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講壇：孟子的智慧之辯論的目的（文字稿）

發布時間：2016-2-25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孟子為了宣傳儒家思想，孟子經常同其他學派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孟子生性知言善辯，把辯論的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關于孟子的口才人們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孟子辯論有理有據讓人信服。也有人認為，孟子只過是強詞奪理的詭辯。那么。我們就來看一看孟子究竟是怎樣進行辯論的？孟子的辯論到底是有理有據還是僅僅逞口舌之利的詭辯？孟子的能言善辯對于推廣儒家思想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說到辯論，孟子被人說成好辯。我們以前也談過他如何批判異端。今天專門就他的辯論技巧來做一個介紹。說到辯論我們想到，說話在儒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科。但說話一些定要能夠心里面有真誠的感受，你才去說它。說的時候要設法要讓別人理解，然后才能達到說話的目的。到孟子的時候，把言語這一方面的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孟子來說，他為了宣傳儒家的思想，維護儒家的一種思想的合理性，他是盡量在辯論方面表達了高超的技巧。那么，他的論辯據我的粗淺研究大概有三方面的特色。

第一方面，他要開導國君的心思。因為古代的政治，你國君如果說想通了，想對了，那么老百姓就有福氣了。

第二是孟子的辯論是替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很多人認為他的行為有些偏頗，他就會找到理由來說明。

那么第三方面，他要揭示正確觀念。在社會上有很多觀念是混淆的，有時候各有各的說法--“言人人殊”啊。所以，孟子在這個時候就要提出從儒家來看哪些觀念是正確的。首先我們看孟子如何去開導這些國君的心思。第一個，他擅長使用比喻。比如，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就跟孟子抱怨，他說：“我對于照顧百姓用盡心力了。譬如說發生災荒，河內發生災荒，我就把一部分百姓遷移到河東，再把河東的一些糧食運到河內。那河東發生災荒的話，我用類似的方法來做。我考察鄰國的政務，沒有哪一個國君像我這么用心的。但是，鄰國的人民沒有減少，我的百姓沒有增加。那我不是白做了嗎？這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就跟他說：“大王喜歡戰爭，我們就拿戰爭做比喻吧。戰鼓咚咚響起，兩軍交戰，刀刃劍鋒相碰之后就有士兵丟掉盔甲，拖著兵器逃跑了。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來。跑了五十步的人就嘲笑那個‘真沒用，跑了一百步’。大王認為這樣可以嗎？”

大王說：“這怎么可以呢？他只是沒有跑到一百步而已，同樣是逃跑，怎么可以呢！”

孟子接著就說：“大王這樣的話就不要責怪百姓為什么沒有增加了，因為你就是那跑了五十步的人吶。別的國家做得不好等于是跑了一百步，你跑了五十步就笑別人說‘你看，他做得那么差，我做得比較好。’事實上你做的也沒有說好到什么樣去，只是你做的壞事稍微少點而已，別人做的多點。”

所以這種比喻說的話，讓政治領袖馬上就覺悟了，原來我這種做法還不夠。你光是少做壞事不夠，你要積極全面地做好事。所以，這是孟子的辯論，第一個用比喻。

第二個呢，孟子善于使用引申的方式。他到了齊國見到齊宣王。齊宣王年紀比較輕，很想大有作為。他就問孟子：“我能不能做到保護百姓，進而稱王天下呢？” 孟子說：“你可以做到。” 大王說：“你憑什么說我可以做到？”因為他也擔心孟子拍馬屁，就說一些好話，我就接受嗎？

孟子說：“我知道的。據說前幾天我聽一位大臣胡龁告訴我說，大王坐在堂上，有一個人牽一頭牛從堂下經過。大王就問‘牽牛去做什么？’那人說要殺了來祭鐘”。因為古代鑄一口鐘，做完之后就要殺一頭牛，用牛血叫做釁鐘。大王說：“放了它吧。我看這頭牛恐懼發抖的樣子，好像沒有犯罪就被判了死刑。太可憐了，放了它。”牽牛的人就說：“那請問大王，難道要廢除祭鐘的典禮嗎？”大王說：“你不會換一頭羊嗎？”

孟子接著說：“這件事情傳出去以后，有些老百姓認為大王小氣。因為牛比較貴，羊比便宜。我知道大王是不忍心。” 孟子這樣說之后呢，齊王就很開心了。他說：“我齊國雖然不大，我怎么會舍不得一頭牛呢？我當然是不忍心啊！” 孟子說：“很好！你不忍心的話，你不要忘記你只是看到牛，沒有看到羊而已。羊也會發抖啊。你看到羊也恐懼發抖，你說那放了羊吧。到最后怎么辦呢？”

孟子說“見牛未見羊”這樣的引申，目的是下一步，你沒有看見到老百姓餓死嗎？那老百姓在荒野餓死亡，輾轉于山溝里面，你看到以后不是更不忍心嗎？”所以，孟子的意思是說，你只要把這種不忍心，連一頭牛恐懼發抖你都不忍心，推到你沒有見到羊，那你沒有見到人。你見到人肯定也會不忍心。然后，你就可以推行仁政了。所以，孟子用這種引申的方法，讓大王覺得愿意接受。

孟子利用他犀利的口才幫助國君解除了心里的困惑，并且得到了國君的認可。但是，當君主自身存在缺點或者出現錯誤的時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辯論技巧，才有可能說服國君。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孟子是怎樣進行辯論的呢？

接著，孟子他的辯論設法讓這些帝王了解要“推己及人”，把自己情況推到別人身上，認為別人跟我一樣啊。我有這個需要，他也有同樣的需要。那么最有名的當然是齊宣王說了，“寡人有疾”，我有三大毛病。說實在的，我們對于齊宣王要表示敬意。古今中外當到政治領導的人很少承認自己有病。那齊宣王的病哪三種呢？第一個，好勇。我喜歡打仗，喜歡把別的國家加以征服。第二個，好貨，喜歡發財，就要國家很有錢。第三個，好色。這三大毛病啊，其實是孔子早就說過的君子有三戒。那齊宣王是同時都具備了。

孟子這個時候并沒有責怪他，人家已經跟你說他有病了，把你當大夫。那你當然就要以醫生的角度給他一些建議。孟子的說法真好。他說：“第一個你喜歡勇敢嘛，你就要分辨，勇敢有兩種--第一種叫‘小勇’，手按劍柄，怒目而視，你怎么敢抵擋我呢？這個跟土流氓一樣的，這是小勇。你大王何必像這種老百姓的勇敢呢？第二種叫‘大勇’--像周文王，他一生氣，天下就安定了。像周武王，都一樣。所以，大王你喜歡勇敢，你喜歡大勇，老百姓歡迎都來不及。因為你不是為了個人好勇斗狠，而是為了讓天下能夠安定，讓壞人能夠被消除。那么，你說你喜歡財物。喜歡財物那沒有關系。”他立刻引用《詩經大雅公劉》，說周朝以前的祖先公劉，他就喜歡財物，然后駐守在家鄉的倉庫里面囤積的糧食。出去作戰或者遠行的帶著很多干糧，大家都財物充足的話，生活沒有困難，這有什么不對呢？不要你一個人發財，讓老百姓統統有錢。那么，第三個談到好色。孟子特別說，好色也沒有什么不對。他也引用《詩經》里面的話，說周朝的祖先古公亶父如何跟他的愛妻清早在河邊騎馬約會。他說你要設法做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讓女孩子都有歸宿，男孩子都可以結婚。你只要把你喜歡的跟天下老百姓分享，就很容易稱王。

所以孟子這種做法是最高明的一種辯論，讓別人的缺點能夠追問到他的癥結。問題就在于，你有沒有推--推己及人。你要能夠推己及人的話，天下就沒有問題了。缺點變成優點。那么到第四個階段，孟子設法重新定義。這也是一種辯論的方法。為什么呢？齊宣王問孟子說：“聽說放逐了夏桀，武王殺了商紂，有這種事嗎？” 孟子說：“在歷史上是有記載的。” 齊宣王說：“這不是造反嗎？大臣殺國君怎么可以呢？”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的倫理道德觀念影響了中國社會幾千年。孟子本人也曾有“君臣有義”的說法。按照儒家的這種理論，周武王造反殺了商紂實在是大逆不道，罪該萬死。那么，孟子會如何為周武王辯解呢？

孟子怎么說？他就重新定義商紂王是什么樣的情況。他說：“一個人傷害仁德就稱為‘賊害’，傷害了義行就稱為‘殘暴’，既殘暴又賊害的人稱作‘獨夫’。我只聽說殺了個獨夫叫做紂的，沒有聽說殺了國君。”他等于是把商紂明明是國君嘛，天子嘛，他把他重新定義。因為他違反“仁”跟“義”，你違反“仁”跟“義”的話等于是抹殺了人性的要求。那這樣的人不但沒有資格當國君，反而是一個獨夫，就是根本沒有親戚朋友，一個人沒有人理他的。那么把這樣的人趕走，那是對的。所以孟子他確實是聰明，口才非常好。我們剛才舉的是他面對國君的時候可以侃侃而談，從“比喻”、“引申”、“推己及人”再到“重新定義”，讓他的理論可以充分說清楚，讓國君可以得到啟發。

接著我們就要看，孟子他本身有各種作為也經常受到質疑。第一個，他不收齊王的贈金，齊王送他錢他不要。怎么回事呢？孟子離開齊國的時候，齊王送他上等的金--古時候“金”代表黃銅，不是今天的黃金--一百鎰。古代的這個“鎰”是金字邊（加）利益的“益”。這個字，代表二十兩。齊王送你上等金一百鎰，你不接受。但是，宋國國君送你70鎰，你接受；薛國國君送你50鎰，你也接受。如果你這一次不接受是對的，那前面兩次接受就是錯的。你前面兩次接受是對的，那你這一次不接受就是錯的。同樣是國君送你錢，你為什么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呢？所以，老師一定有一次是錯的。這個聽起來很有道理。孟子怎么說呢？

同樣是國君贈錢，前兩次孟子都接受了，后一次卻堅決不收。對待同一件事情，孟子先后卻有完全相反的處理方法。在弟子們看來，老師一定是有一次做錯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孟子犯了錯誤了？這次孟子會怎樣為自己來辯解呢？

他說：“我都對。為什么都對呢？因為我離開宋國的時候準備遠行，我在宋國住了幾個月，要離開的時候宋國國君說，你要遠行，送你當路費。這是合理，人之常情，所以我接受了。我離開薛國的時候，薛君說，外面好像有打仗，很危險，送一些錢，你可以買一些兵器，多找幾個護衛。這也是師出有名，我就接受了。但是，我離開齊國的時候，又沒有去遠行，外面也沒什么危險，他送我錢做什么？是要收買我嗎？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錢收買的呢？”這話講得理直氣壯。換句話說，你在別人送你錢的時候該不該接受看情況而定，這確實是一種人生非常高明的智慧。

再看，合乎正道的事就去做。底下這個問題又比較復雜了。彭更就請教孟子說：“你后面跟隨的車子幾十輛，隨從的人員幾百位。從這國諸侯招待吃喝，然后再換到下一國諸侯。”用這個話來講真的難聽，就是“傳食于諸侯”，這家吃完吃那家，那家吃完吃下一家，到處好像騙吃騙喝一樣。這樣似乎是不應該吧。孟子怎么說？如果不依正道，給我一竹筐飯我都不能接受。如果是依正道的話，舜接受堯的天下都不認為過度。難道你認為過分嗎？彭更說：“舜接受堯的天下是不過分的。因為舜有那個能力，有那個德行。”但是，他還是要說，念書人沒有工作就吃飯還是不應該的。他就抓住這一點，說你們這些念書人也不耕田，也不做具體的事，居然還有那么多飯可以吃，好像不應該的。

孟子說：“你為什么？對于木匠、車工，他們做具體工作的人，你認為他們應該吃飯。這些念書人講求仁義就認為他們不應該吃飯。你到底是有什么樣偏差的看法呢？”彭更當然認為自己是對的。他說，因為木匠跟車工，本來就是說我是為了工作，工作是為了拿錢可以養家糊口。那你讀書人講理想，講理想你就不要太現實。所以，這是彭更的立場。孟子就接著問他，他說：“你是根據動機給人家飯吃？還是根據功勞給人家飯吃？”彭更說：“根據動機。像木匠、車工，他工作的動機就是為了賺錢，我們讀書人工作的動機不能為了賺錢，是有理想的。”這樣一來的話，好像讀書人就不應該拿薪水了。所以，孟子就問他說：“假如有一個人，他打碎了屋瓦，又亂涂墻壁，他的動機是要賺錢，你會給他錢嗎？” 彭更說：“不會。”那這代表什么？你不是按照動機給人家錢，還是按照功勞給人家錢。

這段辯論相當精彩，等于是孟子把彭更這樣的人，把他的想法認為讀書人對社會沒有具體貢獻。他沒有注意到教育的重要。這一點我們以前提過，教育的重要性，說明孟子認為，念書人不是白吃飯的。他對國家，對年輕人有真正的貢獻，是長遠的貢獻。然后，再到最后面，最重要的一項，你怎么去揭示正確的觀念呢？因為你辯論的目的不是為了勝過別人，而是為了能夠把正確的觀念說出來。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點叫做“守經達權”。“經”代表常，代表原則，“權”代表變化。有一個人叫做淳于髡，他問孟子說：男女之間不親手遞接東西，這是禮制的規定吧。我們叫做“男女授受不親”。譬如我這個表要交給一位女士，我不能直接給她，我必須放桌上，請她自己拿。這是古代的規矩，因為直接給她的話，碰到手怎么辦？當然現在比較無所謂了，但是以前人認為這個很麻煩。好了，所以變成是男女之間不親手遞接東西，這是禮的規定嗎？

孟子說：是的，禮制的規定。淳于髡就說了：那如果嫂嫂掉到水里面去，我能夠用手拉她嗎？

男女授受不親是儒家禮法的規定，可是見死不救也不符合儒家仁愛的道德標準被世人所不恥。儒家思想的規定，嫂嫂掉到水里救與不救都是錯的。面對對儒家思想這樣的質疑，孟子會如何辯解呢？

孟子怎么說，孟子說：你如果不拉的話就是豺狼，太狠心了。看到自己的嫂嫂淹死，太可怕了。他說，男女之間不親手遞接東西是禮制的規定，嫂嫂掉到水里面去把她拉起來是一種變通的做法。由禮制的規定是平常的時候，變通的做法是什么呀？緊急的時候。不一樣。這個例子非常好。說明什么？我們現在生活上也可能有這樣的現象。一個年輕人走在街上，旁邊一位漂亮的姑娘，他拉她一把。這女孩子一定認為，你這個人太過份，干嗎（嘛）拉我呢？接著后面一輛車開過去，她才知道說，原來他是救我。她絕對不會怪他什么性騷擾，不可能的。。但是一個男孩子不能夠把女孩子拉過來說，我以為有車子。其實沒有車子，那不行，那就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了解，說明什么？孟子的思想里面談到“守經達權”，它是可以變通的。所以也有很多故事傳說。比如孔子跟學生們在陳蔡之間被圍了好幾天，子路從外面弄了一只燒豬回來。也不知道他去騙的，還是去搶的，還是偷的，不知道。孔子沒有問就吃了。很多人說孔子怎么搞的，他怎么不去問問看這個是不是有問題。這個時候，你就先吃再說，如果真的是不對的，以后再設法還別人錢。你保個命在，以后都還可以有機會補救。你如果說為了守禮，就要先問，這個豬是合理買來的嗎？還是騙來的？還是搶來的？還是偷來的？啊呀，不合理我不吃。最后餓死。那這樣不是太可惜了嗎？人命是非常可貴的。

所以，儒家的思想里面他要變通。有些人以為孔子沒有原則，因為孔子也說過，我跟這些好人不一樣。他列了好多好人，在《論語》的《微子篇》里面。孔子就說什么，我跟他們不一樣，五個字“無可無不可”。我們沒有要怎么做，也沒有不要怎么做，該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們將來講到孟子對孔子的稱贊，稱他是“圣之時者也”。時間的“時”代表適當的時機，就是要判斷，要靈活的智慧。而絕不是說，你一旦接受儒家就變成教條派了。一切都綁手綁腳，照規矩來沒有任何變通。那不是儒家。講到變通的時候呢，底下這一段就更為完整，也更為復雜了。

孟子有個學生叫做屋廬子。他在任國的時候，有人問他說：禮儀跟吃飯哪一樣重要？我想任何人聽到這個問題都會說禮儀重要。他再問：那么禮儀跟娶妻（就是娶太太）哪一樣重要？我們也會說禮儀重要。因為你可以按照規矩來娶妻嘛。這個再問了：如果按照禮儀來吃飯就沒有飯吃會餓死，不按照禮儀就有飯吃可以活命。那還要按照禮儀嗎？等于是一個兩難，你按照禮儀吃不著飯，就餓死了；按照禮儀娶不著太太，終身一個人孤單。那你還要守禮儀嗎？所以，這個學生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因為人光回答沒有用，你說我還是堅持禮儀，死了算了。他也不會做試驗，對不對？理論上你不能說我們今天辯論只為了贏就好。不行的。這學生沒辦法回答，特別回到鄒國去請教孟子。

在儒家思想看來，人無禮則不生，人無禮而不立。可見，儒家賦予了禮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如果要把禮儀和吃飯放在一起比較，孟子認為哪一個更重要呢？

孟子怎么說的。他說：“這個問題太簡單了。”通常我們認為復雜的問題到了哲學家手上，像孟子這樣的學者，他都會說這個太容易了。他怎么說，他說：“不去衡量基礎的高度，就直接拿雙方的末端來比的話，那么一寸長的木塊也可以及比尖頂高樓更高。為什么？我爬到樓頂上把它放在那個高樓上面說，你看到沒有這一寸長的木塊比它更高。”因為你沒有比較基礎的高低，這種比較怎么可能合理呢？再說，我們說金子跟棉花哪個輕哪個重的時候是說一樣的分量。你現在沒有講分量，只說金子比棉花重，但是三錢多的金子跟一車棉花哪個重？那當然是一車棉花重。所以，你現在把那種有關吃飯跟結婚這么重大的情況跟禮儀的細節來比的話，那當然是吃飯重要。

孟子說，如果我現在要吃飯，我把我哥哥的手扭住，我可以有飯吃；如果不扭住我十分鐘之后才有飯吃，那我還要去扭嗎？當然不應該扭啊。我就遵守這個長幼有序的規定。如果說我要去娶妻，我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需要一個月，但是我現在不等了，直接翻過東鄰的墻，去摟抱人家閨女--我這是翻譯孟子原文，我沒有這么多想象力--這樣就可以娶妻，我就不愿意等三個月，按照合理的程序，那這樣你也做嗎？當然不行吶。

所以，你不能去比較兩樣東西，這個比較不公平。儒家思想里面常會提到，在正常情況下，我們都要守規矩。但是特殊情況發生的時候，你就要看怎么變通。任何行為一定要有真誠的心意，同時遵守外在的規范，再配合對方的期許，三方面配合起來。然后你才知道說，該怎么做，怎么做是對的。所以，這邊就提到有關孟子提醒我們，你在“守經達權”的時候，還要設法能夠去合理地判斷。孟子說過一句話“君主不可虛拘”，“虛”就是用虛的條文--我寫幾句話叫你守規矩，然后“拘”就是拘束你。君子如果說隨便幾個條文就被你限制住的話，那君子就綁手綁腳了。所以，孟子的思想就是很好的證明，說明他如何靈活變通，但他又有原則。

這個原則簡單說起來有兩個標準。第一個要真誠。第二個外面的禮的規范你要非常清楚。所以，我的真誠跟禮的規范發生沖突的時候，我還是以真誠為主，因為禮是為了幫助我實現我內心真誠的情感的。然后，這個危機情況一過去，立刻又回到正確的路上，就是禮儀的要求上面。那么，再看孟子評價歷史人物也是他口才的表現的一個重點。

說到歷史人物通常我們都以成敗論英雄。但是孟子看來呢，這樣是不公平的，因為很多人生的時代不好，社會環境很差，他怎么可能說按照一般的方式來評論他是成功還是失敗呢？在《孟子》里面有一段提到誰呢？提到孔子的一個最好的學生叫做顏淵。他說：“顏淵這個人你給他機會的話，他的表現會跟禹一樣，會跟稷一樣。”這不得了。禹是誰呢？禹就是治理洪水的。禹治理洪水看到天下有人被水淹死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淹死一樣，就是我水沒有治好，我要負責任。稷這個人是教老百姓種植五谷的，他看到天下有人餓死就好像自己沒有盡到責任，否則你稻米豐收每一個人都有飯吃，叫做“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我們今天還用這個詞叫做“人溺己溺，人饑己饑”啊。這兩個都是偉大的工程。孟子怎么說，他說：“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換了一個地方他們都是一樣的表現。這五個字“易地則皆然”對顏淵來說真是一個蓋棺論定。顏淵地下有知，肯定非常地滿意呀。

顏淵勤奮好學，德行兼備，一生跟隨孔子周游列國。他并無著作傳世，也沒有驚天動地的作為，但為什么顏淵在死后一百多年，孟子認為他可以和禹、稷齊名呢？孟子為什么會給顏淵這么高的評價？在孟子看來應該用怎樣的標準評價歷史人物呢？

因為顏淵只活了40歲，德行學問都是最好的，他沒有機會做官，造福百姓。空有儒家的理想，而沒有機會實現，這是天大的遺憾，連孔子都覺得太可惜了。但是，孟子給他平反。他說，如果給顏淵機會，他的表現會跟禹、稷一樣。這是評價歷史人物，他有他的理由。

那再進一步看，子路呢？子路在《論語》里面，我們都知道孔子認為他非常好勇，非常豪爽，非常有正義感，但他表現并不出色。不要說他學習方面有他的困難，他就是做官做到后來也死于非命，所以非常委屈的一個英雄人物。但是，孟子怎么說，他說到子路的時候說：“子路，聞過則喜。”子路聽到別人講他的過失他就很高興，這實在不容易。我們都是聞過則怒，要不然就詭辯，說不能怪我。但是子路“聞過則喜”。他接著說什么？“禹聞善言則拜”--大禹聽有價值的言論向別人拜謝。“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講到舜。他居然把子路、禹、舜三個列在一起談。這個子路地下有知也會覺得不愧此生，孟子變成知己了。所以，這種口才評價歷史人物的話呢，他把道理說出來你就會覺得，不錯，可以給很多歷史人物很大的安慰。那么，最后孟子也提到有關天命。

因為所謂的“天命”是一個很復雜的觀念，在《孟子萬章篇》里面，好幾章都討論這個問題。討論什么呢？就是堯把位置傳給舜，是天的意思。但是禹呢？過世以后，他的位子傳給自己的兒子啟，這也是天的命令。所以，天命變成兩個路線，叫你“傳賢”--把位子傳給賢者，好人，杰出的人；或者傳給子--兒子。到底是哪一個對呢？孟子怎么說，他說：“天命認為該傳人賢就傳給賢，該傳給子就傳給子。”這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好像不知道該怎么去判斷。孟子都給他講出理由出來。他講的理由非常細致，也包括他說堯讓舜，當代理的天子，當了二十幾年，所以他后面接位置就很順利。舜也讓禹當代理天子當了十幾年，所以后面接位也很順利。禹呢，讓伯益當代理只當了六七年，時間太短，所以老百姓還是找禹的兒子。所以，天命并不是說天講話的。孟子說，天不講話，用行與事來表示--行就是行動，事就是事件。等于是讓老百姓來決定，“天視自我明視，天聽自我明聽”。

有些人說，你既然講老百姓來決定，那何必還要加一個天在那邊呢？這就是古代人信仰所在。你說，都讓老百姓來決定。老百姓有時候很容易被蒙蔽，甚至被利益所引誘，有時候分不清楚善惡是非。那么，這樣一來的話就變成了兩個：上面有天，底下有百姓，中間是天子。所以天子的責任就是“承上啟下”。

通過傅佩榮教授的歸納、總結，我們知道孟子之所以好辯，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辯論把儒家思想清晰、準確地傳播出去，并告訴人們正確的觀點。可是，盡管孟子的口才很好，但最終孟子也沒有達到他所希望的目的。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們談到孟子辯論的技巧，我們可以說到底有沒有效果呢？在《孟子》書里面，跟他談過話的國君像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鄒穆公這些人，都覺得他講得很好。大臣更多，跟孟子談過話的大臣，每一個都覺得，他實在是很有道理，沒有人講得過他。大臣都愿意接受。國君有時候就不一定愿意接受，因為接受改變的話等于是你不要再享受了，你要替老百姓設法。國君有時候不愿意，你跟他說你行仁政將來可以稱王，他如果沒有真的了解人生的快樂何在，他稱王之后還是要享受。如果你對于享受的觀念沒有改變的話，只有一種現實的物質享受的話。那么，你對于這些國君來說實在是不太可能照你孟子的方法來做，叫我先犧牲某些享受，將來統一天下之后，我再來享受大的。那同樣是享受，我干嗎（嘛）放棄最近的眼前的享受呢？將來享受是將來的事情，也沒有任何保障。

有另外一些縱橫家、兵家、法家這些人如果說照他的方式來做立刻富國強兵，立刻就可以攻占幾個城池，讓你打勝仗。而孟子的說法他需要有一點時間去了解，然后設法改變整個的策略，最后效果出現恐怕很慢很慢。并且你看到別的國家強盛的時候，你也沒有把握你是不是來得及，在他強盛可以消滅你之前，你就仁政，仁者無敵，沒有人敢做試驗。所以，孟子的辯論他有沒有達到效果？在當時沒有人說得過他，但是這些有權力的人也沒有人真的愿意照他的話來做。但是，儒家的人性論以及它相關的各種思想卻透過孟子的辯論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學習《孟子》的時候，你不能只看到這些言辭上的辯論，你一定要問，它背后有什么根據？它為什么有這么大的信心？說你照我這樣做一定沒有問題。因為他看到人性論。所以，如果對于儒家的人性論沒有了解的話，學《孟子》等于是沒有根源。你今天學不學《孟子》有什么差別？只不過多聽到一個人有很多小的事情，講一些有趣的事，跟別人辯論勝過別人。這個不夠的。我們學儒家不是學這些，真正要學是要把前面這些都鋪陳好之后，最后要學到他的人性論。

人都有人性，但是人性是什么？人的社會有千奇百怪的表現。都有人性的人，為什么有人做好人，有人做壞人呢？同一個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呢？這些問題你都要去回答。你不能回答的話，你光講一個性善，那你怎么去否定社會上很多壞的事情呢？所以，這就是最大的挑戰。那么，這個道理說清楚的話，儒家的思想才能夠所謂的“可大可久，傳之久遠”。我們將來會談到人性。這里就先講一個簡單的重點。孟子談到人性的時候，他的入手的地方是人跟禽獸的差別。但是這個地方說完之后，接著就要問：這個差別是什么？這是最大的問題，古今中外對這個問題從來就沒有共識過，就是人到底什么叫做人性？人的本質何在？或者說人有本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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