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祝福》讀后感

發布時間：2016-10-4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祝福》長期以來是在不考慮敘述方式的情況下被評論的，評論者將目光集中在小說中祥林嫂的故事上，從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的角度，于祥林嫂的故事中歸納出故事的思想文化意義。但是《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是在“我”的敘述中出現的，“我”為什么要敘述祥林嫂的故事？這個問題，是研究《祝福》不能不回答的問題。

這個問題可以換一個角度看。祥林嫂的故事其實是“我”的一個回憶，在本文中已經強調過，人物的回憶話語的意義，主要不在其回憶的內容，而在這個回憶對于回憶者的價值與意義。在“我”回憶中，祥林嫂的悲劇的原因是明確的，即她的悲劇概歸因于社會。祥林嫂的悲劇歸因是如何完成的？我們可以引一段用傳統研究方法作的概括來說明。

祥林嫂是病態社會中正常悲劇的典型。悲劇的形成和發展，完全是按照這個社會的正常秩序進行的。小說不是以特地設計的個別好險邪惡的人物，而是以社會關系中的內在矛盾必然性作為推動悲劇情節發展的動力的。講理學的監生魯四老爺，儼然是封建勢力的道德化身，所謂“事理通達”，表示他是按照最規矩的封建教條辦事的；所謂“心氣和平”，表明他并非格外奸詐兇殘之徒。對于再醮重寡的祥林嫂，他用“傷風敗俗”來評價她的生存，用“謬種”來論定她的死亡，均是從程朱理學的“道德心性”演繹而來，完全符合當時中國鄉村小鎮根深蒂固的占統治地位的倫理觀念。連柳媽渲染地獄恐怖，也并非由于她心地歹毒，而是出自她對鬼神的虔信，她的思想和魯四老爺的“不凈觀”一脈相通的。因此魯家把她歸入“善女人”，以示跟祥林嫂的區別，“有其主必有其仆”，寫柳媽也是為了寫魯四老爺們的社會。即便是魯鎮的人們，對于祥林嫂癡心復述不幸的故事表示冷淡、嘲笑，把它咀嚼賞鑒成渣滓之后，更加以煩厭和唾棄，盡管氣氛略嫌陰冷一點，但也是封建宗法制社會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淡漠關系的表現，如魯迅所指出：“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正是在封建宗法制社會正常的秩序中，一個善良的生命被套上無以洗刷的罪名，帶著滴血的人生和滴血的靈魂走進地獄。人們從祥林嫂被劫回并賣進深山，看到夫權與族權的交結；從再醮重寡的祥林嫂被視為不祥之物以至連奴隸也做不成，看到道統與權勢的交結；從柳媽宣揚陰司把再婚女人鋸成兩半的酷刑，又看到夫權與神權的交結。因此，魯鎮社會成了以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為四大支柱的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縮影。祥林嫂受苦難、受宰割、受歧視、受唾棄的命運，成了封建宗法社會中千百萬處于奴隸地位的農村勞動婦女的命運寫照。[8]

這個概括對于祥林嫂的故事而言，不可謂不全面，但是問題是“我”為什么要講一個因社會而死的下層勞動婦女的故事呢？

我們首先研究在“我”回憶之前發生的事。

第一是“我”與魯四老爺的故事。

他是我的本家，……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后即大罵其新黨。但我知道，這并非借題在罵我：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但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從“還是康有為”一語可知，“我”是更新的新黨類人物，但是時間對于魯鎮只是自然的時間，仿佛一切都已經停止，“我”已經與魯四老爺一類的人無對話的可能。不僅魯四老爺如此，魯鎮的人們都如此：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后，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樣。他們也都沒有什么大改變，單是老了些；……而這故鄉與故鄉的人們生活得很滿足，一至祝福，全鎮家家都在預備“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買得起福禮和爆竹之類的--今年自然也如此。”而他的住的地方也無可心解悶的可看的東西：……壁上掛著的朱拓的大“壽”字，陳摶老祖寫的，一邊的對聯……道是“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我又無聊賴的到窗下的案頭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錄集注》和一部《四書襯》。所以，他呆不住了，“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在我與魯鎮社會的關系中，反復敘述的是“我”之新，而在其敘述語調中透出高高在上的新人物對于陳舊落后社會的優越感。

在“我”與祥林嫂的關系中，這種優越感受到了挑戰。這個自命不凡的新人物“我”遭遇祥林嫂的連環三問：“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于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說。

“那么，也就有地獄了？”

“啊！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吾者，“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么躊躇，什么計畫，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正是祥林嫂的連環三問使“我”精神上有了負擔：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于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 這個“我”因此不斷千方百計地自我開解而又覺得有危機：

但隨后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么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著神經病；而況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么事，于我也毫無關系了。

……

但是我總覺得不安，過了一夜，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仿佛懷著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陰沉的雪天里，在無聊的書房里，這不安愈加強烈了。

在內心的矛盾中，主人公“我”決計走，也就是逃：

不如走罷，明天進城去。福興樓的請墩魚翅，一元一大盤，價廉物美，現在不知增價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雖然已經云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個……。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但是事與愿違，“我”還沒有走，祥林嫂卻真的死了。“我”為此驚惶，但是短工的一句話給了他安慰：

“怎么死的？--還不是窮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抬頭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驚惶卻不過暫時的事，隨著就覺得要來的事，已經過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窮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松；不過偶然之間，還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擺出來了，四叔儼然的陪著。

“漸漸輕松”的心境與已經決定離開（正是逃離）之際，“我”進一步思索了祥林嫂的死：

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于干凈凈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

“我”正是在這樣自我安慰、辯解之后，“靜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正是在這自我辯解的舒暢中，祥林嫂半生事跡的斷片“連成一片了”。

綜上分析，祥林嫂故事的被講述，正是進一步證明了她的死的責任，在魯鎮社會，而與“我”無關。研究者已經注意到“我”、與“魯鎮”、“祥林嫂”與“魯鎮”、“我”與“祥林嫂”之間的三重復雜關系，但是，小說中還有一重關系，即敘述者與小說中的人物“我”與魯鎮世界的關系。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們已經指出，在第一人稱小說中，敘述者與人物“我”并不是同一的：

敘述者--------“我”回憶（講述、敘述）/“我”之往事

話語行為者------故事中的人物

自稱“我”------第一人稱敘述

故事中的兩個“我”： “經驗之我”與“回憶”、“講述之我”是同一個人，他們有時間上的先后，他們與話語行為的敘述者“我”不是一回事。當回憶的“我”講述自己的往事時，過去的那個“經驗之我”在時間上總是在前的，回憶之“我”總是在事后才能講述，但是那個敘述故事的敘述者，在敘述故事之前總是對于故事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回憶的講述之“我”與經驗之“我”其實都是敘述者的創造，它創造了“講述之我”與“經驗之我”的想象的生活時空，它凌架于“講述之我”與“經驗之我”的生活時空之上。正是這個敘述者“我”以超然的態度講述著“我”與魯鎮世界的遭遇的故事，引導讀者去尋思一個知識者與鄉土中國的關系。而敘述者的這一呈現的結構方式，正體現了思考中國知識分子價值意義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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