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及宋元之際的詩人

發布時間：2016-6-7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蒙古人崛起后，經過反復的戰爭，最終摧毀了南宋政權。

　　這一場巨變使一大批詩人的心靈受到強烈的震撼。民族之憂、身世之悲以及對歷史興亡的感慨，在他們詩中交織成一片悲愴的歌吟。其中文天祥、汪元量的詩尤為突出。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別號文山，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二十歲中進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大軍進逼臨安時，他出使談判，被無理扣押。后脫險南逃，組織義軍力圖恢復失地，再度因兵敗被俘，押到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盡管忽必烈一再威脅利誘，他始終不屈，最后被殺。有《文山先生全集》。

　　文天祥前期詩歌比較平庸，學了些江西詩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詞匯，寫些應酬唱和乃至贈相士、丹士、道士、詠相面、占卜、算卦的詩。但當他投身于抗元斗爭，并歷經滄桑之后，詩風大有變化，不僅內容變得充實豐富，情感變得深沉厚重，語言也沉著凝煉多了。他自言“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指南錄后序》），是為了“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集杜詩自序》）。這種以詩為史和以詩明志的態度，與江西詩派主要從語言技巧上效仿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實際上，由此更能夠接近杜詩蒼勁悲涼、沉郁頓挫的風格。但由于處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詩寫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層絕望的悲憤。

　　在文天祥后期的詩篇中，反復表達了他對民族危亡的深沉的憂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南安軍》），“故園水月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蒼然亭》），“獨自登樓時拄頰，山川在眼淚浪浪”（《登樓》）等等。同時，文天祥曾在兩次被迫北行途中親眼目睹戰火之后留下的種種慘象，他為此寫下了不少紀實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鋒鏑中”（《淮安軍》），“煙火無一家，荒草青漫漫”（《發淮安》），“煙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越王臺》），這些詩有力地控訴了蒙古軍隊的暴行，凝聚著民眾的苦難和詩人的血淚。

　　文天祥在從事復國事業的過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無可逆轉這一嚴酷事實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對自己的親人出仕元朝，而認為這在道義上也是各有所取①。但同時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人生選擇，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完成自己的歷史責任，寧死不肯屈降。這種精神在今天看來，仍然可以理解為是人性的一種高貴氣質的表現。在文天祥的詩中，反復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凜然氣節，如著名的《正氣歌》，以一系列歷史人物的事跡贊譽這種“正氣”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氣”抵御獄中種種邪氣的侵襲，保持人格的完整。而《過零丁洋》和《金陵驛》二詩，更以它結合個人身世之悲與國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藝術給人以至深的感動：

　　①如他贈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聞季萬至》詩，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們兄弟的不同選擇，又其《獄中家書》也說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

　　草合離宮轉夕暉，孤云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金陵驛》）

　　這兩首詩中，交織著悲愴、哀婉、激奮、絕望等種種復雜的心情，它以詩中所表現的詩人情感的真實性和詩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為中國詩史上的優秀篇章。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供奉內廷的琴師，元滅宋后，跟隨被擄的三宮去北方，后來當了道士，自號水云，又南歸錢塘，不知所終。汪元量的特殊經歷，使他對由于國家的覆亡所帶來的恥辱有他人所不及的痛切感受，所以他的詩中有不少感慨深沉的作品。尤其是《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用七絕聯章的形式，每一首寫一事，組合成相互銜接的流動畫面，分別紀述了南宋皇室投降的情形、元兵蹂躪江南的慘狀，和他北上途中所見所聞，廣泛地反映了南宋亡國前后的歷史，因此有“宋亡之詩史”之稱。

　　汪元量的詩受江湖詩人的影響，不常用典，不多議論，每每以樸素的語言白描敘事，卻讓人感受到強烈的悲慟。如《醉歌》中“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一首，據實直書謝太后屈辱地簽署降書一事，既包含憤慨，也包含著悲憫；《湖州歌》中“謝了天恩出內門，駕前喝道上將軍。白旄黃鉞分行立，一點猩紅似幼君”一首，寫年僅六歲、卻是國家的象征的帝昺作為俘虜離開內宮時的情形，字面極其平淡，而內心的傷痛卻無比沉重；《湖州歌》中另一首，“太湖風卷浪頭高，錦舵搖搖坐不牢。靠著篷窗垂兩目，船頭船尾爛弓刀”，寫被擄的宮女面對元兵的亮閃閃的弓刀嚇得不敢睜開眼睛，也是表面上著力不多，實際凝聚了作者內心深處的血淚。在汪元量的其他詩作中，則有不少的以登臨眺遠、懷古傷今的方式抒寫心中的悲憤，如七律《石頭城》、《金陵》等，其中《彭州》一詩是他北上途中路經彭州（今江蘇徐州）時所寫：

　　我到彭州酒一觴，遺儒相與話凄涼。渡江九廟歸塵土，出塞三宮坐雪霜。歧路茫茫空望眼，興亡滾滾入愁腸。此行歷盡艱難處，明月繁華是錦鄉。

　　已經成為“遺儒”的文人們持酒相對于淪陷之地，感懷歷史的興亡，悲嘆眼前的渺茫路程，詩中那種滄桑感和亡國之痛，沒有親身經歷這一切的人是難以感受到的。

　　在宋元之際，有一大批遺民詩人在寫興亡的感嘆，如謝枋得、謝翱、鄭思肖、林景熙、蕭立之、文及翁等。他們或是寫沉痛的故國之思，如謝翱《秋夜詞》：“愁生山外山，恨殺樹邊樹。隔斷秋月明，不使共一處。”或是寫悲憤的民族之情，如林景熙《讀文山集》：“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或是抒發自己堅貞不屈的意志，如謝枋得《武夷山中》：“十年無夢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或是表現失卻故國的悵恨情思，如蕭立之《茶陵道中》：“山深迷落日，一徑窅無涯。老屋茅生菌，饑年竹有花。西來無道路，南去亦塵沙。獨立蒼茫外，吾生何處家。”這些詩篇或悲憤或愁苦，都充滿了沉郁蒼涼的氣氛，從而改變了南宋后期詩歌纖弱秀婉的風氣。因為時代的巨變，使許多文人無法再沉浸在恬淡閑適的人生情趣中，也無暇在追蹤古人的風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樸素的語言抒寫自然涌發的“哀”與“憤”的情感，成為宋元之際遺民詩的基本特點。

　　他們為宋代文學寫下了悲切而又高亢的最后一個音符。

摘自《中國文學史》章培恒、駱玉明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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