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山紅
墨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邏輯哲學、語言哲學家、政治哲學家和天下第一大俠。他長于論辯，曾在《小取篇》說，辯有七法，其中“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要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也就是說，“辟（譬）”的方法是用一事物解釋另一事物。“侔”的方法是系統而詳盡地對比兩個系列的問題。“援”的方法是說：“你可以這樣，為什么我獨獨不可以這樣？”“推”的方法是將相同的東西，像歸于已知者那樣，歸于未知者。已經說彼〔與此〕同，我豈能說它異嗎？ 簡單地說，“譬”是用道理相同的事物作比喻，“侔”是用類比法證明相同，“援”是引事例論證，“推”是推理以決定是非。
《兼愛》《非攻》《尚賢》就運用了這些論辯術。
《兼愛》開篇即用“侔”法，即系統而詳盡地對比兩個系列的問題，提出了幾組相互對立的概念：兼相愛--交相惡，天下之利--天下之害，愛人、利人--惡人、賊人，治--亂，等等，以論證兼愛互利的必要性：“不相愛”則天下遍生“禍篡怨恨”，“仁者非之”；“兼相愛，交相利”則“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仁者譽之”。再運用“援”“推”法，即事例論證和推理論證，以論證兼愛互利的可行性：連舉晉文公、楚靈王、越王句踐三例，說明君之好惡決定民之取向，關鍵在于上行下效。像攻城野戰這樣有生命危險的事情，老百姓固然不愿去做，若國君倡導，則眾人都能去做，何況“兼相愛、交相利”呢？這樣就有力地論證了觀點，具有周密的邏輯性和強大的說服力。
墨子在《非攻》中也綜合使用了“譬、侔、推”三種論辯方法。開篇不說“非攻”，而是直接打比方（用“譬”法）。先說“竊其桃李”是“虧人自利”，再說“攘人犬豕雞豚”“罪益厚”，又說“取人馬牛”“罪益厚”，又說“至殺不辜人也”“罪益厚”。在君子能否分辯“義”與“不義”的問題上，墨子又繼續運用對比法加以辨析（用“侔”法）。“殺一人”“殺十人”“殺百人”，君子謂其“不義”，然而，攻打別的國家，導致伏尸百萬，流血成河，君子反而譽之為“義”。接著，墨子又通過君子“少見黑”“少嘗苦”“小為非”與“多見黑”“多嘗苦”“大為非”結果的對比（用“推”法），進一步類比說明君子在“義”與“不義”問題認識上是混亂的。這樣，連續設喻，層層遞進。墨子用人們都能理解、容易接受的客觀事例，巧妙設喻類比，層層推進說理，從而說明罪行的輕重，最后歸結到攻打、掠奪別人的國家是最大的罪行，揭示“攻伐”是錯誤的，闡明了“非攻”的思想。這樣，文章說理透徹有力，順理成章。
而在《尚賢》中，墨子也綜合運用了多種論辯術。第一段中，墨子將主觀追求與實際結果進行了鮮明的對比：“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從而引人探究原因：“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這里運用了“侔”法。第四段中，“譬之富者有高墻深宮，宮墻既立，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若君王抓住尚賢任能這一關鍵，國人自然競相行義。這里運用的就是“喻”法。第五段中，墨子連舉“堯舉舜于服澤之陽”、“禹舉益于陰方之中”、“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罔之中”四個典型事例，從而說明古代君王尚賢任能的強大功效。這里運用的就是“援”法（典型事例論證法）。
有人說：“大音希聲”，即最大最美的聲音乃是無聲之音。墨子論辯的聲音，表面上看似絮絮叨叨，實則是最大最美的，他把自己兼愛、非攻、尚賢等理念通過貌似淺顯的語言、實則周密的邏輯而表達出來，唱響了“大愛無疆”的洪大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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