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詩文和竹林七賢(阮籍、嵇康等)

發布時間：2016-2-28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２４０-２４９），但習慣上所說的“正始文學”，還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晉立國（２６５）這一段時期的文學創作。

　　正始時期，玄學開始盛行。玄學中包涵著一種窮究事理的精神，導致了對于社會現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態度，破除了拘執、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時，莊子所強調的精神自由，也為玄學家所重視。當時，有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發自內心的真誠的道德，而反對人為的外在的行為準則；也有主張名教與自然相統一的一派，即要求個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壞社會規范。但至少“自然”這個前提是人所公認的。

　　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卻極其嚴酷。從司馬懿用政變手段誅殺曹爽而實際控制政權開始，到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十多年間，醞釀著一場朝代更替的巨變。他們大量殺戮異己分子，造成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許多著名文人死在這一場殘酷的權力斗爭中。另一方面，司馬氏集團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并為奪取政權制造輿論，又竭力提倡儒家的禮法，造成嚴重的道德虛偽現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維，面對恐怖和虛偽的現實，知識階層的精神痛苦，也就顯得尤其尖銳、深刻。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前面說過，對于建立不朽功業的渴望和自信，奠定了建安文學的昂揚的基調。但是，也存在另外的一面，就是對于個體生命能否實現其應有價值的懷疑。阮瑀的詩已有這樣的內容，曹植后期的某些作品更為突出。正始文人面對遠為嚴酷的現實，很自然地發展了建安文學中表現“憂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發了個人在外部力量強大壓迫下的悲哀。換言之，建安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高揚奮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學中已經基本上消失了。

　　由于周圍環境危機四伏，動輒得咎，也由于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范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說，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這就使正始文學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銳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

　　正始時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們的主要成就在哲學方面。后者又稱“竹林七賢”，指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學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有《阮嗣宗集》。他博覽群籍，尤好《老》、《莊》。

　　為人曠放不羈，任情自適，鄙棄禮法。正始年間曾任尚書郎、大將軍曹爽參軍，二次均以病免歸。司馬懿執政，召為其太傅府從事中郎，以后相繼為司馬師、司馬昭的僚屬。晚年做過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稱之為“阮步兵”。阮籍年輕時“有濟世之志”（《晉書》本傳），自視很高，世人對他也很器重。曹爽、司馬懿請他去做幕僚，就是一種借招納名流以擴大自己聲望的手段。但隨著司馬氏篡權圖謀的顯露，政治風云日趨險惡，阮籍只能放棄了往日的雄心。他的處境十分艱難。他對司馬氏集團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不僅不能公開反對，而且身為司馬家的幕僚，被卷入政治漩渦而無法擺脫。所以他只能用醉酒佯狂的辦法來躲避矛盾，一方面可以少做違心之事，多少維護了個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不致引起猜疑而導致殺身之禍。但這對英銳高傲、思想警敏、個性強烈的阮籍來說，實在是痛苦不堪的生活。

　　阮籍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詠懷詩》，其中五言詩八十二首，四言詩十三首。前者尤為著名，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這些詩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態度，尤其是對于人生問題的反復思考。只是，由于處境的危險，他只能用隱蔽的象征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筆曲折，含蘊隱約。所以鐘嶸《詩品》說他“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辭，厥旨淵放，歸趣難求”。

　　不過，盡管《詠懷詩》所牽涉的具體的人物事件已無法探求，但并不是說這些詩是無法理解的。尤其是其中許多篇，雖是從現實感受出發，卻又往往超脫具體事實，推廣為人生的根本問題，詩中所包含的哲理、所抒發的感情，仍然可以追索、體味。

　　首先，《詠懷詩》中顯然有一部分憂憤傷時之作。如第三首：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前人多以為此詩暗喻魏晉之際的政治狀況，表現正直之士難以自保的憂患，大約是不錯的。此外，憑吊戰國魏都遺址的第三十一首，詩中“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云云，表面是懷古，真意卻在于諷今。

　　還有一些詩，表現了作者不甘碌碌無聞，渴望建功立業的愿望。如第三十九首“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云云，流露出同建安文學一樣的慷慨激昂之氣。只是這一類作品在《詠懷詩》中為數甚少。

　　《詠懷詩》的核心內容，是帶有哲理性的對人生問題的思考，并且集中于個人的內在意志與外部力量相沖突，生命從根本上無法獲得自由這樣一個命題。

　　在這方面，同《古詩十九首》及建安詩歌一樣，《詠懷詩》中也反復發出諸如“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之類對人生短促的感嘆。不過，在《古詩十九首》中，追求現世的享樂，追求友誼和愛情，被當作解脫途徑來歌詠；在建安詩歌中，追求不朽的功業，被視為有限生命的延續。換言之，阮籍以前的詩歌，是把自然規律視為人生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而認為在社會生活中可以找到解脫的道路。而阮籍則不同。他雖然也看到自然規律的作用，但他更強調社會力量對人生的壓迫。

　　在《詠懷詩》中，逐一排除了可能的解脫道路。“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追逐富貴使人傾軋相爭，以至覆滅；“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千秋萬歲后，榮名安所之？”名和利一樣，使人喪失自我，喪失本性，虛幻無價值。建功立業，確實是阮籍所向往的，但這并不是個人可以隨意選擇的道路。“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遇與不遇，為命運的偶然所決定，生活在不幸的時代，個人能有什么作為？家庭、朋友之情誠然是美好的，但黑暗的現實隨時可以奪走它們，愈加喚起人生的悲哀：“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凄愴懷苦辛。”而且，人與人之間，更多的是虛偽、怨毒、猜疑、背棄：“人知交友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不可干。”“親昵懷反側，骨肉還相仇。”《詠懷詩》中雖多種寫到對神仙世界的向往，但這只是一個虛幻的影子，作者并沒有把它當作真實的追求。甚至，即使能長生，在這樣的世界上也是徒然：“人言愿延年，延年將焉之？”

　　在阮籍看來，現實猶如一張大網，使人無處可逃：“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在第三十三首中，他還對人生作了一個總的描繪：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這里指出，人生由于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因而是極端不自由的。一是人所生存的社會。社會充滿矛盾，充滿危險，一切都不可預測，再多的智慧也不足應付。因而人的一生焦慮重重，如懷湯火。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過了人世的一切危險，另一種力量也必將使你毀滅，那就是死亡。

　　我們應當注意到，阮籍雖然厭惡司馬氏集團的所作所為，但他并不是從政治上站在曹魏政權的一邊來反對他們。如果說司馬氏奪取曹家天下的手段是虛偽而卑劣的，那么過去曹丕登上皇帝寶座，還不是用了同樣的手段？作為哲學家的阮籍，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種具有廣闊歷史意義的悲哀。所以，他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由此在《詠懷詩》中形成一種強烈的生命孤獨感。第一首就表現了這種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月色如水，寒風拂衣，孤鴻悲鳴，宿鳥驚飛，在這一片冷漠枯索的氣氛中，主人公獨處空堂，徘徊憂思。這里所描摹的并非實有的場景，也未必隱喻著什么具體的事件，而只是借詩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種絕對的孤獨感，一種幽深而難以名狀的愁緒。除了這一首外，還有好幾首類似的詩篇。如第十七首，寫遙望整個世界空無一人，唯見失群的鳥獸驚惶奔飛，效果十分強烈。這種從生命本質意義上提出的孤獨感是過去詩歌中從未有過的。

　　阮籍是特定時代中的悲劇人物。歷史喚起了個性的覺醒，促使人們以極大的熱情去追求人格的尊嚴、生命的完美，追求真誠的道德、自由的生活，卻并不給這種追求以實現的希望。然而阮籍的追求并不是沒有意義的。確實，從未有人像他那樣把人生描繪得如此沉悶、孤獨、陰冷，但這并不純然是消極的東西。它比前人的文學更為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壓迫人性的本質。而且，人們從《詠懷詩》中，同時也感受到了對生命的完美的期望和執著的愛戀。它對生命的哀嘆，也是對生命的歌頌。

　　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過程中，《詠懷詩》也帶來了重大的改變。在此以前，詩歌的主體是民歌以及在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人詩，其內涵通常是比較單純的，所表現的大多是具體的問題。阮籍則完全擺脫了對民歌的模仿，把深刻的哲學觀照方式引入詩歌中來，同時巧妙地將它與一系列藝術形象相結合，使詩歌呈現出十分廣闊的視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內涵。在表現手段上，它多用象征寓意，形成若即若離、閃爍曲折的特點，誘導人們去反復體味，反復思索。這就是《文心雕龍》所說的“阮旨遙深”。可以說，到了《詠懷詩》，中國古代抒情詩明顯變得厚重了。《詠懷詩》的感情也極為真誠激切，具有感人的力量，所以《詩品》說它“可以陶性靈、發幽思”。這種以組詩方式來抒發心理深層的情緒的形式，也為后人所重視。陶潛的《飲酒》、陳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風》，都是從這一路發展而來的。

　　阮籍的散文，以《大人先生傳》最著名。文中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述自己對社會歷史的看法，揭露封建禮法的虛偽的本質。文章認為，上古社會原是自然淳樸的，自從有了君臣，才有了欺詐和殘害的行為。那些統治者制訂禮法來束縛老百姓，誑騙愚拙的人們，于是強者橫行無忌，弱者只能勞苦困頓地受人奴役。統治者借了廉潔的名義實現貪心，內懷兇險而外飾仁義，搜盡天下財物，填塞自己的無窮之欲。這些議論顯得十分尖銳而透徹。文中還辛辣地諷刺世上所謂禮法君子：

　　世人所謂君子，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而目前檢，言欲為而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這是說君子們謹慎莊重，博得美譽，其實不過是為了圖個高官厚祿。后面接著說，他們自以為這樣就找到了安全富足的藏身之地，其實不過像虱子鉆在褲子縫里。一旦大火燒了城郭房舍，延及褲子，虱子還能逃到哪里去？這些尖刻的語言，噴泄了對于偽善者的痛惡。

　　不過，盡管《大人先生傳》等文章有著尖銳激烈的一面，但作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卻是一個魁然獨存，超世絕群，飄飖乎天地四極，與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也就是說，作者對周圍切近的矛盾沖突，仍然采取隔遠和逃離的態度。因為，他對于自己所厭惡的現實社會，終究是無能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絕對的自由。

　　魏晉是散文進一步駢化的時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鋪排之筆，辭采富麗，又使用很多對偶句，并以單行散句交錯其間，使之奇偶相生，整齊中見變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韻，易于口育。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譙郡铚（今安徽宿縣西）人。

　　他崇尚老莊，性格高傲剛直，不抱禮法。又受道教影響，喜談服食養生之事。通音樂，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稱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魯迅輯校之《嵇康集》。嵇康與阮籍是好友，同為“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處，但性格為人、處世態度、頗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與曹魏政權的關系，比阮籍更為密切；對司馬氏的陰謀、他的反對也更為明白激烈。所以當正始末司馬懿執政之后，他就脫離政壇，不像阮籍那樣，仍虛與斡旋，以求自保。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樣，借哲學的觀照與思考，隔遠了現實中的矛盾與痛苦。以他的社會聯系、政治態度以及剛傲的性格，自然難以為司馬氏所容，所以終究被構陷殺害。傳說他臨刑時，太學生三千人請求寬赦他，并以他為師，可見他在當時所享聲望之高。

　　嵇康是魏晉之際最著名的論說文作家。《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說：“康所著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其特點，一是思想新穎，好標異說，對傳統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說理縝密而透徹。主要作品有《聲無哀樂論》、《管蔡論》、《難自然好學論》等。其中《聲無哀樂論》是一篇邏輯嚴密，辨析細致的論文，頗為難能可貴。不過，從文學意義上說，他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更為重要。

　　山巨源即山濤，“竹林七賢”之一，與嵇康為知交，后投靠司馬氏。他從吏部郎轉遷為散騎常侍時，舉薦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棄與司馬氏對抗的立場，以免遭到危險。嵇康作此書斷然拒絕，并宣布與之絕交，表示自己決不屈節妥協。當然，他不能公然從政治上表示對立。信中陳述自己不能就職的理由，是推崇老莊，任真縱放，無法忍受禮法的羈勒和俗務的糾纏。借這種表白，顯示出桀傲不馴的態度。他要求對方尊重自己的個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又譬喻說：“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鑣，享以佳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這種個人意識和追求個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晉文學最顯著的特色，在中國古代文學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輝。

　　在自我表白的同時，作者還辛辣地諷刺挖苦山濤和整個司馬氏政治集團。他說山濤：“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場景象：“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尖銳地斥責了山濤及其他依附司馬氏的人們毫無操守、投機多變。更有甚者，他還宜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實際是譏刺司馬氏為了篡權而制造禮教根據。據說司馬昭讀了這幾句話，對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終被殺，與此有直接關系。

　　總之，這篇書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雖非正面立論，卻毫無閃爍含糊之辭，放言無憚，辭鋒犀利，風調峻切。用生動的語言，寫出作者的真實感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嵇康的詩歌成就雖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憤詩》作于因友人呂安的冤案被構陷入獄時，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贈秀才從軍》更是激昂有氣之作，第九、第十四兩篇尤其受人喜愛：

　　良馬既閉，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這組詩原是嵇康為了送哥哥嵇喜從軍而寫的，但詩中借想象嵇喜從軍后的生活，實際表現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寫得何等有生氣。“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又是那樣瀟灑脫俗，充分體現了作者高遠的情懷。所謂“魏晉風度”，于此生動可見。

　　“竹林七賢”的其他幾人，都很少有作品流傳，只有劉伶的《酒德頌》和向秀的《思舊賦》比較有名。《酒德頌》贊美縱酒任誕、蔑視禮法的生活，可以看出當時風氣。《思舊賦》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呂安的抒情短賦。全篇總共不足二百字，幾乎剛開頭就結束了。但從這種欲言而難語的文章體制和文中悲凄的感情氣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當日政治的黑暗與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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