發(fā)黑，屋里所有的東西在他眼前成了一片混沌。”后來，他知道自己無可改變結局了，就接受了彼得羅維奇的建議，訂做一件新的。為了做新外套，他開始存錢了。為了它，阿卡基更加省吃儉用了，減少了平時開銷：晚上不再喝茶，餓著肚子，夜里不再點燭，如果要辦什么事，就到女房東那里去，借她的燈光用用。走在大街上，踩著鋪有石子和石板的路面，要盡可能輕輕地盡量放慢腳步、幾乎踮著腳尖走，小心在意，這樣鞋掌就不會磨得太快。交給洗衣婦的內衣，盡量少洗幾次，為了不至于穿得太臟，那就每天回到家里立刻脫下來，只穿一件年代已久還依然完好的棉布長衫。然后還每周至少去一次彼得羅維奇家，商量外套的事，在什么地方買呢子，買什么樣顏色的，價錢多少，雖說有些憂心忡忡，但也總是滿意而歸。終于，他的新外套做成了，他也風光了一下子--穿上它去參加了一個宴會。一件外套就是他這一生唯一的輝煌。《外套》中，阿卡基既顯得滑稽可笑，又顯得可憐。如他將機械單調、枯燥乏味的抄寫工作當成了嗜好，把它看成了“一片變化多端和賞心悅目的世界”。如果沒活干，他“故意給自己抄了副本，特別是公文的妙處不在于文體之美 ，而是因為寫給一個什么新貴的話”。阿卡基以抄寫得字跡工整為榮，“有幾個字母是他特別心愛的，一寫到它們，他就神魂顛倒起來，又是笑，又是眨巴著眼睛，又是牽動嘴唇”。無疑，這些描寫是夸張的，它形象生動地刻畫了阿卡基的滑稽可笑，也揭示了他的悲哀--他生活在自己幻想的天地里。
（二）肖像的描寫勾勒“小人物”的卑微庸俗
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中，有大量的諷刺肖像素描。往往只是寥寥數(shù)筆，就能將諷刺對象卑微庸俗的性格特征惟妙惟肖地表現(xiàn)出來。對人物形象外貌的描繪，作者絕無任何盲目性與隨意性，而是在忠實生活真實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后的產物，有其明確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因此，哪怕只是輕描淡寫地勾勒幾筆，也能把人物的相貌、神態(tài)，乃至社會地位、生活經歷等繪聲繪色地表現(xiàn)出來，深深地刻印在讀者的腦海中，使人們久久難以忘卻。果戈理在描繪人物的外貌時，從不浪費筆墨泛泛而寫，總是準確地抓住人物外貌與人物性格內在聯(lián)系的主要特征，集中地加以勾畫，既使人物的外貌浮雕般地銘刻在讀者的頭腦里，又使其成為通向人物內心世界的一條捷徑。
阿卡基在作品中開始出現(xiàn)時，果戈理這樣寫道：“這個官員不能說是一個才貌出眾的人物，矮矮的身材，臉上有幾顆麻子，頭發(fā)有點發(fā)紅，看上去甚至眼睛也有點近視，腦門上禿了一小塊，兩頰布滿了皺紋，灰黃的臉色使人疑心他患有痔瘡”。在這里，作者通過人物生理現(xiàn)象的描繪，巧奪天工地揭示了人物心理現(xiàn)象的社會基礎，人們一看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地位卑微庸俗、備受壓抑、生活困窘、飽經風霜的“小人物”。 果戈理的作品誠如別林斯基所說：“果戈里不是在寫，而是在描畫；他的描寫洋溢著現(xiàn)實的生動的色彩。你能看見并且聽見它們。”無怪乎有人稱他為“語言的畫家。
（三）神態(tài)和動作反映“小人物”的奴性心理
小說中的阿卡基一生真的就是平淡無奇，“無論換了多少任廳長和各級上司，他總是做在老地方，還是老樣子，干著老差事，依然是個抄抄寫寫的官兒，以至于人們后來都相信，他顯然是現(xiàn)在這樣一副摸樣，“穿著制服，頭上謝頂，降生到人世上來的，他在廳里一點也不受尊重。”他進入公事房就象是“一只普通的蒼蠅飛進來一樣”。他沒有結過婚，生活里只有抄寫，吃飯，睡覺，沒有去過什么娛樂場所，也不與人打交道，只是一個人，形單影只，活在自己一個人的世界里。”阿卡基的一生過于單調，生活過于平凡。他的一生就是按計劃行事的，一生早已注定，只需要按部就班。他沒有什么雞腸小肚，沒有什么心眼，每天重復著單調的動作。阿卡基麻木地工作，完全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會照章辦事。
阿卡基們永遠是別人嘲笑的對象，年輕的官員們，盡量施展出他們公務員的全部機智來嘲笑他，挖苦他：“當著面大講有關他的種種瞎編的故事；說他跟房東老太太--一個年已70的老太婆有私情，說那女人總是打他，還問他們倆什么時候辦喜事，又把紙片撒在他的頭上，說是雪花飛舞”。而他懦弱無能，面對別人的凌辱，他從來都置若罔聞，“一言不發(fā)，仿佛前面也沒有什么人似的，這樣的逗笑甚至也沒有影響他的工作：雖然在一陣陣打擾之中，他也不會抄錯一個字”。只是實在太過分時，也只會輕輕地嘟嚷一句，在嘲笑中求別人不要笑他。沒有惡語反擊，沒有翻臉粗脖子，阿卡基在自覺不自覺中已養(yǎng)成了一種逆來順受的性格。他的精神狀態(tài)也就被弄到近乎麻木癡呆的地步。“他一輩子從來沒有注意過每天街上發(fā)生的事情”“除了抄寫以外，仿佛什么東西對他都不存在”。他既沒有現(xiàn)實的歡樂，也沒有對于未來的憧憬，他簡直成了一架整日轉動不停的只會抄寫公文的機器。
（四）個性化語言表現(xiàn)“小人物”的麻木可憐
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之所以雅俗共賞，老少歡迎，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還與他善于運用個性化的語言密切相關。語言的個性化，常常運用到一部作品的所有敘述單位，表現(xiàn)在某種特異情緒的音響中，那些情緒的音響，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局部的，但同時對整個作品的風格和結構來說，又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外套》中，果戈理出自人道主義的思想立場，敘述一個官員聽到阿卡基哀求同僚們不要欺負他的感受時寫道：“一個就職不久的年輕人，本來也想學別人的樣，恣意打趣他，忽然卻打住了話頭，仿佛竟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后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每當遇到開心的時候，他都會想起那個腦門上禿了一小塊的矮小的官員和他的令人痛徹心脾的話：‘別打擾我，你們干嗎跟我過不去？’”――并且從這句令人揪心裂肺的話里，可以聽出另一層意思，那就是：‘我是你的兄弟’。于是這個可憐的年輕人“掩面而嘆”，后來在他的一生里，當他看到人身上有多少薄情的東西……“甚至在人們公認為高尚和正派的人的身上，居然掩藏著如此之多的殘暴和租野”的時候，他有許多次忍不住戰(zhàn)栗起來。這股扣人心弦的、悲傷的細流，沖進了充滿喜劇氣氛的敘述中，使整個小說的幽默呈現(xiàn)出新的色彩和新的意義，悲傷的音響也就隨著變成了小說敘述的基調。
果戈理是19世紀俄國杰出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也是諷刺藝術大師。 他的諷刺藝術,魯迅先生在《摩羅詩力說》中有這樣一句話,他(果戈理)“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普希金讀了果戈理《舊式地主》之后說:“一首我們不由含著憂傷和感動的眼淚而發(fā)笑的田園詩”。兩位作家肯定了“含淚的笑”是果戈理諷刺藝術的一大特點。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對果戈理創(chuàng)作的諷刺特色作了精辟的評論：“他的小說，當你讀的時候，是可笑的，當你讀完之后，是悲哀的。他不是漫畫式地、而是真實地表現(xiàn)著事物。”這完全可以作為果戈理諷刺藝術特點的結論。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之所以能夠在俄國文學史上產生劃時代的影響，成為反映特定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一直為后世所傳誦，是由于它不但具有超凡的思想深度，而且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它的作品，在細節(jié)、環(huán)境和人物性格描寫的真實性，喜劇性的諷刺手法，浮雕般的肖像描繪，以及個性化的語言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顯現(xiàn)出了果戈理驚人的藝術天才。
三、魔幻的結尾表現(xiàn)“小人物”的血淚控訴
《外套》是被譽為“俄國散文之父”果戈理的代表作，是描寫“小人物”生活命運的世界名篇。但令人驚奇的是，小說的結尾卻運用魔幻手法，刻畫了一個為自己復仇的“幽靈”形象。雖然這是個魔幻的結尾，用魯迅的話說，是“格式有點古老”，但它卻使小說不再局限于刻畫一個懦弱、可憐的小人物形象，而是進一步增強了向社會抗議的傾向，加強了復仇的思想，通過復仇的“幽靈”形象來表現(xiàn)“小人物”的血淚控訴。作者作為一個滿懷同情心的“小人物”的悲劇命運目擊者，為被污辱被損害的小人物向這種不平等、不合理的社會發(fā)出了憤怒的抗議，可見《外套》是繼普希金的《驛站長》之后出現(xiàn)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又一佳作。
在小說的主體部分，果戈理用一種幽默而不無夸張的冷峻筆法，刻畫了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這個忠于職守，可以說是懷著愛心服務的小職員的可憐生活。寒冷的天氣逼迫他必須更換一件外套，而當他傾其所有積蓄，為自己添置了一件過冬御寒的新外套，以替換早已破爛不堪的舊“長衫”之后，沒想到卻成了他走向死亡的起因。而直接促成他死亡的則是那位“大人物”---他最終穿上了那身體面的大衣之后不久，就去參加了一個副局長的人物給他安排的慶祝酒會。偉大的主人公似乎就要因為新的外套改變人生了，但是在從酒會回家的路上，野蠻的劫匪搶走了他的大衣。傷心與悲痛的他最終鼓足所有的勇氣去尋找警察署的長官，最后去找“大人物”請求幫助，都毫無結果。這位“大人物”認為他的敢于親自拜訪嚴重挑釁了長官的地位，是不可饒恕的。“年輕人竟敢如此肆無忌憚，犯上作亂”。“大人物”的耀武揚威、頤使氣指，再加上“彼得堡氣候的慷慨的推波助瀾”，以至于使一生膽小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受驚嚇而一病不起，最后嗚呼哀哉。
小說沒有就此結束。死去的阿卡基陰魂不散，以一個復仇者的身份出現(xiàn)了，常在涅瓦大橋及附近一帶游蕩，他在尋找被人扒去的外套。也許是官員們做賊心虛，也許是真的害怕幽靈的到來，人們如臨大難，這時才想起來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字寫得多么工整。而幽靈針對的復仇目標最終鎖定在大人物身上。乍一看，大人物似乎很無辜，他只是對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發(fā)了幾句脾氣，并不是搶他外套的人。而小說最后，幽靈剝了大人物的外套后消失了，“至少任何地方都不曾聽說從人們身上扒走外套的傳聞了”“顯然，將軍的外套披在他的肩上是完全合適的”。小說的魔幻的結尾，比普希金的《驛 站長》深刻一些，《外套》不美化貴族了，而是給予批判：“大人物”是“小人物”致死的主要原因，剝“大人物”的外套，實際上是在剝他們的皮。不僅是以一種強烈的一報還一報的反抗來還擊這種從肉體到精神上毒害人們的公務員體制，更是剝開了人類的皮，直面人魔鬼般的內心。幽靈不僅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本身，更是作者本身。不僅如此，作者在幽靈身上賦予了更多的人物形象，總和了更多的人物性格特征。果戈理將不知多少個像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這樣一輩子庸庸碌碌的小公務員死后的靈魂揉在一起。
四、“小人物”深遠的影響
《外套》被公認為是果戈里“彼得堡故事系列”思想與藝術的高知。《外套》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被公認為是俄羅斯文學史上“小人物”表象畫廊中的一個典型。與小人物形象的創(chuàng)始者普希金所寫的《驛站長》相比，《外套》把小人物生活的場景從荒遠的驛站搬到了彼得堡，從而更突出了小人物在封建官僚制度下的底層地位，將小人物置放在社會階級關系里面，而不是家庭私人關系中來表現(xiàn)小人物的悲劇命運；在對小人物精神世界的描寫上，《外套》作了更為充分的展示和深入的挖掘，從而讓讀者不僅同情他們的不幸，也為他們的不爭而痛惜。魯迅先生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恰好可以作為對阿卡基感受的注腳。“小人物”那微不足道的快樂與深沉的痛苦，在果戈里對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內心世界的敘述中，以如此震撼人心的真實與力度展示出來。小說主人公死后，他的尸身在彼得堡的夜晚四下搜尋，專門報復的人不是平日耍笑他的同僚，而是羞辱他的那位大人物。那位大人物其實也不是什么壞人，但他代表的正是那類裝腔作勢的官員，即那等級森嚴的封建官僚制度的產物。
小說的最后，幽靈到底還會不會出現(xiàn)？只要有腐朽的封建等級制度的存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悲劇就還會上演，剝外套的幽靈就還會出現(xiàn)。確實，《外套》中的幽靈終于又出現(xiàn)了--后世的作品中，契訶夫、謝德林、左琴科等俄國作家紛紛受到果戈理《外套》的影響，繼續(xù)用自己的風格揭示了公務員乃至社會下層的小人物們生活的悲慘命運。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幾乎就是《外套》的書信體翻版，但在敘事視角等方面完全轉變，它是小人物主題的延續(xù)和發(fā)展，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先驅之作，被批評家別林斯基譽為俄國歷史上“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果戈理對魯迅等中國作家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魯迅就曾說: “那時, 我最喜歡的作家就是果戈理。”巴金《寒夜》中的汪文宣也有幾分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的影子。
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共同說過一句話：“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從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來的。”人們經常引用這句評語來表達對果戈里的敬意，并說明他影響之大。此后的俄國進步作家都是沿著果戈理的道路前進的。無疑，果戈里是俄國寫實主義作家當之無愧的先驅。他是文學史上開宗立派的作家，尤其是在俄羅斯的文學史上，他的小說最初秉承普希金的以別爾里為筆名發(fā)表的一系列小說的風格，又在此基礎上豐富發(fā)展、將自己幽默、諷刺、夸張、魔幻等寫作手法熔為一爐，發(fā)揮到了極致。很多評論家認為《外套》是講一個耶穌基督式的故事。主人公性情溫順，他遭受譏嗤，受辱致死，但是死而復生，其尸身還在世上行走，教訓人們。有評論家認為這個故事以寓言形式對社會上的不公不義表示抗議，并進行反擊。更有評論家在外套本身上做文章，探討其象征意義。《外套》其實就是為被迫害、受侮辱的下層人民鳴不平的。在阿卡基死后，作者抑制不住悲憤，直接寫下了類似墓志銘的抒情插筆：“一個誰都不保護，不被任何人們寶貴，任何人都不覺得有趣，甚至連不放過把普通的蒼蠅用釘子穿起來放在顯微鏡下面仔細察看的自然觀察家們都不屑加以一顧的生物，消失了，隱沒了……”作者含著眼淚為“小人物”的悲慘境遇鳴不平，為“小人物”爭取做人的平等權利。作者以富有詩意的語言，對壓抑人的個性，踐踏人的尊嚴的行為提出了道德上的抗議、譴責。是的，細讀小說之后，讓我更深切地感到，這篇作品主要還是觸及人的心靈，令人反思：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弱者？
黃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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