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漫筆》本篇寫于1924年4月29日，最初分兩次發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周刊第2期和第五期，后收入《墳》。
《燈下漫筆》循著《語絲》的辦刊原則，任意而談，無所顧及，要摧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文筆輕松灑脫，卻清晰而深刻地論證了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的重大問題，對社會的發展寄予極大的期望之情，顯示出魯迅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一貫思想與追求。
全文共分兩個部分。
“漫筆”之一：逐層深入地論證了中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可以概括這樣兩個時代，也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或“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起筆從鈔票“漫”起，由遠及近，由事而心，寫道：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漫筆之中，突發聯想，提出了現代人“極容易變成奴隸”，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給人以 沉重之感。
接著舉出事例，加以分析，揭示國人的習性與心態，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為什么？因為中國老百姓的命運歷來如此：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
又舉出以下事例加以證明：
“強盜來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愿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對老百姓的處境和地位，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乃至黃巢、張獻忠這樣的農民起義領袖，都沒有誰來顧及或理會。所以，老百姓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個較為穩定的可放心遵循的“奴隸規則”。
這里，讀者的沉重之感在不斷加強。再往下讀，越讀越沉重，讀到中國的歷史被概括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時，沉重得拍案叫絕了。
不叫絕由不得你。一個本來輕松的話題，一個本來很小的日常鎖事的話題，居然翻出這樣一個沉重到無比巨大的話題，翻得如此絕妙，翻得如此深邃，翻得如此精練簡明，翻得讓你驚訝，讓你折服，由不得你不叫絕。
中國歷史就是兩個循環時代的論斷確實精辟，令人嘆服，作者并未把漫筆停頓在這一地方，而且繼續放筆，提出了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的具有警世價值的耐人尋味的新課題，并說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把前文所述歷史的循環與所謂的中國固有的文明聯系起來，從外國人所著《北京的魅力》及所述中國人生活的魅力入手，提出“我們的古圣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守古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國豪華殿堂中各式各樣的筵宴與茅屋田野間的殘羹、餓莩共存，吃燒烤的闊人與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的同在的事實，足以證明“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
從制度方面看，“是早已布置妥貼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
從思想意識方面看，“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并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
在這樣的制度與思想造就的體系中，中國人是談不上爭取到作為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地位的。在這種生存狀態下，不管個體的人意識到或意識不到，從總體上來說，中國的人生過程無疑是想做奴隸而不得與做穩了奴隸的交替，也就是治世與亂世的交替。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
面對令人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深諳這文明的兇殘的本質的人們，清醒而沉痛地感受到“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作者首先喊出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的強烈呼喊，同時再次強調，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文章的兩部分，雖有漫筆一、二之分，但內在聯系緊密，是歷史與現實的交融，特別是兩部分末尾都以“則是現在青年的使命”作結，純是作者有意為之，更使文章渾然一體。文章論證層層深入，清晰明了，感情濃烈，足以警醒世人，做到了詩與政論的結合，形象性與邏輯性的統一。
《燈下漫筆》是一篇搗毀舊世界，憧憬新時代的宣言書，洋溢著魯迅一貫的戰斗精神。但要知道魯迅當時還不是階級論者。他是以生物進化論的觀點，籠統地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有人說這是文章的局限，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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