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
《后漢書》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于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書。《十三經(jīng)注疏》中的《谷梁傳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為基礎(chǔ)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jié)，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來寄托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后漢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fā)他
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謝儼怕受牽連，毀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后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guān)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后漢書》、晉司馬彪的《續(xù)漢書》、華嶠的《后漢書》、謝沈的《后漢書》、袁山松的《后漢書》，還有薛瑩的《后漢記》，張瑩的《后漢南記》、張璠的《后漢記》、袁宏的《后漢記》等。
八家《后漢書》
謝承《后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chuàng)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shù)》、《逸民》、《列女》諸傳當創(chuàng)始于謝書，并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后漢書所不及。現(xiàn)存謝書佚文數(shù)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于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后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shù)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shù)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fā)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xù)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曄《后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shù)量僅次于謝承書。書名《續(xù)漢書》顯系接續(xù)《漢書》而作。范書刪改諸史時，重于文采，有的史實節(jié)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后漢佚史訂補，而《續(xù)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xù)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后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于《文心雕龍》中稱其書“準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后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chǔ)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后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xù)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后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zhì)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xù)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后漢紀》，三十卷。《后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后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shù)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后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zhì)量最精的，當推汪文臺的《七家后漢書》。
汪氏留意于諸家后漢書，以稽古余力，重為搜補。于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敦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后漢書》佚文一卷，頗便于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后，書稿售于他人，雖經(jīng)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趙 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最近周天游《八家后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目前較好的輯本。
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jù)，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后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后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并稱“三史”，盛行于世。而諸家《后漢書》，除袁宏《后漢紀》外，都相繼散亡。于是范曄《后漢書》成為我們現(xiàn)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jù)。
范曄《后漢書》的記述，起于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于漢獻帝禪位于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作者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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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后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zhí)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于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quán)后。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fā)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后擔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后，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tǒng)。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于醫(yī)學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jīng)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范曄（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官至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xù)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關(guān)于范曄少時的生活，史載不詳盡，只知其 “母如廁產(chǎn)之，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jīng)史……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宋書范曄傳》。以下引文若不特別注明者，皆出此。）。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歷任宋武帝相國掾、彭城王劉義康府冠軍參軍轉(zhuǎn)右軍參軍，出為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為秘書丞。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父范泰去世，去官守制。后出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lǐng)新蔡太守，遷為司徒從事中郎，不久，又升遷為吏部尚書郎。可謂官運亨通。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劉義康母親去世。葬前的晚上，百官吊唁，范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夜宿義康府廣淵處（時曄弟廣淵為義康府祭酒），縱酒夜半，無所顧忌，醉意朦朧中又聽挽歌為樂，因此觸怒義康，把范曄貶官出京為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太守。貶官期間，范曄深感郁悶不得志，短期內(nèi)上調(diào)無望，便刪節(jié)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期間修撰完成大部。約六七年后，遷官為長沙王劉義欣的鎮(zhèn)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元嘉十六年（439年），生母去世，服闋，為始興王濬后軍長史，領(lǐng)南下邳太守。死前累遷至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
范曄一生狂狷不羈，意志頗不滿于朝廷，晚年終于發(fā)作到了頂點，加入了彭城王謀反陣營。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同黨徐湛之上表首告，供出了所有謀反同黨及往來檄書信札，謀反失敗。不久，范曄等被處死，連坐從誅的還有其弟廣淵、其子范藹等。
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jié)了他對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后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后漢書》的重視。范曄的自夸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劉昭說：“范曄后漢，誠跨眾氏”（《后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注篇》）。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后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后來除晉人袁宏的《后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余都已不存。這說明范書殺青雖晚，卻后來居上。
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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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除體例上的創(chuàng)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了他愛憎分明的態(tài)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贊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于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特別是《后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yōu)點。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后漢書》創(chuàng)新之功說：“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于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系，當備書于簡策，故有創(chuàng)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贊的影響說：“《舊唐書經(jīng)籍志》又有范氏《后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于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為一書歟！”這是贊譽范曄《后漢書》史論對后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為稍變其體，后來《晉》、《隋》諸《志》，實仿其例。”（《后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xù)漢書》志對后世史學的影響。
《后漢書》雖然只有本紀、列傳和志，而沒有表，但范曄文筆較好，善于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表的缺陷。另外，因為記載東漢史實的其他史書多數(shù)已不存在，所以，《后漢書》的史料價值就更為珍貴。
《后漢書》的最大局限就是丟掉了《史記》重視農(nóng)民起義的傳統(tǒng)，對黃巾起義持否定態(tài)度。黃巾起義為東漢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張角弟兄，竟不為立傳。他們的事跡，只附在了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官僚皇甫嵩的傳中。
《后漢書》再現(xiàn)了東漢的歷史，保存了東漢一代的諸多史料。東漢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狀況，朝代興衰歷變，歷史大事件等等，諸如黨宦之爭、黨錮之禍、圖讖盛行等史實，皆賴其保存記錄。《后漢書》還學習了班固的《漢書》，保存了東漢學者大量有價值的論著，于人物傳記中附載，如《崔寔傳》中載其《政論》一篇，《桓譚傳》中載其《陳時政》一篇，《張衡傳》中載其《客問》、《上陳事疏》和《請禁圖讖》等三篇，《蔡邕傳》載其《釋誨》一篇，等等。這些論著，都是研究東漢社會的珍貴史料，且對后代社會有一定的參考和實用價值，若不是范曄附錄書中，恐怕早已淹沒于歷史長河中了。
《后漢書》繼承了前代的紀傳體制，但又有所創(chuàng)建。清人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fā)凡史例，創(chuàng)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范曄在《后漢書》中亦繼承了前人的紀傳體制（保留“紀”、“傳”、“志”的體例，在人物傳記中亦采用獨傳、合傳、類傳的形式），但又有所創(chuàng)建：憑著自己對史學的領(lǐng)悟，他在《后漢書》中取消了“表”，以后史家競相效法；在人物類傳方面，除承襲《漢書》的《循吏》、《酷吏》、《儒林》等類傳外，憑著對社會的更進一步的剖析與理解，結(jié)合東漢社會的特點，他又創(chuàng)制了前代史書中所沒有的《黨錮》、《宦者》、《文苑》、《獨行》、《逸民》、《方術(shù)》、《列女》等7種新的類傳，而后6種類傳為后世大多數(shù)紀傳體史書承襲，“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消”（邵晉涵：《江南書錄》），使緣乎東漢歷史的體例獲得了超越時序的永恒的史學價值；在合傳方面，范曄受類傳編纂的影響，不拘時序把有相似點的人物放在一起撰寫（但又不同于類傳），這使編者更易于編寫，而讀者更易于理解把握所傳人物，對后世史學編纂亦有很大影響。范曄新增類傳對后世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了。
由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范曄所新設(shè)置的七個類傳，除《黨錮列傳》以外，對后世史家影響是比較大的。多數(shù)類傳都為后來的史家所沿襲。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范曄所撰的《后漢書》雖比不上司馬遷所著《史記》那樣，創(chuàng)立紀傳體史書的宏規(guī)，也沒有如班固撰《漢書》那樣，建立紀傳體斷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紀傳體斷代史方面，卻作出了較大的貢獻。這主要表現(xiàn)在類傳的設(shè)置。《史》、《漢》類傳比較少，一方面是社會歷史現(xiàn)實反映還沒有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還沒有顧及到這些方面。例如劉向在西漢末寫了《列女傳》，《漢書》為設(shè)置這一類傳是完全有條件的，而班固卻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又如儒林、文學的分別立傳也是有必要的，《漢書》沒有分立，到范曄才實現(xiàn)了這一客觀需要。從《后漢書》新增了七個類傳以后，紀傳體史書的類傳名目，大體上就齊備了。后來的紀傳體史書只在個別傳目有所增減外，基本固定下來了。
范曄著《后漢書》，著力探討東漢社會問題，貫徹了“正一代得失”（《后漢書》附《獄中與諸甥侄書》）的宗旨。書中的《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傳》，載王符《潛夫論》5篇，仲長統(tǒng)《昌言》3篇，都是探討東漢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傳末寫了一篇長約600字的總論，對王符等人的言論做出評判，由他們的得失之議，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變化之論。范曄論史往往能抓住歷史矛盾進行具體分析。一般論史的人大都對光武帝建國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滿，范曄則在中興二十八將論中指出這正是劉秀的深謀遠慮。他說光武帝對功臣崇以爵祿，而將吏事委之吏職，既避免了像西漢初年那樣的分裂動亂、誅殺功臣之弊，又為一般士人廣開入仕之途，滿足了封建國家對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舉。此論深合秦漢政治實際，頗具史家識見。
《后漢書》所以成為不朽的史學名著，也因為它在編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紀傳體是一種綜合體裁，在這種體裁中如何統(tǒng)籌全局，詳略得當?shù)卦佻F(xiàn)史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范曄對全書作了細致的整體規(guī)劃，對史實進行了認真的剪裁。書中所述史實規(guī)避得法，彼此間既有照應(yīng)，又不重復繁冗，表現(xiàn)出高超的史學技巧。通過他的妙手剪裁，《后漢書》井井有條地敘述了東漢一代的歷史興亡大勢，錯落有致地描畫出東漢一代的社會、民情與人物百態(tài)。劉知幾稱贊《后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王應(yīng)麟則說：“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這方面的成就。
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本傳中說他“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而尤以“善為文章”著稱。他修撰的《后漢書》被列為“四史”之一，其價值是多方面的，舉世公認。至于他的詩文，范曄自言所作不多。其臨死前于獄中所作的《獄中與諸甥侄書》，內(nèi)中包括他的自我總結(jié)、寫作的甘苦感受、關(guān)于寫作的心得體會及對《后漢書》的自序等內(nèi)容，內(nèi)容豐富，曲折詳盡。關(guān)于作文，文中論曰：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時雖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趨，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shù)。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
可見范曄正確地認識到了寫作中“文”與“意”的關(guān)系及聲韻運用的重要性，這可作為理解其文才的一個重要方面。
范曄還富有音樂才華。他長于彈奏，猶擅長演奏琵琶，且能譜制新曲。文帝總是想方設(shè)法讓他為自己彈奏。另外，又據(jù)其本傳載：“（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可見范曄的才華是多方面的。
司馬彪與《續(xù)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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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彪（？-306），字紹統(tǒng)，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從小好學，然而好色薄行,不得為嗣。司馬彪因此閉門讀書，博覽群籍。初官拜騎都尉，泰始中任秘書郎，轉(zhuǎn)丞。司馬彪鑒于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xù)漢書》。”范曄的《后漢書》出，司馬彪的《續(xù)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為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續(xù)漢書》的八志有《律歷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它們對地理歷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輿服志》是新創(chuàng)志目，記載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八志中這三個志的價值更突出一些。遺憾的是，與社會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關(guān)系都相當大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續(xù)漢書》中都付諸闕如，影響了八志的總體成就。另有《莊子注》21卷，《兵記》20卷，文集4卷。均佚。今僅于《文選》中存《贈山濤》《雜詩》等。在司馬彪之前，曾有東漢官修的紀傳體東漢史《東觀漢記》；在司馬彪之后，有華嶠等撰《后漢書》。至南朝劉宋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繁補略，作《后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史通古今正史》）范書能集眾家之長，故后來居上。范曄以罪入獄，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為范書作注，乃取《續(xù)漢書志》加以注釋，分為30卷，以補范書之缺。范曄《后漢書》最早的刻本，系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校勘，“既畢，遣內(nèi)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鏤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xù)校的《后漢書》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兩個版本都只有范曄所撰的紀傳，而沒有司馬彪的《續(xù)漢書》志。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jiān)孫奭上疏：
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注補后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于《輿服》之品，具載規(guī)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后漢》，有所未全。其《后漢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許令校勘雕印。（《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jiān)》）
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校勘，于“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漢志》三十卷頒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注《續(xù)漢書》志補入范曄《后漢書》，于“天圣二年送本監(jiān)鏤板” （《崇儒》四之六）。司馬彪的八志遂成為范曄《后漢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xù)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為，故后人題之如此。別本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缺，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王氏所說的“別本改云補注”，即清代武英殿本《后漢書》中各志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并注”，造成他對劉昭“注補”還是“補注”問題心存疑慮。殊不知此舉乃系后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鳴盛卻認為應(yīng)當“再考之”，于此可見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態(tài)度。李慈銘不同意錢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確提出劉昭注范曄《后漢書》時把司馬彪《續(xù)漢書》志加以注釋并補入范書的觀點。他說：
《后漢書》中八志，自來多誤為范氏作。國朝朱氏彝尊、錢氏大昕、紀氏昀、王氏鳴盛，洪氏頤煊、趙氏翼皆辨正之，今日為遍錄于汲板范書之首。惟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則尚未確。《梁書》及《南史》劉昭本傳，俱僅云昭注范曄《書》，而昭自序云：“范志全缺，乃借司馬《續(xù)書》八志，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合司馬《志》于范書，乃始于昭。故《隋書經(jīng)籍志》云：“《后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即今所傳帝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是也，共計一百三十卷，而云“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寫誤耳。（《后漢書》）
李慈銘所謂“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并于范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余靖等奏請”云云，前引錢大昕與《四庫全書總目》皆無是說，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興年間和景佑年間兩次校勘之人誤合在一起，強加在錢大昕和紀昀頭上。幸好這一錯誤并未影響其結(jié)論。胡玉縉不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的觀點，認為“劉昭已將八志并入范書，《提要》知注補別有總敘，乃不加考核，以或疑唐以前以并八志入范書為未確，何其疏也！” （《史部正史類一后漢書》）從上述諸家的記載來看，可見是劉昭把司馬彪《續(xù)漢書》志注疏后補入范曄《后漢書》，而不是遲至北宋孫奭校勘時才把兩書合并一處。他們的結(jié)論同樣斬釘截鐵，不容置辯。
以上兩種意見，除邵晉涵以外，其余諸家爭論的焦點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劉昭還是北宋孫奭把司馬彪《續(xù)漢書》志與范曄《后漢書》紀傳合為一書。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對邵晉涵的意見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書證成己說，經(jīng)查杜佑《通典選舉典》有關(guān)范曄《后漢書》、司馬彪《續(xù)漢書》與科舉關(guān)系的有關(guān)文字，有如下一段記載：
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后魏》、《隋書》志。自宋以后，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guān)于當代者，其余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杜佑記載唐代科舉考試把范曄《后漢書》和劉昭所注的司馬彪《續(xù)漢書》志二者并列，既說明它們之間有密切關(guān)系，又恰恰表明當時兩書各自獨立，僅僅利用范曄《后漢書》紀傳知識不夠，所以要把劉昭所注《續(xù)漢書》志與范書配合使用；如果說唐代兩家已經(jīng)合為一書，就完全沒有必要兩書并舉了。邵氏之說不僅不能證實司馬彪《續(xù)漢書》志附入范曄《后漢書》“始于唐人”，反而驗證了陳振孫所謂北宋以前兩家“自別為一書”的結(jié)論正確。所以，四庫館臣為《四庫全書總目》的《后漢書》提要定稿時，認為邵晉涵的看法僅僅是推論之辭，“似未確也”，難以自圓其說，不予采用。
排除了邵晉涵的說法以后，剩下的問題就是評價劉昭合并說與孫奭合并說二者孰是孰非。我認為，只有詳細考察兩書分合時間及其原委，才能辨明雙方觀點與論辯的是非得失，對兩書分合的歷史事實祛疑考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范曄《后漢書》有紀傳而無志，已經(jīng)是不爭的事實，無庸再加辨析。劉昭為其書的紀傳作注時，為彌補這一缺憾，便把司馬彪《續(xù)漢書》中的志文單獨加以注疏，補入范曄之書。他比較范曄確定的《志》目與《續(xù)漢書》八志的異同，并且闡明注補宗旨說：
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yīng)遍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制，卷中發(fā)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云構(gòu)，所缺過乎榱角；為山霞高，不終逾乎一簣，郁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輯，理慚鉤遠，乃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后漢書注補志序》
劉昭之所以把司馬彪的八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有兩個用意：一是范曄欲撰《后漢書》紀、志、傳百篇，是效法班固《漢書》而作，《漢書》紀、志、表、傳百篇，后人析為一百二十卷；而范曄《后漢書》只成紀傳九十篇，所以劉昭遵從范曄之意，把《續(xù)漢書》志分為三十卷，合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續(xù)漢書》志移入《后漢書》，與紀傳相互配合，成為一部體例比較完整的史書。于是從梁朝開始，出現(xiàn)了第一個《后漢書》紀傳與《續(xù)漢書》志匯為一書的合編本，紀傳為范曄撰，志為司馬彪撰，而紀、傳、志皆為劉昭注疏。
需要說明的是，劉昭注補的一百二十卷《后漢書》，在以后的歲月中并未取代范曄九十卷本《后漢書》，而是注補本和原本各自單行。清人王先謙說得好：“以《續(xù)志》補范，昉自劉昭。昭之《后漢書》注固已合志于紀傳矣，然此自劉氏一家之學，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xù)志》也。”直至唐初，仍然是范曄《后漢書》原本與劉昭《后漢書》注補本并存，據(jù)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撰的《隋書經(jīng)籍志》記載：“《后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后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關(guān)于《隋志》記載的兩個版本卷數(shù)分別比原書多出數(shù)卷，歷代學者多認為系傳抄之誤，我以為極有可能是后人把兩個版本的紀傳中某些長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數(shù)不一致。
唐代高宗年間，太子李賢招集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等人，對范曄《后漢書》重新加以注釋。對于這次注疏，清代學者認識并不一致。王鳴盛認為李賢注疏采用劉昭注補本，改注紀傳而仍保留八志的原注。他說：“唐章懷太子賢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xù)志》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改作！” （《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錢大昕則持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唐人所注者乃范曄原本：“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 （《司馬彪續(xù)漢書志附范史以傳》）李慈銘針對二人之說，認為錢大昕更得其實。他指出：
王氏謂章懷太子既用劉昭本《后漢書》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者，以注紀傳易，注志難，故避難趨易云云。錢氏謂章懷本僅注范書，以《志》系司馬書，故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此說得之。當日有唐文治極盛，親王朱邸文學之士甚多，況既有舊注，但加考正，集眾手以成完書，何難之有！ （《后漢書》）
李慈銘右錢左王的意見完全正確，然而他把錢氏“惟《志》三十卷，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錯解為錢大昕主張李賢注疏“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即李賢所注《后漢書》中仍用劉昭注補的司馬彪《續(xù)漢書》志，則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錢大昕。如前所述，錢大昕堅持北宋補合之說，不可能認為李賢注《后漢書》里仍然保留劉昭補志。而這只能是李慈銘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堅持南朝補合說，所以認為唐代仍然如此。我認為，錢氏所謂“章懷太子別注范史”的意思，一方面是說李賢從新注疏范曄《后漢書》，鑒于劉昭注疏偏重于考證記事異同與訛謬，所以李賢注疏偏重于訓詁文字和名物度數(shù)；另一方面是指李賢等人不使用劉昭注補本，因為唐代前期范曄《后漢書》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賢等人注疏范圍只包括紀傳，《續(xù)漢書》志“故注不及焉”。還應(yīng)當提到的是，自范曄《后漢書》問世以來，后人傳抄其紀傳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況。王先謙分析說：“范書《隋志》載九十七卷，新舊《唐志》則云九十二卷，《宋志》則云九十卷。以十紀、八十列傳篇各為卷計之，惟《宋志》卷數(shù)與今本合。《隋》、《唐志》所載，或多七卷，或多五卷，當由就紀傳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間取而合之，是以卷數(shù)不同。” 李賢注疏以后，這種歧互趨于穩(wěn)定，形成十篇本紀十二卷和八十篇列傳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變。《舊唐書經(jīng)籍志》記載李賢注《后漢書》一百卷，可證李賢注本的紀傳由范曄原書九十篇中析出十個子卷，變?yōu)橐话倬怼?/p>
在唐代很長一段時間里，《后漢書》李賢等注本與劉昭注補本同時并存。但因李賢以皇太子身份注《后漢書》，自然受到唐人重視，而劉昭注補《后漢書》則逐漸散佚。據(jù)《舊唐書經(jīng)籍志》記載：“《后漢書》五十八卷，劉昭補注。”《新唐書藝文志》也記載：“劉昭補注《后漢書》五十八卷。” 雖然兩《唐書》均把“注補”誤作“補注”，但據(jù)此可知劉昭注補本《后漢書》僅僅剩余五十八卷，損失過半。唐代學校以及科舉考試，規(guī)定使用李賢注本，而這個注本中沒有志文及注文，所以朝廷詔令從劉昭所注《后漢書》殘篇中抽出注補的《續(xù)漢書》志，與李賢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舉考試規(guī)定“《后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足以為證。經(jīng)過唐末五代戰(zhàn)亂，到北宋時期，劉昭注本散佚更加嚴重。據(jù)《宋史》記載：“范曄《后漢書》九十卷，章懷太子李賢注；劉昭《補注后漢志》三十卷。”（《藝文志》）這里說李賢注本九十卷，是合并子卷統(tǒng)計數(shù)字，與《舊唐書》記載的一百卷并不矛盾。但所載“《補注后漢志》”書名有誤，當為“《注補后漢志》”。劉昭注本僅僅剩余《注補后漢志》三十卷，可證所注紀傳全佚。司馬彪《續(xù)漢書》志以及劉昭注疏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緣于“唐時功令，習《后漢書》者并昭所注志為一史，故續(xù)志注三十卷得以保存，至宋不廢耳”（《述略》）。盡管如此，八志中“《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系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為亡失，更屬顯然。” （《范氏后漢書用司馬彪志補》）既然李賢注本有紀傳而無志，而劉昭注本又僅剩八志而無紀傳，孫奭校書時把兩個注本合為一書，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這是范曄《后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xù)漢書》志匯為一書的第二個合編本，與第一個合編本所不同的是，這個合編本中志仍為劉昭注疏，而紀傳則是李賢等注疏。
綜上所述，可知趙翼、王鳴盛、李慈銘等認為兩書合并始于劉昭，系指第一個合編本，而陳振孫、錢大昕、四庫館臣等認為兩書合并始于孫奭，系指第二個合編本。平心而論，不論主張劉昭合并兩家之書，還是主張孫奭合并兩家之書，看法都不夠全面，只說對了一半；而兩家各據(jù)所見相互駁辯，也是互有優(yōu)絀，只能證明對方說錯了一半。只有全面考察兩書的分合過程，把兩家意見結(jié)合起來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實際的結(jié)論。
《后漢書》自有其特點。從體例上看，與《史記》和《漢書》相比，有一些改進。在本紀方面，它不同于《漢書》的一帝一紀，而是援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后附殤帝，《順帝紀》后附?jīng)_、質(zhì)二帝。這既節(jié)省了篇幅，又不遺漏史實，一舉而兩得。在皇后方面，改變了《史記》與《漢書》將皇后列入《外戚傳》（呂后除外）的寫法，為皇后寫了本紀。這樣改動，符合東漢六個皇后臨朝稱制的史實。
在列傳方面，《后漢書》除了因襲《史記》、《漢書》的列傳外，還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shù)、逸民和列女七種列傳。這些列傳既是新創(chuàng)，又反映了東漢的實際情況。如東漢一代黨錮大興，許多比較正直的大臣都以結(jié)黨的罪名被殺；另外，東漢的宦官多參與朝政，殺戮大臣，是黨錮之獄的主要制造者。這些現(xiàn)象充分反映了東漢王朝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矛盾和斗爭。范曄根據(jù)這些史實，創(chuàng)立了黨錮和宦者兩個列傳。為列女立傳，最早始于西漢的劉向，范曄在劉向的啟發(fā)下增寫了《列女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xiàn)。他寫《列女傳》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傳》中，有擇夫重品行而輕富貴的桓少君、博學的班昭、斷機勸夫求學的樂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文姬）等，不拘于三綱五常的界域。《后漢書》的列傳，還往往打破時間的順序，將行事近似的人寫成合傳。 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tǒng)三人，并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行為近似，所以合傳。
歷史價值和思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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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的歷史和史學價值是多方面的，顯現(xiàn)了范曄高超的史才。
關(guān)于《后漢書》的思想價值，清人王鳴盛評曰：“范書貴義德，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特尊獨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應(yīng)當說，這個評價頗為中肯，然“公卿不見采”改為“公卿少見采”可能更恰當，且褒隱逸、尊獨行亦未到極端的程度，只不過和其他正史相比較突出罷了。具體說來，《后漢書》有肯定王權(quán)秩序、頌揚忠貞名節(jié)等儒家正統(tǒng)思想，亦有褒揚避世隱逸、狂狷放達的道家玄學思想，還有對佛教思想的批判等。
宣揚儒家正統(tǒng)思想亦應(yīng)為《后漢書》的基本內(nèi)容。《后漢書》中對大部分人物的褒與貶，有一個正統(tǒng)儒家思想的標準：有利于社稷安定、國計民生的忠貞之士，即受褒美；反之，即受貶責。
《后漢書》中褒贊了大量的勤政愛民者。如《循吏列傳》中記傳衛(wèi)颯時，贊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記傳王景時，歷數(shù)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蠶織等政績，贊其勤政愛民；記傳王渙時，寫其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清正廉明，善斷案，“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shù)發(fā)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魯恭、魏霸、劉寬等傳記中，贊其治行卓著；杜根、劉陶、李云等傳記中，贊其仗義直諫；班超、梁謹?shù)葌饔浿校澠浯笾谴笥拢⒐ξ饔颉@種贊揚表現(xiàn)了對王權(quán)秩序和國計民生的維護。
《后漢書》中還對仗義執(zhí)節(jié)者大加贊美。《黨錮列傳》中寫李膺受陷害，遭黨錮之禍時，拒不逃避，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jié)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從容就死。范滂“少厲清節(jié)，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敦厚、質(zhì)樸、遜讓、節(jié)儉）”，及遭黨禍，亦慷慨就死：“其母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其弟）孝敬，足以供養(yǎng)。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這是一幅舍生取義、母子訣別的撼人圖畫。顯然，范曄對此是大加贊美的，亦即是對封建忠義的贊美。
與作者對上述記傳人物的態(tài)度相反，范曄對外戚、宦官的橫暴專權(quán)、禍國殃民則大加撻伐。東漢中葉，和帝、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執(zhí)掌朝綱，于是開始了外戚與宦官爭奪王朝統(tǒng)治權(quán)的混亂局面。如桓帝與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計議殺了梁翼，五人俱被封為侯。于是，他們居功自傲，把持朝綱，窮奢極欲，禍國殃民。《后漢書》對上述的外戚與宦官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綜上所述，可見《后漢書》肯定了王道秩序，贊美賢達忠義，鞭撻奸佞邪惡，基本上體現(xiàn)了儒家正統(tǒng)思想觀念。其實，這也是它被定為“正史”的根本原因之一。
《后漢書》對佛教與讖緯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在《西域┐論》中，范曄評價佛教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jīng)，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指出了佛教的荒誕不經(jīng)。又，《張衡傳》中載其《請禁圖讖》一篇，作者以欣賞的口吻敘述了他上疏的情況：“衡以圖緯虛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聯(lián)系《宋書》本傳中亦說范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其臨死前“語人寄語何仆射：天下決無佛鬼”，亦有助于理解《后漢書》的這一思想傾向。
范曄在編著思想上則更類司馬遷，他在《班彪列傳》中云：“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于圣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jié)，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jié)愈矣。”批評了班固《漢書》的思想局限。所以，范曄在《后漢書》中，承襲了《史記》中的《滑稽》、《日者》、《龜策》而創(chuàng)制了《獨行》、《逸民》、《方術(shù)》等類傳，并首創(chuàng)了《列女傳》以褒美女子中“才行尤高秀者”，打破了以往史書中拘于正統(tǒng)思想而除皇族女性外不為女性立傳的禁例，等等，足見范曄著史書的科學態(tài)度和才華膽識，非班固等所能比擬。至于后世史家承襲《列女傳》體例而將其內(nèi)容改為“烈女節(jié)婦”傳，比范曄的編著思想正統(tǒng)卻遜色多了。
文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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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的文學價值主要表現(xiàn)在人物塑造的一定程度上的典型化、語言運用的駢儷化與韻律感、行文中情感傾向的鮮明流露等三個方面上。
正如《史記》可作傳記文學來讀一樣，《后漢書》所傳記的人物大多形象鮮明，個性突出，有一定的典型性。如：舍生取義的李膺、范滂，隱逸放達的嚴光、梁鴻，倜儻不羈的王符、仲長統(tǒng)，還有作威作福的外戚竇憲、梁翼，禍國殃民的宦官單超、張讓，等等。《后漢書》傳記人物時，緣于史書性質(zhì)，基本上還是敘其言行以顯其性格的，不再贅述；然其中亦大量地運用塑造文學形象的藝術(shù)方法，概括起來講，有序旨提要、細節(jié)描寫、肖像描寫和側(cè)面描寫等。
《后漢書》的類傳前多有序，每個人物傳記展開前多有提要，用語簡潔、準確，這可以使讀者先對所傳記人物有一總體印象，起到未見其人、先會其神的先聲奪人的作用。如《宦者列傳序》、《獨行列傳序》、《逸民列傳序》等，讀“序言”便能對本類傳人物的大致特征了然于胸。單人傳記前的“提要”，如：《范滂傳》“少厲清節(jié)，為州里所服”；《仲長統(tǒng)傳》“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jié)，默然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王充傳》“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梁翼傳》“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斗雞”等等，使得不讀下文便能大致了解其人性格。
《后漢書》還長于細節(jié)描寫以刻畫人物。例如，《嚴光傳》描寫劉秀稱帝后，欲征召其昔日舊好嚴光入仕，然嚴光召至而不就。劉秀去看望他，他卻躺著不起來，叫他，不應(yīng)，當晚，二人同床共枕，嚴光竟又把腳壓到劉秀的肚腹上。這些細節(jié)的描寫，活畫出了嚴光不拘禮儀的隱逸風度。《梁鴻傳》中寫梁鴻少時牧于上林苑中，曾因家里失火而殃及鄰居，賠不起人家，便給人家作奴，足見其耿介曠達的隱士風范。又如《光武皇帝本紀》中寫道：劉秀的親叔伯兄長劉縯（字伯升），因遭更始帝（劉玄）忌恨而受害，他聽說后，“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吊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這一細節(jié)描寫突出表現(xiàn)了劉秀隱忍、狡詐的性格特征。再如《劉玄傳》中寫道：“更始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活現(xiàn)出了劉玄的懦弱無能。當然，上述等等細節(jié)描寫可能皆有史實依據(jù)，然亦離不開作者提煉描摹之功。
《后漢書》還常用側(cè)面描寫--或假借他人評說，或援引時人諺謠等以記傳人物。如《李膺傳》載：“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若此”；李膺遭黨錮之禍死后，“門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不及于譴。毅乃慨然曰：‘本為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茍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借別人的言行以見李膺的節(jié)烈高義、德高望重。再如，欲著鄭玄的學問品德，便借助名流馬融、何休的喟嘆贊美；杜詩任南陽太守時，修水利，興墾殖，著有政績，時人比之于召信臣（西漢元帝時為南陽太守，有政績），故南陽為之語贊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有一段話，可視作他為《后漢書》作的序：“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辯，后‘贊’于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shè)，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yīng)有賞音者……”文中可見范曄對《后漢書》自視頗高，顯現(xiàn)了他對自己著作的歷史、思想及文學價值的認識，尤其中意于其文學價值。客觀而論，《后漢書》的確也是富于多種文化價值的史學名著。
《后漢書》原來通行的注本，紀傳部分是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注的，他注范書著重訓詁，跟劉昭不司。王先謙說他注后漢書不比顏師古注漢書差，可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漏略之處。實際上他立為皇太子以后，才跟張大安等共注后漢書，到他被廢為庶人，注書工作結(jié)束，前后只有六年，沒有充裕的時間詳細校訂，漏略再所難免。何況他們的注書工作似沒有全部完成，如南匈奴傳的注，復沓紕謬，至于不可究詰，體例和文字也跟前后各卷不同，可能不是出于他們之手，而是后人補撰。重點是解釋文字，但也參考其他東漢史書；對史實有所補正，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劉昭。梁書劉昭傳說他“集后漢同異，以注范書”，可見他注范書略同于裴松之注三國志，偏重于事實的補充而略于文字的訓詁。八篇志的注，就是這樣的。此外，清惠棟的《后漢書補注》、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這兩家注，也頗受人們重視。
二十四史中的《后漢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寫的重要史籍。這部書記載了整個東漢（自光武帝劉秀至獻帝劉協(xié)）近二百年的歷史。
《后漢書》的原作者是南朝宋的范曄。實際上，人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后漢書》，是由四個部分組成的：（1）范曄撰的“紀”十卷、“傳”八十卷。（2）晉司馬彪撰的八篇“志”，計三十卷。司馬彪的“志”，怎么會跑到《后漢書》里去呢？原來范曄死得過早，他撰寫《后漢書》，沒有來得及完成“志”的部分。到了南朝梁時，劉昭給《后漢書》作注，就把司馬彪《續(xù)漢書》中的八篇“志”抽出來，補進了范曄的《后漢書》。（3）劉昭所作的注。照過去的有關(guān)記載來看，似乎劉昭給《后漢書》全部作了注。但是現(xiàn)在的《后漢書》中，劉昭注只見于“志”的部分。（4）李賢所作的注。李賢就是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他的注見于《后漢書》的“紀”、“傳”部分。以上四部分，各有各的作者，在引用《后漢書》各個部分的材料時，必須準確標明作者，否則就要鬧笑話。《后漢書》在后代也有注本，其中以清代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收羅材料為最多，便于參考。
在整個《后漢書》中，范曄所撰的“紀”、“傳”當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曄，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縣）人，生于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參軍，因為觸怒了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發(fā)奮編寫《后漢書》。在劉義康和宋文帝爭權(quán)奪利的斗爭中范曄受到牽連，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以謀反罪名被殺。范曄是很有才華的史學家，他在各家《后漢書》的基礎(chǔ)上，博采眾長，刪繁補略，自定體例，訂偽考異，寫成了《后漢書》。這部書具有簡明周詳?shù)奶攸c，因而能拔起于眾家之后。從思想上看，《后漢書》對東漢流行的讖緯迷信持批判態(tài)度，對東漢后期豪強專權(quán)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較注重道德品質(zhì)。在體例上，《后漢書》把東漢一代在位時間短、事跡不多的殤、沖、質(zhì)三帝附在其他帝紀后面，又開創(chuàng)了給皇后增作本紀的先例。這既反映了他對君權(quán)的尊崇，又反映出東漢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強化。另外，《史記》、《漢書》中已經(jīng)有了“類傳”，即把同一類的人物放在一起作傳；《后漢書》在這方面新創(chuàng)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shù)傳》、《逸民傳》、《列女傳》等。其中《黨錮傳》、《宦者傳》反映了東漢封建政治的重要特點。在《儒林傳》之外新立《文苑傳》，表明文學和經(jīng)學開始分家。至于《列女傳》，又在紀傳體史書中開創(chuàng)了為婦女立傳的先例。著名的漢末女詩人蔡文姬就收在這個傳中。在文學價值方面，《后漢書》的“論”、“贊”是值得稱道的。作者自認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壯采”。
《后漢書》的版本流傳，經(jīng)歷了復雜的過程。在唐代，劉昭所注《后漢志》三十卷與李賢所注《范書》是單獨別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后漢書》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校定本，都還沒有收入《續(xù)志》。到了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由于孫奭的建議，此后的刻本才把《續(xù)志》附在范書紀傳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閣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監(jiān)本在合刻時抹掉了司馬彪的名字，改劉昭注補為補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監(jiān)本翻刻。這樣，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篇志是劉昭注并補的了。1965年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后漢書》，對于古人在這方面的粗略疏忽進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點者參考各本，重編新目；在排列順序上，把范書紀傳部分及李賢注放在前，司馬彪所撰《續(xù)志》及劉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寫明作者姓名。經(jīng)過這一整理，整部《后漢書》面目一新。
選在中學語文課本中的《張衡傳》，是《后漢書》中著名的人物傳記之一。文章詳盡而生動地記述了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文學家張衡的一生，突出表現(xiàn)了他在科學、文學上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樹。敘事波瀾起伏，從多方面展現(xiàn)人物的思想性格。例如張衡作為科學家刻苦鉆研，成就輝煌；作為文學家，作詩著文、諷諫時政；作為地方官不畏權(quán)勢、秉公執(zhí)法等等，使張衡這個具有耿介的性格、非凡的才能、踏實的精神等特點的人物形象表現(xiàn)得較為豐滿。此外，本文在敘述描寫上也頗具特色，例如把地動儀這個科學儀器從結(jié)構(gòu)到作用寫得細致入微，并且運用形象化的比喻把騰龍蹲蛙描繪得栩栩如生，使讀者不由地為我國古代科學家和勞動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贊嘆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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