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谷城三中 胡文勇
我本是《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小男孩，我遇到的想不明白的事太多太多。比如這一樁：《石鐘山記》里有好些疑問，我一直搞不明白；我更不明白的是千百年來，為什么沒有人，像我一樣，提出這些我作為一個小孩子都會生疑的問題。
疑問一：蘇軾為何非要“至莫夜月明”，“至絕壁下”？
如果是要趕行程，或是趕著送蘇邁前往德興上任，或是趕著前往金陵與王安石相會，時間不允許，連夜考察的話，那蘇軾何以又說“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呢？他們不是可以白天前往嗎？就文中所寫來看，蘇軾的過人之處無非是有膽量于夜晚前往考察，如果白天和夜晚沒有區(qū)別，那蘇軾的勇氣在探討這個疑問中還有什么意義了呢？
如果是因為石鐘山因為物理或地理的什么原因，只在晚上才有某些奇特的狀況，那么，千百年來怎么又沒有有關(guān)的介紹、解釋、探究？如果是的話，以我小孩子的眼光來看，人們對這個原因的探討興趣一定不會比石鐘山得名原因差，而探討價值也不會比其小。再說了，根據(jù)蘇軾的文章來看，無非是夜晚才有“噌吰”之類之鐘聲，那么，豈不是還沒有出門，結(jié)論就有了：石鐘山到了晚上會發(fā)出“噌吰”之類之鐘聲，所以叫石鐘山。那么，蘇軾連夜去考察的目的，就只剩下了驗證或者就是尋刺激。然則，是誰告訴他這些的？在我這個小孩子想來，蘇軾自己不可能先天有知。既然有人告訴他，他何以又說“后世所以不傳”呢？
疑問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是嗎？
也太瞧不起老百姓了吧。想想遠(yuǎn)古時代，那些文明的開創(chuàng)者，那些為華夏河山命名的，難道都是大學(xué)者？且，老百姓沒文化，山上的僧人也沒有文化？況且，老蘇的考察、推斷，除了“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莊子之歌鐘也”，恐怕非要大學(xué)者才能知道以外，還有其他什么高深的？風(fēng)水吞吐，發(fā)出鐘聲，這么簡單的事理，千百年來生活在石鐘山的人，真的就沒人知道，一定要等蘇軾在一夜之間揭開千年之迷？然則，想想遠(yuǎn)古時代為之命名者，也是蘇軾等級的學(xué)者無疑了。
疑問三：后人都爭論不休，難道混沌之初的命名者就如上帝一樣，心里清清楚楚；就如孫猴子一樣，看得明明白白？
我這個小孩子不排除大人在命名時有一定的科學(xué)頭腦，包括遠(yuǎn)古時代，但我也知道命名也有許許多多的不確定因素。為什么用確定去探求不確定的東西呢？我這個小孩子想了很多年，一直想到現(xiàn)在長大成人，年近不惑，仍不明白。
疑問四：俞樾在《春在堂筆記》中曾言，石鐘山“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出焉。入之，……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東坡當(dāng)時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俞樾以為蘇軾到石鐘山的季節(jié)不對，但有必要事必躬親嗎？
“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出焉。入之，……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然則，這不是簡單的事實嗎？想必至少石鐘山之船工皆知，何以非要親身前往？我們的知識大多數(shù)還來自于間接經(jīng)驗啊。蘇軾到的時候雖然是夏季，但他如果是有意去考察，難道他就固執(zhí)已見，就不學(xué)學(xué)司馬遷，求訪民眾？何必還要到千年之后等俞樾自以為是地來批評他？如果是俞樾所說的那樣，我這個小孩子想，那李渤、蘇軾等等之流都是后來脫離了勞動人民的，類似現(xiàn)在象牙塔中的學(xué)者了。
不再胡說八道了，再說下去，就真是倚小賣小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我現(xiàn)在要鄭重聲明，我并非是說蘇軾的文章漏洞百出，而是說大人們也許把這篇文章讀錯了，因為大人用的是大人的眼光，然而這文章我想是蘇軾“頑童”了一回，所以大人們用大人的眼光去讀它，便都被“頑童”鬧了個一塌糊涂而不自知。
蘇軾怎樣“頑童”了一回？我這個小孩子想啊，或許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084年這一年，蘇軾剛從黃州謫所被召回，途中在金陵與王安石相會，駐留了月余，兩人的談話不得而知，但肯定有關(guān)于變法的，其中爭論也是情理之中的。隨后蘇軾前往汝州就任，次年被司馬光提到中央，但很快又因為政見不同而被疏遠(yuǎn)以致連遭貶謫。蘇軾是不是借《石鐘山記》來隱約地表達他與王安石、司馬光之間變法之爭的看法呢。蘇軾本來就愛好謎語，他生性又好開玩笑，這樣去猜想，也并非我真是小孩子胡思亂想。
而蘇軾為什么要“頑童”一回呢？這是琢磨不透之處。我想，如果《石鐘山記》是寫于前往汝州途中或者入京以前，那么，應(yīng)該是蘇軾感到似乎可以有所作為了，自己對變法的看法終于可以面世了，但又對前途拿不定，便用了這種隱語的方式。如果是再度被貶以后，那恐怕只能解釋為為了避免文字獄了，我想大人們都知道，蘇軾對文字獄可謂是驚弓之鳥的。而一生之最大最殘酷的打擊，蘇軾留下一點隱約的言辭，這不正是情理之中的嗎。于是他痛苦地“頑童”了一回，不僅瞞過了世人，也瞞過了千年后人。
由此來讀，“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便當(dāng)是說，士大夫不肯在變法中深入基層，考察實情。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意思就更明顯了：百姓雖然知道變法中的種種問題，但哪里有發(fā)言的權(quán)力！其他疑點便也不再是疑點。
至于蘇軾笑王安石、司馬光誰“簡”誰“陋”，我這個小孩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如果你聽信了我的胡說八道，你自己去揣摩吧。
酈道元是個做正事的大人，地理學(xué)家探討一下其得名的原因在情理之中；李渤是不是地理學(xué)家，小孩子我拿不準(zhǔn)，如果不是，他實在是個好事之徒，和現(xiàn)在考證潘金蓮的三寸金蓮而拿論文證書的人有些類似；蘇軾是個老頑童，他希望有人能讀懂他的隱秘，可是后人都是以大人的眼光去讀《石鐘山記》了；俞樾便是這樣的一個讀者。
有趣的是，蘇軾的《石鐘山記》與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結(jié)下了千年難解之誼，以至到今天很多語文教材都把這兩篇文章選在一起，而新版的教材可能想打破這個讓人覺得需要改動一下的慣例，從而見出創(chuàng)新精神，或者為了把講讀課文一起放在前面，便硬生生地把歐陽修的《伶官傳序》插在了中間，真有點不倫不類。兩篇文章的“難解難分”，蘇軾如果在天有靈，恐怕也會于無人明白其真意之遺憾中有一個安慰吧：我這才叫大師過招！你王安石說我不能“盡吾志”，說我不能“深思而慎取”，說我的一些想法消極、保守、不符合事實，其實我是有進取精神而肯于艱險的崗位工作的，我的想法也并非主觀臆斷，我是在基層目見耳聞了多少變法的弊端啊。
有人說，蘇軾笑別人，結(jié)果自己也被后人取笑，倘詩人地下有知，也該尷尬一笑吧？我想，蘇軾會尷尬一笑，然而笑的是沒有人讀懂他的文章，笑的是自己的文章引發(fā)了李渤之流的考證之風(fēng)，也給石鐘山帶來了世世代代可觀的旅游收入。
而我也準(zhǔn)備被你所笑：小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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