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學(xué)語文教科書曾把別里科夫當作沙皇專制制度的“衛(wèi)道士”和“鷹犬”，“一個保守、反動、扼殺一切新思想的‘裝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這是“極左”思潮影響下所得出的標簽化的結(jié)論。而我通過對小說文本及其寫作背景的分析，認為別里科夫作為一個奴性十足的可憐、可笑、可悲的庸俗文人，是沙皇專制制度下人性扭曲的變態(tài)狂。
[關(guān)鍵詞]：別里科夫，人性扭曲奴性十足病態(tài)狂
我們的教學(xué)參考書一直把別里科夫當作“一個保守、反動、扼殺一切新思想的‘裝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甚至認為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沙皇專制制度的衛(wèi)道士，像鷹犬一樣”。在新版的試驗修訂本中，課文前的提示雖改成“一個膽小、保守、扼殺一切新思想的‘裝在套子里的人’的典型形象”，給他摘掉了一頂“反動”的帽子，但“扼殺一切新思想的”罪名仍然不輕。“教參”引用的資料還認為“主人公別里科夫反對一切新生事物，扼殺自由與進步，他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維護者，他的死象征著一切反動勢力必然滅亡。”他是“一個海鳥或企鵝式的害怕變革，茍且偷安，甚至甘心充當沙皇鷹犬的知識分子形象”。把這些“帽子”加在別里科夫頭上，未免太委屈這位俄國老夫子了。眾所周知，別里科夫終其一生僅僅是沙皇俄國內(nèi)地某男子中學(xué)的一個希臘文教師。地位低下，生活在底層，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時，總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滿心害怕和憎惡”；經(jīng)常“沒精打采”，“悶悶不樂”；惟有一次他露出過“淡淡的苦笑”，那是他向人談起他所鐘情的小姐---華連卡；即使戀愛、結(jié)婚，別里科夫也是“怕”字當頭，心里想的是：“我也知道人人應(yīng)當結(jié)婚，人得估量一下將來的義務(wù)和責(zé)任，說不定就要惹出麻煩來了。”別里科夫憂心忡忡，疑慮重重，因此把自己裝在一個個“套子”里。不必說白天出外，即使晚上在家里，再熱再悶，也要關(guān)緊小得“活像一只箱子”的臥室的門，鉆進帳子，“拉過被子蒙上腦袋”，仍然“深怕會出什么事”，以致“通宵做惡夢”。直到他一命嗚呼之后，才不感到恐懼了，小說這樣描寫死后的別里科夫：“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溫和，愉快甚至高興，仿佛暗自慶幸終于裝進了一個套子里，從此再不必出來了似的。”很顯然，別里科夫在人間沒有感受到任何快樂和安詳。
別里科夫四十多歲，仍孑然一身，經(jīng)人慫恿、撮合，他同“第一個待他誠懇而親熱的女人”戀愛了，而且差點結(jié)了婚。這件喜事本來可能促成別里科夫的生活發(fā)生轉(zhuǎn)機，但因他憂慮無窮，拖延不決，后來也果真“惹出麻煩來了”。也就是“漫畫事件”，他經(jīng)受不了那些別人看來微不足道的“麻煩”，由難堪而慌亂而恐怖，在“柯瓦連科使勁一推”，別里科夫就連同他的雨鞋一齊乒乒乓乓地滾下樓去，終于在女人的“哈哈”笑聲中嚇得一病不起，送了性命。
如果不抱什么成見，我們由此不難得出結(jié)論：別里科夫是受傷不重，但是女人的笑聲對他的刺激很大，于是，不幸的可憐的“小人物”就一命嗚呼了。對于別里科夫的死，柯瓦連科姐弟難辭其咎。如果對簿公堂，柯瓦連科會要承擔(dān)刑事和民事責(zé)任。
我們再分析別里科夫為人處事的兩個事例：一是他的一個同事到教堂遲了，他“心慌得很，一個勁地說：千萬不要鬧出什么亂子。”二是他所愛的小姐同她弟弟興高采烈地騎自行車去郊游，他覺得不成體統(tǒng)，絕對不合時宜，“太可怕了”，嚇得“眼前就變得一片漆黑”；對此，他非常誠懇地奉勸柯瓦連科說：“既然政府還沒有發(fā)出通知，允許做這種事，那就做不得”，在別里科夫看來，前者到教堂去遲了是不可寬容的罪過，畢竟只是同事，他只是暗自嘀咕而已；而后者的當事人與前者親疏有別，事情雖然不如前者嚴重，但他感到“有責(zé)任”以“一個比您年紀大的同事”的身份，“進一個忠告”。應(yīng)該說是善意的。
再者，別里科夫這種變態(tài)心理是白色恐怖嚇出來的，是專制政治扭曲了他的靈魂。小說有一段刻畫別里科夫的心理描寫：“只有政府的告示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規(guī)定著禁止什么，他才覺得一清二楚。但是他覺著在官方的批準或者默許里面，老是包藏著使人懷疑的成分，包藏著隱隱約約、還沒充分說出來的成分。每逢經(jīng)過當局批準，城里開了一個戲劇俱樂部，或者閱覽室，或者茶館，他總是搖搖頭，低聲說：‘當然，行是行的，這固然很好，可是千萬別鬧出什么亂子。’”連官方批準、默許過的事情，他還擔(dān)心鬧出亂子，還懷疑它或許包藏著什么陰謀或殺機。這里把危機四伏、險象環(huán)生的白色恐怖，把奴隸們?nèi)巳俗晕＃袒滩豢山K日的艱難處境,刻畫得入木三分。細心體會此中深意，有助于我們理解別里科夫“怕”的根源。契訶夫在1883年寫過一篇《小公務(wù)員之死》，與1898年發(fā)表的《裝在套子里的人》時隔15年。兩篇小說的題材、情節(jié)相似，主人公都是“小人物”。1898年的契訶夫目光更敏銳了，思想更成熟了，因而他是把別里科夫放到更廣闊的現(xiàn)實生活的背景中去塑造的。《裝在套子里的人》具有濃烈的政治色彩，針砭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時弊。契訶夫通過故事敘述者之口說：“這種裝在套子里的人，卻還有許多，將來也還不知道有多少呢！”在說明別里科夫這樣的人，并非個別，而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故事講完后，原文有一段意味深長的環(huán)境描寫：“這時候村子給夜色包得嚴嚴緊緊，躲開了勞苦、煩惱、憂愁，安心休息……”。顯然，這象征沙皇專制統(tǒng)治下人們的生活空間，本身就是一個“套子”。獸醫(yī)伊凡伊凡尼奇接著有一段議論：“我們在城里，空氣惡濁，十分擁擠，寫些無聊的文章，玩‘文特’（注：一種賭博的紙牌游戲）--這一切豈不也是套子嗎？至于在懶漢、搬弄是非的人、無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間消磨我們的一生，自己說而且聽人家說各式各樣的蠢話--這豈不也是套子嗎？”他最后大聲疾呼：“不成，不能再照這樣生活下去啦！”這一聲振聾發(fā)聵的吶喊，正是小說的主旨所在。可見在作者眼中，當時沙皇專制統(tǒng)治下的各種庸俗、空虛的生活都是“套子”，“裝在套子里的人”豈只別里科夫一個！這段有助于理解小說主題的點睛之筆，在教材中實在不應(yīng)該刪去。不難看出，契訶夫創(chuàng)作《裝在套子里的人》要讀者深思的是：誰是“套子”的制造者？是誰把“人”裝在“套子”里的？誰是別里科夫們的悲劇的導(dǎo)演者？請注意小說的一段描寫：“全城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什么事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說話，不敢寫作，不敢交朋友，不敢看書，不敢周濟窮人，不敢教人念書寫字”小說結(jié)尾處伊凡伊凡尼奇說：“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隱忍不發(fā)，不敢公開聲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邊，反而自己也弄虛作假，面帶微笑，而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混一口飯吃，為了有一個溫暖的小窩，為了做個不值錢的小官罷了。”這是多么觸目驚心的白色恐怖！歷史事實正是如此。面臨日益高漲的工農(nóng)革命運動，沙皇政府垂死掙扎，實施官僚、軍警的野蠻統(tǒng)治。正如當時任宗教院檢查總長的波貝多諾斯采夫給沙皇的奏章中說：“在當前這個艱苦的時代，政府的當務(wù)之急就是……平息那種頭腦不清、瀕于瘋狂的社會輿論；必須禁止那種人人饒舌的不可名狀的街談巷議，以期盡量減少流言蜚語”云云。所以，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把這段年月稱為“肆無忌憚、毫無理性的殘暴至極的反動”。正是那種封建專制的白色恐怖，造成了別里科夫們及其茍且偷生、怯懦多疑、因循守舊等奴性十足的畸形心態(tài)。毋庸諱言，別里科夫靈魂深處的劣根性在于庸俗和愚昧。作為一個人的獨立品性，在他身上已所剩無幾，骨子里充滿了奴性，甚至喪失了判斷是非善惡的起碼能力。別里科夫唯上觀念很重，只知道服從皇上、官府和上司，尊奉當局的法律、通告；他的唯古觀念也很重，“也許為了替自己的膽怯、自己對現(xiàn)實的憎惡辯護吧，他老是歌頌?zāi)切⿵臎]有存在過的東西”，只相信祖輩傳下來的規(guī)矩，一切都要維持老樣子，把新鮮事物一律視為異端，難怪他選擇教古代語言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終身職業(yè)。
我們重新分析別里科夫這一文學(xué)形象，應(yīng)該還有兩個“誤區(qū)”需要辨明。一曰“轄制”。小說寫到別里科夫“把整個中學(xué)轄制了足足十五年，……全城都受著他的轄制呢！”你看，別里科夫不是很有威勢和力量么？其實，那種社會氛圍，那種政治壓力的形成，決非一個小小的別里科夫所致。那種軟弱自危的“怕”字總根源在于沙皇制度，作者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用“曲筆”來寫。再看別里科夫是怎樣“轄制”的呢？小說寫“他憑他那種唉聲嘆氣，垂頭喪氣，和他那種蒼白的小臉上的眼鏡，降服了我們，我們只好讓步……”“在教務(wù)會議上，他那種慎重，那種多疑，那種純粹套子式的論調(diào)‘簡直壓得我們透不過氣。”可見他只是當時“大氣候”所造成的“流感患者”，而他又把病毒傳染給了別人罷了，別里科夫“轄制”的具體手段不過如此而已。他的最大劣跡就是極力主張開除兩個學(xué)生，從而“降服”了其他老師，他們只好讓步--對這兩個學(xué)生減低品行分數(shù)，禁閉起來，直到開除了事（況且這些都是其他教師付諸實施的）。筆者以為，不能把“轄制”作為“壓制、統(tǒng)治、鎮(zhèn)壓”的同義語來理解。否則，《祝福》中的柳媽以詭秘的陰司故事“轄制”了祥林嫂，豈不也成了“兇手”了嗎？其實，柳媽充其量只是一個深受封建迷信之害又害人的愚昧者。別里科夫何嘗不是如此。作者這樣寫是用的曲筆。
二曰“告密”。別里科夫同柯瓦連科談話結(jié)束時說：“只是我得跟您預(yù)先聲明一下：說不定有人偷聽了我們的談話了，為了避免我們的談話被人家誤解以致鬧出什么亂子起見，我得把我們的談話內(nèi)容報告校長--把大意說明一下，我不能不這樣做。”這是別里科夫最后一次未遂“告密”的自我注腳。如果一定要把它算做“告密”，那恐怕是一種天底下最直露而愚蠢的“告密”吧。何況他剛剛遭受過促狹鬼制造的“漫畫事件”的捉弄，怎能不心有余悸呢？作者對那個庸俗社會以“小人物”的痛苦作笑料的涼薄世情，決不是“輕松的戲謔”。而別里科夫采取“不能不這樣做”的“自衛(wèi)”手段，無非想為自己再增加一個“套子”，但恰恰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乃至斷送了性命。這真是莫大的諷刺！總之，別里科夫是一個奴性十足、可憐可笑復(fù)可悲的窮酸文人，是沙皇專制統(tǒng)治下靈魂被扭曲的一個變態(tài)的“小人物”。他的思想性格最大特征就是一個“怕”字。他惶惶不可終日，但愿“不要出什么亂子”，能保持住他那窩囊透頂?shù)纳詈吐殬I(yè)，還有所謂的“正人君子”的好名聲，安安分分做定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下的奴隸。而他所處的是個“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別里科夫只得陷入深深的驚恐畏懼中，把自己“裝在套子里”了。高爾基這樣評價契訶夫：“‘庸俗’是他的仇敵，他一生都在跟它斗爭，他嘲笑了它，他用一管鋒利而冷靜的筆描寫了它，他能隨處發(fā)現(xiàn)‘庸俗’的霉臭……”他有一種“用輕柔的手無情地揭露他們生活中的庸俗和愚蠢時所露出的酸溜溜的微笑”。仔細閱讀《裝在套子里的人》，我們會察覺契訶夫正是這樣來揭露別里科夫的“庸俗和愚蠢”的，意在喚醒“還有許多”的別里科夫們從“套子”里掙脫出來，蕩滌自己的一切奴性，做一個堂堂正正能主宰自己命運的人。
本文的結(jié)論是：性格的復(fù)雜性與豐富性是受環(huán)境的復(fù)雜性影響的。別里科夫既是沙皇專制制度的產(chǎn)物，又必然對環(huán)境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應(yīng)該實事求是地重新認識別里科夫這個文學(xué)形象，而不要采用無限上綱上線和貼標簽的評論方法來定論別里科夫。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評論方法是“極左”思潮影響下的產(chǎn)物。評價別里科夫的那個“定論”始見于20世紀初葉的前蘇聯(lián)，后來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也曾被公認不悖，顯然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當時，不是有許多無辜的知識分子也曾被劃入“套中人”（右派）的另類嗎？今天，我們只有客觀地通過對小說文本及其寫作背景的深入分析，才能還其本來面目，準確而深刻地理解別里科夫形象的典型意義。
馮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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