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紅樓夢(網友來稿)

發布時間：2016-1-9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介夫

　　鄉先賢張樹侯有云：“古人謂作史需有三長，曰：才、學、識。吾謂作字亦然。生而有妙之筆姿，此才也；所見多，所習久，則學也；而尤需不振于大名，不囿于風尚，則存乎其實矣。三者之中，識為尤要。即有才有學，若識不足，亦恐誤入歧途，枉費功矣。”這種強調識的見解，雖說是指撰寫史書和寫毛筆字，但也可以用在品讀“紅樓”上。

　　經典《紅樓夢》，品讀的時候，由于讀者身份的不同，也就自然滋生出各異其趣的閱讀效果。魯迅言：“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我們則從中看見了整個封建社會的日暮途窮，看見了大觀園里一個個青春少女之美的毀滅。這說明《紅樓夢》的意蘊是十分豐富的。

　　《紅樓夢》體現了曹雪芹的審美理想。

　　一提起《紅樓夢》，人們自然會想起《金瓶梅》，因為二者都采用了網狀結構。所謂網狀結構，就是小說的結構仿佛一張大網，其中有拎起全篇的主線，又有縱橫其中的支線。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情節，都像是一根根網繩，經作者細針密線，巧奪天工地編織進去，成為整個一張大網的有機組成部分。抽掉或割斷其中的任何一根，整張網就會破裂以至散開。在網狀結構這一點上，《金瓶梅》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這種結構有一百回只一回的特點，具備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功效。如果作者組織得精美，那么作品能達到渾然天成的地步。

　　清乾隆年間的《紅樓夢》，雖然繼承了明中期小說《金瓶梅》的網狀結構，但是，《紅樓夢》不是模仿性的作品，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了根本性的創新。《金瓶梅》為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地獄世界，那里到處充滿著謀財害命的故事，看了之后只會讓人產生絕望之感。而曹雪芹的《紅樓夢》，在營造很強的悲劇氣氛的同時，作者也自始至終為我們安排了許多富有理想色彩的因素。正因為此，我們看了后，憂傷的同時，卻也看到了人生希望的曙光。例如：在《金瓶梅》里，潘金蓮和李瓶兒同是西門慶的妾，按說應該和睦相處，就因為李為西門慶生了個兒子，潘看到將來西門慶的家產要由李瓶兒一枝繼承，便大開殺戒。先設計害死西門慶的兒子，后把為西門慶生兒子的李瓶兒也氣死了。到了《紅樓夢》里，情形就大不一樣了。照我們理解，薛寶釵和林黛玉是一對情敵。可曹雪芹并沒有讓她們二人也像潘李那樣自相殘殺，而是特意為我們讀者安排了“情真意切釋猜嫌”這樣的感人場景。在這一場景中，寶釵為黛玉的病出主意想辦法，愿意為黛玉提供燕窩，要她每天熬燕窩粥食補。黛玉真心感激寶釵，一切猜嫌煙消云散。這里就體現了作者的審美理想。事實上猜嫌是由黛玉引起的，寶釵對此則渾然不覺。

　　魯迅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就全書而言，寶黛向往追求的是，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礎上的愛情，和以這種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這種愛情婚姻觀，正是人生中有價值的東西，就是放在今天也不過時。它是曹雪芹審美理想的體現，它的毀滅才算是悲劇；而寶玉與寶釵的結合，由于寶玉出走，導致寶釵獨守空房，按照對悲劇定義的理解，就不能算悲劇。寶釵可視為殉道者，她殉的是封建主義之道。今天有人說，書中還寫了寶玉與寶釵之間的婚姻悲劇。這說法值得商榷。

　　曹雪芹把他的審美理想全寄托在大觀園里清凈潔白的女兒身上。盡管寶釵思想觀念不可取，但她會做人這一點是成功的；作為青春少女，她自然也有迷人的地方。黛玉的花，寶釵的藥，妙玉的茶，都令人心醉。黛玉的詩人氣質，寶釵的博學多識，湘云的品格純正，也令人神往。然而，全書對已婚婦女則沒有好感。王夫人成了摧殘寶黛愛情或直接或間接的人，邢夫人是賈赦的一條走狗，王熙鳳對下人充滿了邪惡的生機，辦事的女人如王善保家之流則是十足的爪牙和幫兇。其實，已婚女子并非一律是“死珠”“魚眼睛”。女子婚后依然保持獨立人格和魅力的，在中外文學史上不乏其人。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婚后的安娜并沒有成為丈夫的依附者而喪失了自身的活力。她可以在卡列寧缺席的情況下，單獨出現在社交場合。她可以獨自奔走往返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間。還有，像哈代的小說《還鄉》，其中的女主人公游苔莎也非常讓人喜歡。她是一個美麗聰慧、充滿魅力、熱情奔放、特立獨行的女性，荒原人視她為“女巫”。她嫁給姚伯，不僅因為愛情，也因為世俗的“目的性”：她希望通過嫁給姚伯而離開荒原，擺脫沉悶無聊的生活，去巴黎享受城市的快樂。可是偏偏姚伯厭倦了城市的生活，返回家鄉，想投身于鄉村的教育事業。于是兩個人在人生向往與道路選擇上便有了巨大的沖突，最終導致悲劇。表面上看，游苔莎似乎是個輕浮虛榮的女人，向往城市的物質生活，其實她是一個有獨立思想、勇于冒險的女性。丈夫的理想不是她的理想，她不想委曲求全、苦苦等待，而是出走、私奔、尋找自己的道路。哈代對她沒有任何道德的譴責，而是把她塑造得很美，很有生命光彩，不僅有著強烈的欲望和激情，而且有著復雜的內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絕對不是簡單的為了丈夫而活著的女人。在《紅樓夢》里，也有一個擺脫了對丈夫的依附而生活得如魚得水的人，即王熙鳳。她的珠光寶氣的衣飾，她的呼風喚雨的氣概，她的耐人咀嚼的談吐，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作者在寫她時，也與寫書中其它女人一樣，沒有持肯定的態度，而是給她安排了“一從二令三人木”的命運。曹雪芹以“清”和“濁”來區分和定義“女兒性”和“女人性”，說明他在追求詩意的審美王國的過程中，在純凈化的過程中，過濾掉了更加復雜的真實的有關女性的定義。

　　《紅樓夢》最突出的是個性化的語言。晴雯性急而爽利，罵起小丫頭來不留情面，“哪里鉆沙去了”；對于寶玉的過分體貼有時候還不領情，“不用你蝎蝎螫螫的”。這樣的話黛玉當然說不出來，而在主人眼里笨笨的、自稱不會吵嘴的襲人也說不出來。

　　什么樣身份的人說什么話，什么樣性格的人說什么話，且說出的話無不根植于其人生活領域內的土壤之上。大體而言，《紅樓夢》語言分作者敘述語言及書中人物語言兩類。作者語言傾向性很強，一看便知。有很強的表達效果和藝術感染力的是書中人物語言。《紅樓夢》適合于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大量的詩詞歌賦需要有一定的古詩詞修養方可讀懂。

　　水平很高的詩詞歌賦反映出人物的個性。　　　在《紅樓夢》之前或同期的一些小說作者，也習慣在書中寫些詩詞歌賦。但它們的價值是不可與“紅樓”相提并論的，因為它們只是作者為炫耀自己的才情而寫進去的，其實，這些詩詞歌賦與書中人物形象之間沒有多少內在的聯系。《紅樓夢》則不然。詩如其人。林黛玉寫的詩就像林黛玉這個人一樣。《問菊》一詩就很鮮明地體現了黛玉“孤標傲世”的個性。同是動作描寫，林黛玉是“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幽雅而內斂；史湘云是“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灑脫而不羈。風格各異，文如其人。薛寶釵的“淡極始知花更艷”，借海棠告白了她作為冷美人的個性特點。“二木頭”迎春不會寫詩，于是曹雪芹就讓她寫出非常拙劣的詩，這正是為了服從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

　　環境描寫服務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林黛玉進賈府”中，有大量關于院落方位的環境描寫，這不是為讀者提供一個房樣兒。黛玉入府，從始終沒有開啟中門來看，不是大事；從賈府女眷幾乎全部出場來看，也不算小事。從這不大不小的事上，作者除了正面描寫出場人物外，還通過環境描寫向我們暗示人物性格。我們從賈政院落軒昂壯麗與賈赦院落小巧別致的對比中，可以看出賈母的偏心。在賈赦院中，為什么要寫假山樹木呢？在他正室中，為什么要寫“許多盛裝麗服之姬妾丫鬟”呢？這是在寫賈赦的好色，樹木山石可以遮人眼目。這一點與今天的人寫小說不同。當代的一些小說，環境描寫擺脫了依附人物的地位而走向獨立。在人物形象上，紅樓人物是立體的；而今天人寫的小說里，人物變成扁平的了。例如王安憶小說《長恨歌》中，主要人物王琦瑤就是扁平的，她像是一個符號，是上海這座城市的象征。在《紅樓夢》中，醫藥、園林、服飾、飲食、繪畫等描寫，也是為情節、人物服務的。如描寫鳳姐的服飾，華麗的細節不厭其多，而關于林黛玉的服飾，卻基本上沒有，這一實一虛的安排，在表現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

作者郵箱： swab7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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