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文盲父母的教育之道(黃老之道)

發布時間：2016-6-22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丁啟陣

教外國學生的課本中，有關于父母教育孩子方法的討論題。班上來自韓國、日本、新加坡、俄羅斯、英國、德國、新西蘭、阿根廷等國的學生，親身經歷有異，觀點也各不相同。

大致說來，亞洲學生普遍認為，父母應該嚴格教育孩子，這是對孩子負責的態度；而亞洲籍以外的學生，則無一例外，對這種說法，全部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父母跟孩子的關系應該是朋友式的，是平等的，輕松的。來自新加坡、已經在德國念了近四年碩士研究生的“娘惹”學生（父親是華裔，母親是馬來人），介乎亞歐之間，十分糾結：一方面，她承認母親（在她家，孩子教育問題上，母親掌握話語權，父親是甩手掌柜）的教育方法是有效的，沒有母親的嚴格教育，自己不一定能考上好大學，不一定有公費留學德國的機會；另一方面，她又認為母親給她的壓力太大，使她過得很不快樂。尤其是，在德國她進的是德文系，班上其他學生全是德國人，很長時間里，感覺很孤獨。

學生們各抒己見，說得很熱鬧，不由我不聯想起近期媒體上熱議的兩位生猛育兒名人及其事跡--動輒罵女兒垃圾、要求女兒每科成績拿 A 、不準看電視、琴練不好就不準吃飯的“虎媽媽”蔡美兒和四個孩子三個考進了北京大學還有一個準備進中央音樂學院、提出“三天一頓打，孩子進北大”口號的“狼爸”蕭百佑；當然，也不由我不聯想起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虎媽媽、狼爸爸愿意用什么方法教育自己子女，某種意義上說，是他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的女兒學了多種技能，考進名校，是否成功，干你我底事？他們的兒女是否快樂，也不勞我等操心。因此，這里我能說一說的，便只有自己的親身經歷。

回憶一下自己的經歷，對于父母，可以是一種緬懷，是一種感激。“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母之恩，豈能忘記？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成功人士。但是，我有今天這樣的情形，似乎也有值得想一想、說一說的事情。按照正常情況，我的出路無非兩條：一是像我全體父輩一樣，做農民；二是像我不少同輩一樣，學門手藝，做泥瓦匠，或者木匠。當然，后來一不留神做了生意或搞起企業，發了財，或者一無所獲，也是有可能的。而考上大學，走做學問、寫文章的道路，實屬意外。因為，在我之前，我那六百多人口小村的歷史上，從來不曾出過大學生。

如果我說父母并無任何特別的教育方法，無疑會授人以柄，仿佛我在標榜自己是天縱之才。因此，我曾努力思考我父母特別的教育方法。不料，思考的結果，竟然是我父母說過的一番話：“只要兒子書讀得上去，挈褲賣鑊，我們都愿意。”“挈褲賣鑊”，是當褲子賣鍋的意思。說得文雅一點，就是：為了支持兒子念書，他們愿意克服一切困難。我文盲父母的這種態度，在村子里，在那個年代，在親戚中間，是比較另類的。為此，我的父母沒少遭鄉鄰、親戚們的奚落。鄉鄰、親戚們認為，三個兒子都在念書（二弟因為眼睛近視，又不好意思告訴老師和家長，只念到初中畢業），沒能早早棄學務農，在生產隊掙工分，或者拜師學手藝掙錢，是造成我家貧窮、我父母辛苦勞作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少鄉鄰、親戚，都是在兒女小學或者初中一畢業，就讓他們回家務農，或者學手藝去了。后來，鄉鄰、親戚們大多承認，還是我父母比較有遠見。

遠見也只是遠見而已，因為，他們自己是文盲，打我上學的第一天開始，他們就一點兒忙也幫不上。加上是長子，念書的事情，我得不到任何來自家庭的技術上的幫助。因此，我曾經深感遺憾。但是，漸漸地，我就發現，這于我十分便利。一般情況下，只要我裝模作樣在看書，我的父母就不會給我派活干，我就可以逃避勞動。兒時圖書難得，因而，《毛澤東選集》前四卷，曾幫我逃避過不少勞動。說來慚愧，那時我最感興趣的，并非領袖著作的正文，而是文后關于國共戰役和國民黨將軍事跡的注釋，都是帶故事性的文字。當時心中竊喜，覺得父母好騙；后來一度為自己少不更事，竟然堂而皇之地欺騙父母，感到羞赧；現在，又對父母心生感激，他們對我在閱讀上的無條件支持，使得我對于文學的愛好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日后生根發芽，抽穗開花。幾十年之后的今天，成就說不上，自得其樂不成問題。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不懂，上學期間的所有考試，都不會成為我的壓力和負擔。考得好時，跟父母說一聲，讓他們分享一下我的快樂；考得不好時，我就秘而不宣，樂得逍遙自在。到縣城參加高考的時候，別的同學都緊張得睡不著覺，而我卻能一領草席在教室水泥地上一鋪，便呼呼大睡。母親不懂得如何對我的高考表示支持，竟然在考試之前，到鎮子上買了時新的布料，給我做了一身新衣裳。沒有任何壓力，又穿著新衣裳去參加高考，心情當然不錯。這，大概是我當年高考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或許，我的父母，因為是文盲，在教育孩子問題上，反而暗合了黃、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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