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 帆
很高興來參加傳知行組織的教育平權活動，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橫山書院，民間教育力量真是越來越強大了。在美國，在全世界各地，民間教育都是很強大的力量。除了在中國，中國幾乎不允許有私學，現在義務教育階段沒有私學。在我看來，私學反而是落實平等做得比較好。在我們國家，是公立學校在搞歧視。從憲法上來講本來很簡單，因為憲法33條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應該平等的對待學生，我自己做大學招生比較多一點，所以對這方面了解得比較多。和美國不同，我們國家有“國立大學”這一說，最好的大學都是國立大學，本來在憲法上應該平等對待各地考生。在義務教育階段，當然該屬于國家義務，憲法33條規定的平等義務應適用于國家和各級政府。
事實上，義務教育對于培養一個人來說要比大學教育更加重要。我們國家搞這么多年，可以說是本末倒置，越高就越重視，可能也跟我國的情況有關系，現在博士后最受重視，然后是博士、碩士、大學。我們學習都是以更高的層次為目標，小學就是為了考初中，初中就是為了考高中，高中是為了考大學，整個是完全顛倒了。其實要培養一個人的話，義務教育階段對這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做到義務教育的平等，以及提高義務教育的效率，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很多農村小學出現了這種問題，目前看起來是我們對于農村的孩子不公平，將來是我們自己最終為這種不公平買單。包括我們整個的教育模式，丁老師的數據顯示的主要是從考試成績來衡量義務教育，當然還有其他方面，譬如道德教育就是很重要的方面。如果現在的孩子得不到正常的道德和智力教育，將來會長成什么樣的人？這不是在為我們自己培養罪犯嗎？所以說義務教育能否做到均衡，能否保證全國每所學校都給孩子有適當的教育，尤其是農村的孩子，對這個國家的正常發展很重要。
我們現在資源的不均衡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發現這種不均衡還不僅僅是教育這個層面，是這么多年來的不均衡發展模式決定的。在城鄉二元化體制下，即便想追求教育平等，也沒有辦法真正去落實。一個山溝里的地方能夠讓北京的一級教師留下來嗎？當然不可能。我們現在不考慮這些長遠的問題，能不能先考慮中小學的基本平等？在我看來，最好操作的還是經費。即便是按照官方的統計，是不是能夠做到每個學生從各級政府那里得到的錢加起來能夠基本平等？城鄉之間我們知道是不平等的，但是不平等有多大？我看傳知行做了很多工作，有沒有比較確切的數據告訴他們之間到底相差多少？我覺得，在我們這樣的憲法體制下，對學生的投入應該是大致相等的。我們的學校全部都是公立學校，現在私人很少有資格在義務階段辦學，包括高中教育也是這樣。作為一個國家的話，就要保證每一所學校的質量大致均等，否則的話就是在歧視。如果國家維持的公立學校對不同的孩子提供質量不同的教育，政府沒有履行憲法的平等義務。
這個問題在其他國家可能不是那么嚴重，比如在美國，曾經有過一個判例，在各地的孩子生均經費不等的時候，政府是不是違憲？最后判定沒有違憲，因為美國的義務教育經費主要是從財產稅，由基層政府的財政來支持。當然地方財政有的窮，有的富，必然會造成差異。聯邦會投入一定的錢，但是這個錢不足以彌補差異。問題是，美國是一個聯邦國家，地方自主權比較大，聯邦管得少，而我們是一個單一制國家。按照我們這種憲法體制的話，各地的不均衡的狀況是不應該被允許的。當然，我們可以設計一種比較復雜的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一部分來自于縣級財政，一部分來自于省級財政，一部分來自于中央財政。總而言之，中央應該是發揮一個最終協調者和均衡者的作用，保證總體生君投資的基本平等，這一點是沒有理由做不到的。當然，做到這個投資的基本平等，不一定能保證實質性的平等。最后教育質量是不是能做到大致平等？這兩者當然不能劃等號，但是不是應該首先做到這一點。如果中央沒有做到，我認為這是它的失職。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錢怎么用。錢撥地方政府以后，這筆錢是不是真的花在學生教育上了？一方面是截留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就是劃到學校了，學校怎么用？這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在我們中國，花錢的問題是很大的。錢如果能花在刀口上，也許能解決一些問題。我的孩子還在上小學，北大附小不算缺錢的學校，但是會花錢買校服，要向家長另外收錢。在這方面，不必要有奢侈的花費，農村學校也許會少一點。免費午餐應該價值多少錢？我們看到不止一起報道，但最后實際上根本不達標，說明這方面的問題還是很大的。要解決這個問題，要提倡各個學校財務的公開，他收到多少錢、這些錢是怎么花的，應該對公眾、對家長有一個交代。
我們中國還面臨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城鎮化導致農村人口的流失，現在留守兒童的數量也在下降，也導致了撤點并校的問題。我覺得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其他國家是怎么做的。如果允許自由遷徙，可能會加劇這方面的問題。美國的農場就是一個農場主雇傭一幫工人，當然這些工人也面臨人權問題。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問題，他們的農村跟我們的農村面臨的問題一樣，他們怎么去解決他們的義務教育？我們在美國也經常看到校車，他們的校車可不是長途跋涉的工具，只是為了給學生提供安全和便捷的交通。我們有沒有必要大規模的撤點并校，導致一些不可解決的問題，比如校車安全問題、寄宿問題？一旦把這個學校的布局變成哪兒都不靠，離學生很遠，必然會出現一些我們怎么解決都解決不好的問題。但我們是不是到了不得不撤點并校的階段？我想在這一點上，主要從效益上考慮，當然學生人數更多一點會更好，但是我覺得完全有可能有更加合理的設計，把這個學校變得小規模，減少老師的數量，以一個比較均衡和對學生便利的方式來分配小學和中學。
我最擔心的是農村的師資沒法留下，我到這兒只能算上做一個評論，或者和大家交流，因為具體情況我并不了解，這些就是我想象中國家可能存在的問題。很顯然，師資沒有辦法留下來，因為這個地方生活很艱苦，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誰不想過更好的生活？我們國家有一個看上去比較平等的工資，但是這個工資微不足道。剛才延慶老師講的我們的這種分層現象，其實是歷來已久的，把學校分成三六九等，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都是從資源稀缺的現狀出發，為了所謂更好地實行因材施教造成的惡果。不僅造成了擇校費，學校和學校之間越來越不平等，孩子壓力越來越大，大家都競爭一所更好的學校，憑空的增加了很多的壓力。這些措施顯然是違憲的，你有什么權力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不是以平等的方式來對待他們？有什么權力把公立學校分成三六九等？中國的義務教育需要一次非常系統的平權運動，實現學生的平等、學校的平等、老師的平等。上次碰到人大附中的校長說，人大附中根本沒有什么好處，還承擔了很多義務。我當時問人大附中的老師在外面代課什么的，平均工資肯定要比大學老師的工資要高得多，她否定了這個說法，我不知道真實情況到底是什么樣的，但肯定跟山溝里的老師是不一樣的。我們希望能夠促進教育資源的流動性，讓好的老師能夠讓一個比較貧困的地方，在中國目前這種現實有可能嗎？首先要讓他們的工資平等才有可能，也許在這個基礎上是有一點點可能性的，因為在貧困地方生活的成本比較低；如果拿這個工資的話，對他說也許是有點吸引力的，不知道在行家看來是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總而言之，我最后的結論是目前的義務教育不平等、不均衡的狀態是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
問答部分：
宇寬剛才講的問題很重要，但我認為光從頂層設計來看是不夠的。不是說頂層設計不重要，但是當頂層設計發生錯誤的時候，你一點辦法也沒有，尤其是決策者、頂層設計的設計者并不對社會負責，設計錯誤是一個必然現象。包括我們的教育，基礎教育也好，大學教育也好，譬如大學招生指標，都是頂層設計錯誤導致的。很多問題不管還好，一管就會出問題，比如說大學招生，北京人都怕得要命，怕一放開都到北京來，怎么受得了？問題是這種現象是怎么造成的？在現在的招生指標格局下，任何一所學校對外地考生都是不公平的，只不過京滬的名牌大學尤其之多，所以歧視其他地方的能力遠比其他地方歧視他們的能力要強，所以我們稱之為“教育特權”。我一直想跟北京家長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我們說了不止一遍，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學不要再搞招生指標，取消招生指標，回到統一考試，這樣才能有統一的標準，最后看考生考的怎么樣。當然，一考定終生，誰都知道壞處，但是也不能沒有考試，只是怎么把這個考試設計得更合理一點。如果你在哪里考，考到北大、清華的機會都是一樣的，那跑到北京來干什么？北京的生活成本這么高，房價那么搞，所以一旦取消特權就不會有人到北京來。問題是，北京人有沒有做好準備？如果真的放開，他們要犧牲目前的特權，要犧牲北大、清華對北京考生的保護，北京家長準備好了嗎？按照同樣的標準，在同樣的起跑線和終點線上，全國各地的考生平等競爭。一旦平等競爭，上大學機會和戶籍無關，怎么還會有“高考移民”呢？這些恐懼都是子虛烏有的，都是在目前教育特權的情況下一種非常自然的結果；要解除這種恐懼，不是通過更惡劣的歧視，而是要根除地域歧視，這個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說它是個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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