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山西日報 07月11日
在趙樹理誕辰百年之際，全國人民和廣大文學愛好者用不同的方式紀念這位中國文壇巨匠。趙樹理雖然離開我們已經30多年了，但他留給我們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為我國文學長廊增添了“農村史詩”般靚麗風景。
趙樹理是繼魯迅、郭沫若、茅盾這些新文學奠基人之后與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齊名的一位大師級人物；“山藥蛋文學流派”已成為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知名度很高的“鄉土文學品牌”；“農民化的文學范式”和口語化的“工農語言文體”給文學語言注入新鮮活力：《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等作品以獨特的敘述藝術形式和美學價值，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獨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農村題材小說，填補了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空白。
為了實現寫好農村、農民的諾言，趙樹理堅守“鄉土文攤”作家純樸的本色，從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說：“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作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一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兩三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陣地。”他還說：“中國的文壇太高，普通群眾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因為那些歐化的長句子，干枯而深奧的敘述，各種古怪的表現形式和毫無生活內容的作品，在農村農民中間根本沒有市場。”
《李有才板話》是繼《小二黑結婚》之后又一力作，趙樹理在《李有才板話》中，大膽地把傳統小說里的“詩話”變異成了通俗的“板話”。把說詩的人叫做“板人”，以新穎的表現手法，為讀者奉獻出了一個鄉土氣息非常濃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經典之作。
《李有才板話》描寫的是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權建設問題。毛澤東《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間，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付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以防豪紳地主把持政權。”這部作品描寫的是太行山區一個村莊叫閆家山，閆家山村里的“閆恒元派”就屬于民主政權要專政的對象，他們把持“閆家山”政權多年。村長閆恒元下了臺退居在幕后，由侄兒閆喜富繼續干村長拋頭露面。他們橫行鄉里，無惡不作。還利用種種手段騙取了“模范村”的榮譽。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輩”“小字輩”們祖祖輩輩受盡了西頭“閆恒元派”的欺壓。對于這一部作品，各研究專家和文學大師都對其贊賞有加。董大中先生說：趙樹理是一位藝術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話》是他在文學民族化上的重大貢獻。郭沫若、茅盾等大師都有中肯的評論。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文藝是為人民服務的。”改革開放后，文學藝術人民性這一命題也受到了社會大環境挑戰。小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指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并多次強調“我們的文藝受于人民”，“對人民負責的文藝工作者，要始終不渝地面向廣大群眾”，“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使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忘記、忽略或是割斷這種聯系，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需要人民。”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后，廣大的作家們都對藝術的人民性和作家如何為人民大眾而寫作這一命題作了大膽的實踐。這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如何解決文學大眾化的一個“文學內問題”。在新的歷史時期，廣大作家如何在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中，真正的賦予其新的內涵，并能向趙樹理那樣勇于藝術自主創新，立志終生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敬業精神和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對于這一個問題，孫偉科是這樣說的：“作家和藝術家要實踐好這一歷史命題，首先要完整的把握人，要求我們的作家對人多一些精神關懷，多一些建立在現實關懷基礎之上的終極關懷，但是，我們的一些作家都拋棄了這個責任感。將文學變成了純粹的文字游戲，將文學變成了私人化寫作和身體寫作，變成了攫取商業利益的工具。將大眾的審美渴求和精神需求棄置不顧。這些應該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針對文學創作中作家如何面對人民大眾，如何寫好人，作家自身的創作能力等方面也是一個沉重話題。我認為不解決好這個問題，文學很難發展。”雷達也明確的指出：“新世紀以來的不少長篇小說缺少超越現實客觀真實的內在的精神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或者只有在文本上與污垢同在的能力，而這往往被譽為‘直面現實的勇氣’，或被認為忠于現實，有些備受關注的作家往往有杰出的藝術才華，有捕捉生活的能力和語言表達的良好技巧。但缺乏正面呼吁、引導和哺育的精神能力，缺乏建設性精神的陽光和雨露，這也說明我們的作家缺乏足夠的思想資源，缺乏造就人的精神能力，也就是說作家不僅要有為人民大眾而寫作的良好愿望，更重要的是作家對人民的深厚感情。趙樹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與新的時代，新的群眾相結合，創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他為我國的文學寶庫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不朽文學作品，他的創作主張和人格魅力影響了我們許多作家和廣大文學愛好者。他是中國作家的一面旗幟。不管是思想意義上，還是藝術形式上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資源。在今天，我們可以是先鋒的、現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國化的。我們一定要尋求一種具有中國氣派的文學和中國作風，而趙樹理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應當說，趙樹理代表了一種深刻影響中國20世紀文學創作的思潮。”
趙樹理給了我們很多啟示。他甘守“文攤”作家的寂寞，決不攀“文壇”，他能身體力行，多才多藝，他會唱上黨梆子，同時能撥弄好幾樣樂器，嘴打梆子還不誤唱，創作了很多“群眾喜歡看”“時代起作用”的優秀作品。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這一位人民藝術家崇高的文學精神和文學原創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際，我們懷念趙樹理，像趙樹理那樣真切地關注人性，關注民生疾苦，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常態，關注和思索時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關注民族命運，更要關注活文化，要發揮文學藝術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賈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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