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岑同中有異的詩風
《新唐書》本傳說高適詩歌創作“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則傳播吟玩”；說岑參“屬詞清尚，用心良苦。詞調尤高，唐興罕見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懷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與高適風骨頗同，讀之令人慷慨懷感。每篇絕筆，人輒傳誦”。這番描述說明高岑的許歌創作風格，在表現上彼此有異，在社會影響上則有共同的地方，他們的詩歌為人們喜愛，影響所及的程度足以見出詩歌的非凡成就。對于他們的詩歌風格，前人多有評說，論其同的，說高岑詩的風骨同，詩歌剛健有力，“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嚴羽《滄浪詩話》）。論其異的，說兩人在創作風格上，“高適詩尚質主理，岑參詩尚巧主景”（陳繹曾《唐音癸簽》卷五引《吟譜》）；“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禎《師友詩傳續錄》）。
高、岑以邊塞入詩走了不同的創作道路。他們較少接受王之渙、李頎、王昌齡邊塞詩的表現形式和風格，較多地受唐太宗、駱賓王等人邊塞詩的影響，以古風的形式、鋪述的手法表現邊塞戰事和風情。這適合他們奔放或積郁情感的流動，但他們的憂郁勝于奔放，對功名的掛念使他們施展不開胸懷，說是要歸隱又不是真心歸隱，于是邊塞詩在他們手上少了王之渙、王昌齡的活潑靈動，多了渾厚深沉。高、岑的邊塞詩同中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比較。
⒈ 豪放與敦厚
高適把俠士風度融入詩，使詩情豪放，詩語快捷；岑參則把儒雅之氣融入詩，使詩情敦厚，詩語舒緩。
高適慷慨有大志，尚節義，務功名，好談論王霸之術，俠義之舉�！坝闹荻囹T射，結發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薊門行五首》)，“橫行”所求的“聲名”，是高適的一樁心事，他在說幽州人的時候，內心亦怦然而動，“常懷感激心，愿效縱橫謨”(《塞上》)，向往立功邊塞，自以為輕而易舉，有時出語狂傲�！澳钋奥窡o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別董大》）。他的《塞下曲》最能反映這種情緒：
結束浮云駿，翩翩出從戎。且憑天子怒，復倚將軍雄。萬鼓雷殷地，
千旗火生風。日輪駐霜戈，月魄懸琱弓。青海陣云匝，黑山兵氣沖。戰酣
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
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方。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他到過邊塞，未能建立功業，而這首詩借戰士征戰的一生，從慷慨從戎到功成受獎，重現他自我的英勇精神和豪邁氣概。詩以出征為起點，以“萬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風，……戰酣太白高，戰罷旄頭空”表現激烈的戰斗過程，然后是功成受獎。以昧此道則成老翁的議論收束。這種表現形式使全詩有很強的敘事性，詩既粗礦地把出征和戰斗寫得極有氣勢，意欲橫掃千軍，果然是橫掃千軍；又以“日輪駐霜戈，月魄懸琱弓”的工筆，展現戰士雪亮的戈矛上閃動著太陽的光輝，皎潔的月光掛在有花紋的弓箭上，使剛勁的詩充滿了詩情畫意。其實這首詩多是想象之詞，他以為出使邊塞就能夠縱情地、奮不顧身地施展自己的本領，縱橫廝殺，然后就大功告成。所以對皓首窮經者很不以為然，“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適深諳詩文之道，在這里似乎看透了習文沒有出路，人生一世。大可不必皓首窮經。和這種人生精神相應。語言剛健有力，一呵而下。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評價高適說：“他的詩也到處都顯露出以功名自許的氣概”，“所以他的作風，于舒暢中又透著壯烈之致，于積極中更露著企勉之意”。
岑參則比他斯文得多，相似的內容經岑參表現，語言的舒緩和情感的纏綿讓人感覺到他性情的柔弱，他對人生的認識比較明確，在《送費子歸武昌》詩中曾寫道：“勿嘆蹉跎白發新，應須守道勿羞貧。男兒何必戀妻子，莫向江村老卻人。”他雖是勸慰失意的費子不要頹喪，同時也是他內心世界的表露�！笆氐馈笔侨松囊x，這一點有很深的傳統儒家思想的痕跡，為道，貧困可以不計；為道，不應該隱居避世。而道是什么呢?對于岑參來說也就是盡忠報國。此時立功邊塞似乎是最佳途徑，他在赴安西途中寫過一首《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其中說：
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山口月欲出，
先照關城樓。溪流與松風，靜夜相颼颼。別家賴歸夢，山塞多離憂。與子
且攜手，不愁前路修。
在家與國、妻子與君王之間，他以“萬里赴王事，一身無所求”的獻身精神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國與君王，甘愿承受邊塞的艱苦生活。他這時候仍然沉浸在對邊塞生活的憧憬當中，同樣認定到了邊塞就可以建功立業。他雖然把邊塞的生活寫得很苦，但國家和君王利益高于一切，個人之苦實在算不了什么，并以“與子且攜手，莫愁前路修”表現了同仇敵愾的英雄氣概，不僅是自己精神振奮，而且要同人也懷有他一樣的情緒。 岑參說這些話的時候，情緒并不是特別昂奮，不能不奉王事的無奈滲透其間；不為妻子兒女的生計考慮，依舊少不了發自內心的思家之情，“別家賴歸夢，山塞多離憂”。兒女私情足以化解英雄之氣，不及高適詩中的“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麟鱗閣，入朝明光宮”的豪爽。岑參常直接置身于這些詩中，表現自己的言與行，文氣有余而豪興不足。情感難以割舍，詩終究顯得有點柔弱�！肮蕡@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币皇住斗耆刖┦埂肪褪亲詈玫谋碚�。再如《銀山磧西館》：
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
雙雙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
詩中對鐵門關風、月、胡沙的描寫，是自然形于詩的邊塞風情，足見邊塞生活的艱苦。這和他對人生的追求比較起來，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岑參以此為鋪墊，映襯對功名的追求，只要能夠建立功名，甘愿投筆從戎，承受邊塞之苦。不過他訴說“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的時候，無形中包含了自我“終日守筆硯”的現實，在難以忍耐的歲月里他還是忍耐著，苦悶縈懷。身為一介文士，從文得不到發履，投筆從戎是不得已的事，赴身邊塞卻“雙雙愁淚”’一個“愁”字，在這里盡現出文人的氣習，缺乏豪健的人生精神。
⒉ 悲壯情懷與雄杰氣象
高適在邊塞詩中較多地表現出悲壯情懷，儒雅的岑參則在邊塞詩中以出征的將士勾畫出雄杰氣象。相應地，高適的這些邊塞詩就顯得情感沉郁，岑參的情感則偏于高昂。
高岑的邊塞詩悲壯，是自古以來許多人的共識，高岑自覺地把對人生的直接或間接體驗融入邊塞之事與邊塞之景，盼望出征卻又有很濃厚的惻隱之心，為血與火的爭斗下的犧牲傷感，同時并不愿意削弱本來懷有的英雄性情，詩的悲壯就是必然的。在這方面，高、岑的邊塞詩雖然有相同的地方，但高適的悲壯略勝一籌。這不是因為他的情緒易于隨客觀環境和自我的遭遇搖擺，能大起大落，而是他以功名心為轉移在邊塞詩里表現自我的人生，又能從拯濟百姓的愿望出發，關注下層人的生活�！坝涝刚c蕘，孰云干鼎鑊”（《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因下層人的不幸命運激發悲壯之情，使他邊塞詩的悲壯超越了狹隘的個人圈子，具有更廣泛的社會意義。正如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認為：高適詩歌的“氣象比不上岑參的奔放，然格調高遠，富于蒼涼的情韻”，“在描寫邊塞的風光、戰爭的場面下，同時又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婦的情懷，故能于高壯的詩風里，呈現出慷慨之音”。高適寫過《薊門行五首》，其一道：“薊門逢故老，獨立思氛氳。一身既零丁，頭鬢白紛紛。勛庸今已矣，不識霍將軍�！逼湮澹骸镑鲼鲩L城外，日沒更煙塵。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滿空塞，黃云愁殺人。”前一首寫一個老兵的遭遇，他征戰一生，少壯赴沙場，如今已是鬢發皆白，孤身一人，功業無著，也不用再談功業了，這是很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征戰一生，居然連將軍也不認識，叫人相對無言。后者寫邊塞戰場，戰斗激烈。高適寫得很含蓄，說“古樹滿空塞”，戰斗的殘酷可以想見。同人死于戰場，僥幸者既有喪友之痛，又有孤獨而思鄉的悲涼。這兩首詩很短，關涉人的生死命運，情感的容量卻相當大。最能表現高適悲壯情懷的是《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
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翰海，單于獵火照狼山。
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
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
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后。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
飖那可度，絕域蒼茫無所有。殺氣三時作陣云，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
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這是高適最有影響的七言古詩。這首詩以豪壯為基調，兼以悲憤，以敘述場景的轉換構成全詩的跌宕起伏。先以豪壯之調揚起，“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是何等的富有氣勢，隨之寫戰士之死、少婦之思，豪壯之氣弱而悲憤之氣生。既而以“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的豪壯取代悲憤。最后以自己的抒情、議論作結，情緒下落。同時，這首詩采用合而后分的表現方法，“男兒本自重橫行”，既是寫將軍，又是寫戰土。高適把重心放在戰士身上，寫戰士慷慨應征，不畏寒苦，浴血奮戰，以身殉國，實踐著男兒重橫行的人生準則。將軍呢?“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赴死與樂生相成了鮮明的對比；“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對此唐汝詢曾在《唐詩解》里評價道，漢將邀功生釁，恃恩輕敵，致使征人久戍不歸，戰士苦于征戰而思李將軍守備以息兵，彼此共享太平安寧。高適通過戍邊戰士的遭遇和生活感受婉轉地表現了自己的情懷，他并非因戰士的悲壯而悲壯，而是把自己的精神借助戰士的行為表現出來，這依然是充滿矛盾的，為功名趕身邊塞理應殺敵立功，為征人之苦則應消彌戰爭，讓征人無須慷慨獻身，無須遙隔萬里思親。
在這方面，岑參同類型的詩則顯出雄杰氣象。他的儒雅之氣有建功立業之志作為內涵，絲毫不妨礙在詩歌里創造出雄杰氣象，不必仿效高適就有了幾分豪氣和陽剛之美。只是沒有高適的豪氣那樣強烈、剛硬，沒有高適的陽剛之美那么耀眼。他的《送人赴安西》；“上馬帶胡鉤，翩翩度隴頭。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萬里鄉為夢。三邊月作愁。早須清黠虜，無事莫經秋”及《胡歌》：“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宮錦醉纏頭。關西老將能苦戰，七十行兵仍未休”和高適的《薊門行》相類似，語言的平和，削減了詩中原本應該有的雄健，詩中征人懷報國之情一生征戰，經岑參藝術表現成為邊塞英雄，雖說“關西老將能苦戰，七十行兵仍未休”有譏諷戰爭經久不息、民苦于戰的意味，但關西老將年已古稀而能苦戰依然是英雄形象，這和高適《薊門行五首》其一的“一生既零丁，頭鬢白紛紛”同為寫實，高詩蘊含的是戰爭造成的孤苦衰老的痛苦，岑詩中的主人公則老當益壯。岑參寫得更好的是《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
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
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行軍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
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
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
四邊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云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
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
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岑參此時任安西北庭節度判官，駐扎在輪臺。詩中表現的邊塞風情和將士艱苦的生活，是岑參邊塞詩的重要特色。他不諱言邊塞的艱苦，甚至是渲染邊塞的艱苦婉轉地表現戰士的頑強斗志，支撐戰士意志的是英雄主義，使他們足以戰勝生活的艱難和強敵的兇悍，所以兩首詩都以必勝的信念為旋律，以邊塞之苦和“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的頹喪映襯將士的卓越不凡。他把后者表現得越充分，詩中的雄杰氣象就越鮮明。相輔而行的是，岑參在詩中直言一定成功，或是等待出征的軍隊凱旋歸來，“車師西門佇獻捷”；或是歌頌“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這也是他的心志。許中雖然有“戰場白骨纏草根”的慘痛描寫以見戰爭的殘酷和將士的遭遇，但岑參不為之凄切，詩也不因有它而顯悲色。
⒊ 尚質主理與尚巧主景
高岑詩歌風格差異較大的是，高適常在詩中說理，表白對社會和人生的看法，在這樣的時候，他往往不用華麗的文辭，就事論理或者就人論理，如說“飄搖未得意，感激與誰論。昨日遇夫子，仍欣吾道存” (《酬司空璲少府》)：“男兒貴得意，何必相知早”(《酬裴秀才》)，具有質樸的語言風格，岑參則喜歡在詩歌里狀景，對眼前景物作高度藝術化的處理，精煉警辟如“鐘鳴長空夕，月出孤舟寒”(《陪群公龍岡寺泛舟》)，“天晴云歸盡，雨洗月色新(《南池夜宿思王屋青蘿舊齋》)；粗獷奔放如“雙崖倚天立，萬仞從地劈”(《入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時二公并為杜元帥判官》)，“七月江水大，滄波漲秋空”(《東歸發犍為至泥溪舟中作》)，在表現邊塞景色的時候，因邊塞風情的野性，形成他邊塞詩奇峭的風格。
前人曾說高適的詩主理而岑參的詩主景，主理與主景所指的是各自的創作傾向，高適偏于理，岑參偏于景。他們曾在天寶11年(752)與杜甫、儲光羲、薛據一起登過位于長安的慈恩塔(即大雁塔)，高適寫了《同諸公登慈恩寺浮圖》，岑參則寫了《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鮮明地表現出兩人不同的創作風格，高適就佛塔說佛理，雖免不了描寫了登塔所見的景致，但重于理而輕于景。如詩的開頭寫道：“香界泯群有，浮田豈諸相?登臨駭孤高，披佛忻大壯。言是羽翼生，迥出虛空上。頓疑身世別，乃覺形神王�！痹娭幸虻欠鹚蚍鹄�，感覺與塵世晃然有隔，仿佛進人另一個世界。岑參則不同，他心騖八極，思落天外，以“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睜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夸飾慈恩塔的高險和鬼斧神工，使本來不神奇的慈恩塔在曠蕩無垠的空間異常神奇。
高岑同一題材的創作具有的不同的風格不是偶然的，兩人在把握創作的視點時相對疏離對象本體，賦予慈恩塔藝術特質，展示了兩人不同的創作趣味。這時時表現在兩人的詩歌創作中，邊塞詩也不例外。較特殊的是高適和岑參所赴邊塞的具體地域是不同的，高適主要是到燕趙之地，即他詩中所寫的薊北；而岑參則到天山南北一帶，即他邊塞詩中所寫的天山、昆侖、陰山、翰海等地。燕趙之地常為人知，天山南北則罕為人知，這使得高適很少在詩中描寫燕趙之地的景色，而岑參常為天山南北的風光所吸引，導致邊塞詩鮮明的地域特征。加上他好奇異山水的性格，有意追求對奇山異水的觀賞，獵取奇山異水入詩，于是，即使岑參不在詩中矯飾以為奇，詩中之奇也是客觀存在的。
再來看看高適的《燕歌行》，詩中的“男兒本自重橫行”，“身當恩遇常輕敵”，“死節從來豈顧勛”都在說理，言說男兒在社會上的生活原則。出自性情，男兒就當縱橫于疆場，高適對人生的這種體認是很深刻的，他在詩中不止一次運用“橫行”這個詞，表示男子漢的人生，究其根柢是建功立業，這既是傳統的人生觀，又是高適現實的人生態度；從道義上說，身當恩遇(“天子非常賜顏色”)就應該報恩，恩義重于生命，一方面是為天子盡忠，另一方面是為自我盡性，那么戰場的艱險就不能改變男子漢忠君愛國的節操。因為有這樣一些習以為常而又執著的道理貫穿在《燕歌行》中，高適性情的豪爽就受了理的節制，欲奔放而不能了。他的《塞上》也可為代表：
東出盧龍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萬里，漢兵猶備胡。邊塵滿北
溟，虜騎正南驅。轉斗豈長策?和親非遠圖！惟昔李將軍，按節臨
此都�？側謷叽竽�，一戰擒單于。常懷感激心，愿效縱橫謨。倚劍
欲誰語?關河空郁紆。
雖說是寫邊塞，主要是因邊塞的現實狀況獻安邊之策。高適對邊塞的不太平很有憂慮，漫長的邊境線上，漢兵的全面防御不足以息事安民，北邊戰事未了，南邊烽火又燃，漢兵疲于奔命而邊境始終不得安寧。這種邊塞局面使高適對當時所采用的兩種戰略提出疑問，一是“轉斗”，可補于一時而不能治長久，邊亂依然，二是“和親”，唐以來，曾派永樂公主、燕郡公主、東華公主等和親于契丹與奚，和親之際彼此相安，時間長了，矛盾沖突仍不可免，還是刀兵相見。所以他主張用武力全面地橫掃邊塞，并借西漢的飛將軍李廣表現這種意愿，以結束戰爭。高適的這首詩最終表現的是以武鎮邊的不可能，“倚劍欲誰語?關河空郁紆”，他的思想與朝廷安邊之策的不吻合，懷武略難以施展，空有安邊之志。在這種情況下，高適的思想情緒很沉重，壯心受到了很大的壓抑。說理的滯重和情緒的憂郁使他的詩歌風格完全不能有超拔的態勢，詩歌的語言自然質樸無華。
岑參的好奇性情和杰出的創作才能的融合，使他進入邊塞，見到一般人未曾見過的景象，身為詩人有了用武之地。如火山景象 “赤焰燒虜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陰陽碳，何獨然此中”(《經火山》)；熱海景象 “空中白雪遙旋滅，蒸沙爍石然虜云。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爐”(《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都是唐代邊塞詩很少涉及到的。景象原本奇特，岑參的想象又出人意表，火氣、熱浪的升騰，使天地渾然，氣勢磅礴。岑參邊塞詩寫景奇峭的風格還表現在他的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中。這三首詩寫征人的邊塞生活，代表了岑參邊塞詩的最高成就，開拓了邊塞詩的境界。評價過高適的陸時雍評價他：“岑參好為巧句。真不足而巧濟之，以此知其深淺矣。故曰‘大巧若拙’。”他認為岑妻是有意識地用巧來掩飾不足的真情，有欠公允，好巧則是真的。如《自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
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
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
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邊塞的風情是一幅奇觀：“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八月飛雪是奇，而以春風吹而梨花開喻雪也是奇，岑參因景而生奇想，他對邊塞風情的感受是懷了一種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是從未見過的邊塞飛雪景象使他感到興奮得難以自已，發自內心地把眼前的雪景藝術化為春風突至，梨花頓開，原本蒼茫的邊塞是這樣充滿了生氣；另一方面，天寒地凍使他感受將士生活的極其艱苦，對于將士生活的具體描寫在于內心難以言表的同情與無奈情緒。岑參善于把握、表現邊塞的奇景，常常把邊塞景象和人對于這種景象的感受聯系在一起，使人們通過他的藝術表現既領略了邊塞奇特的寒冷。又感受了邊塞奇特的景致。二者聯系的過程則是岑參邊塞詩藝術化的過程。在《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中的“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中的“劍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都是被岑參藝術化了的。不過，岑參沒有稍晚于他的李白詩歌的豪爽之氣，無意使他筆下的夸張、比喻絕對地超越現實生活，而是緊貼著現實生活，在給人們審美愉悅的同時，又能夠很自然地使人們從藝術之表走進真實之里，領略到邊塞風情。這是其它邊塞詩人很少表現的，他以此釀造了邊塞詩的真正邊塞味。誠如陸游在《夜讀岑嘉州集》中對岑參詩的高度評價：“公詩信豪偉，筆力追李杜”。
“高適的詩悠揚婉轉，在濃厚的抒情中，表現了奔放的氣勢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參則急促、高亢，以奇峭而俊麗的風格，描繪了邊地光怪陸離、變幻莫測、瑰奇壯麗的風光” [4] 。“讀高適的詩，那如駿馬駐坡，鷹擊長空的雄放之氣，無不動人心魄。這些詩，不但展示蓬勃向上、璀璨壯美的‘盛唐氣象’，同時也凸現出詩人性格豪爽、抱負遠大和剛毅勇敢的精神面貌” [5]。而“岑參所表現的人物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壯的、最愉快的” [6]，“岑參是開、天時代最富于異國情調的詩人”，“他一邊具有高適的慷慨壯烈的風格，一邊卻較之更為深刻雋削，富于奇趣新情”[7]。
總之，高岑邊塞詩即事名篇，自出己意，繼承建安詩“志深筆長”、慷慨多氣的風骨，又吸取南朝詩善寫離愁別怨的長處，格調慷慨激昂，豪放悲壯，以新鮮的生活和充沛的激情為傳統題材罩上了時代的光輪，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無疑是有較高地位和較大影響的，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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