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夢魘

發布時間：2017-10-20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郭秀娟

　　在二十世紀的現代文學界，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無疑是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他和我們時代的關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亞、哥德與他們時代的關系」。這是美國詩人、劇作家奧登(W. H. Auden)對卡夫卡的贊譽。與卡夫卡同時代的德語小說巨匠托瑪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也稱贊卡夫卡的寫作是「精心設計、充滿好奇的縝密、客觀、清晰透明、適切的文體形式，一個準確寫作的保守主義者。」

　　然而，對大眾讀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代表著現代人的疏離與寂寞、孤獨與絕望，在困境中不斷探求、尋索出路，卻往往發現生命的怪誕與荒謬；人，發現自己處在世界龐大組織底下，竟然無路可走。卡夫卡因此被推崇為存在主義的先驅，被冠上虛無主義、不可知論者，甚至無神論的頭銜；人們普遍認為卡夫卡必然也是病態、憂郁、怪僻與荒誕。

　　直到一九五三年，卡夫卡終生不渝的知己馬克思?布勞德(Max Brod, 1884~1968)，寫作《卡夫卡傳》，展現卡夫卡不同的形象和多面的色彩，他更從民族心理、猶太教教義和宗教神學出發，詳細分析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作品的深層含義。雖然學術界不少人批評布勞德：過分從宗教和神學解讀卡夫卡，但沒有人能否認，在這個世界上，無人能比布勞德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卡夫卡。

　　二十二年終生不渝的摯友

　　布勞德與卡夫卡，都是住在捷克布拉格的猶太人，同樣主修法律，同樣是以德語寫作的文學家。兩人在一九○二年相識，成為終生最親密的朋友。

　　卡夫卡于一九○六年取得法學博士之后，進入保險局擔任臨時雇員，由于寫作時間銳減，于是他和布勞德花了很大心血，尋找時間較短的正式職業。結果卡夫卡進入半官方的「勞工事故保險局」工作(1908~1922)，布勞德則進入郵政總局擔任法律顧問。兩人上班時間都是下午兩點結束，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下班后一塊用餐，然后約好晚上再見面，討論他們所喜愛的文學(卡夫卡最愛哥德和福樓拜，也喜歡閱讀圣經)。兩人的交情簡直可以用「秤不離鉈，鉈不離秤」來形容。

　　布勞德比卡夫卡更早成名，第一眼就看出卡夫卡的創作天才。他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和評論者，珍視卡夫卡一切作品，即使是兩人書信往來的片語只字，他都妥善保存。卡夫卡發表過的作品，幾乎都是在布勞德強力游說和鼓勵之下，才得以出版，至于生前未發表的作品，也全數交給布勞德加以焚毀。布勞德卻沒有遵照朋友的遺言，反而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和三部長篇小說：《審判》、《城堡》、《美國》。布勞德為自己善意的出賣這樣辯白：卡夫卡完全了解他不可能燒掉這些遺稿，若卡夫卡真要這樣作，他應該交待別人去執行。

　　根據布勞德，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的，他的精神趨向根本不是病態，而是自然偉大，顯示著向上、簡樸和絕對的誠實。卡夫卡雖然安靜，「可一旦他說起什么，馬上會令人側耳傾聽，因為他的話總是內容充實，命中要害。與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甚至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風趣的話語和關懷的笑聲簡直無休無止。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逗朋友笑。」

　　這樣的卡夫卡，實在與他作品中陰暗的角色性格迥異。不論是《審判》和《城堡》中的主人翁K，還是早期的《判決》和《蛻變》(或譯《變形記》)，讀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傳式的影子--生活充滿苦悶與掙扎，無助地尋求解脫之法，最后卻被迫向生存低頭。

　　父親巨大的身影無所不在

　　卡夫卡心靈苦痛的源頭，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親。雖然布勞德批評卡夫卡將童年夢魘過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讀一讀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寫的《給父親的信》，就不難理解卡夫卡終其一生，不論是童年還是求學期間，不論是職業還是婚姻的選擇，父親巨大的影響總像噩夢般纏繞著他。信是這樣開始的：

　　最親愛的父親，你最近問我，為什么我說我怕你。同往常一樣，我對你無言以對，部分由于我對你的畏懼，部分由于解釋這種畏懼涉及太多細節，突然談及，我一下子歸納不起來。

　　三十六歲的成年男子，寫下這樣百余頁的一封信，述說自己內心的糾葛。這份血淚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訴，而是愛的嘗試。卡夫卡一生試著尋求和父親和解，盼望得到父親的認可，不過母親卻不敢將這封信轉交。

　　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是個白手起家創業成功的富商。他的體格壯碩，說話充滿了自信，動作快速，脾氣火暴，他期盼長子卡夫卡像自己一樣剛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簡直和父親有天壤之別，卡夫卡敘述自己在父親面前自慚形穢。

　　父親對兒子的行為總是暴跳如雷，特別是卡夫卡經常一連幾天把自己關在房間不出來，更讓父親火冒三丈。父親從來不曾試著去理解兒子的才華，也不喜歡卡夫卡所有朋友。雖然卡夫卡的母親個性極為溫柔，總能給兒子許多安慰，但她對丈夫百依百順，長期在生意上充當丈夫的助手，她能給孩子的時間也就極為有限。

　　卡夫卡回憶童年有一次，為了找人跟他說說話，半夜藉口要水喝，無理取鬧，結果被父親扔到屋外的走廊，罰站一夜。他說這對他的心靈傷害很大。父親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沒有遵循種種嚴苛的餐桌禮儀，他自己卻可以吃得杯盤狼藉，同時剪指甲、挖耳朵，還時時吆喝著：「快！快！吃快點！」卡夫卡稱父親是「坐在靠背椅上統治著世界」，說自己「像奴隸活在父親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經喪失了說話的能力」，「父親的律法單單為他而設，他卻沒有能力完全滿足父親的要求」。

　　對卡夫卡而言，父親就是萬物的尺度。

　　如果卡夫卡是個更不順服的孩子，如果成年之后他能與家人保持較遠的距離，或許可以減少一些痛苦。一九一一年底，卡夫卡的父親生病，要求兒子每天下班后到工廠巡視，卡夫卡沉默不語地順服。工作的枷鎖壓得他實在透不過氣，發出悲觀厭世的言論，布勞德趕緊給卡夫卡母親發出警告，提醒她注意兒子頭上那根輕懸的自殺意念。一九一二年十月八日，卡夫卡的母親顫抖著給布勞德回信，她鼓起勇氣對丈夫撒謊，叫兒子不必再去工廠，同時積極尋找合夥經營人。

　　頭腦里裝著龐大的世界

　　就這樣，一九一二年成為卡夫卡寫作歷程決定性的一年，他通宵達旦寫出《判決》，找到了切合自己的獨特形式，并以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足以讓他屹立世界文壇的中篇小說《蛻變》。

　　《判決》是一部感情如狂風驟雨的短篇。生病的父親對兒子百般挑剔責難，不管兒子有多善良、順從，父親卻視他如魔鬼，對兒子宣判溺刑、要他永遠消失，最后更從病床躍起像要攻擊他，導致驚恐的兒子奪門而出，從橋上一躍而下。兒子最終還輕聲呼喊：「親愛的父母，我一直是愛著你們的呀！」然后落水致死。故事嘲諷地結束于「在這一瞬間，來往的交通從未中斷。」

　　父親無所不在的巨大身影，再次出現在同樣恐怖的《蛻變》，這次加上軟弱的母親和冷漠的妹妹角色。這是一部描寫人際關系疏離的作品，供應全家生計的上班族格里高，一早醒來，發現自己竟然變成一只巨大的甲蟲。好像大衛在詩篇二十二篇所描述的：「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卡夫卡讓不完美的人，賤化為昆蟲，被原來愛他的親人嫌棄、厭惡。

　　這部作品最能說明卡夫卡的殊異風格，如夢似幻的超現實意境，交織著縝密邏輯的寫實敘事，頗有舊約文體的影子，讀來令人緊張萬分。卡夫卡的作品被定位為「表現主義」，德國文學專家葉廷芳教授解釋這種藝術手法，反對對現實直接的模仿，「主張把描寫的客觀物件加以陌生化的處理，以造成審美主體與被描寫的客體之間的距離，從而引起你的驚異，迫使你從另一個角度去探悉同一個事物的本質。」

　　格里高在家人的嫌惡中，逐漸喪失生的意志，終于虛弱而死，家人在獲得解脫之后，準備搬家開始過新生活。《蛻變》在妹妹「顯現出了她年輕的身材」，這樣光明的音調上結束。卡夫卡作品常有動物或昆蟲和人之間尖銳的對峙，阿爾特(Robert Alter)指出「卡夫卡作品經常出現的外地人或被厭棄者，是一種非人性對人性的入侵，或者廣泛地說，是一種對人性內涵極大的不確定性」，他認為這是卡夫卡作品中一個重要的主題。

　　卡夫卡在日記中稱「寫作是他祈禱的形式」，說自己「頭腦里裝著龐大的世界」，他以創作為天職。雖然在公司受到普遍的喜愛，工作獲得高度評價，他對傷殘勞工也極為關心，但所從事的畢竟不是他感興趣的職業。為了獨立供養自己不得不為的工作，不斷扼殺著他的創作空間，這是導致他染上結核病、英年早逝的主因。陰暗的基調幾乎出現在他所有的小說敘述里，卡夫卡公務經驗里公文停滯堵塞的流程，受害工人權益受損的悲慘經歷，在偉大的長篇《審判》和《城堡》清晰可見。

　　約伯式的控訴與詰問

　　《城堡》具有鮮明的卡夫卡特色，小說主人翁K是一個名義上的土地測量員，應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誰知堡內層層機構，沒有人知道這項聘任，K遇上重重的阻撓，只好孤軍奮戰，和官僚權貴不懈地進行斗爭，直到最后他始終沒有進入城堡，也無法見到城堡最高當局。布勞德從亡國的猶太人處境解讀，認為這是一首驚人的悲劇敘事詩，寫一個無家可歸的陌生人，想要在他所選擇的家鄉扎根，卻不成功。

　　打破傳統小說形式的《審判》，同樣沒有清楚的時空定位，也無明顯的結構和情節發展，有的只是周而復始的事件，莫名其妙被控的約瑟夫?K，渴望獲得一個公正的審判。K卻始終見不到最高法官、進不了最高法庭，《審判》結束時有這樣一段：

　　這最后一次工作的失敗，應該由那個沒給他留下所需力氣的人來負。他的眼光注射著那棟俯臨石曠的房子，最高層射出一線閃爍的光亮，窗扉突然打開，在遙遠的高處，出現一個身子向前傾、手臂伸出的模糊人影。那是誰？一個朋友？一個好人？一個同情者？一個援救者？是一個人嗎？還是人類全體？還有救嗎？是不是有利于他的證據出現了？當然是的。邏輯雖然無可動搖，卻抵不住一個想要活命的人。那個他從未照過面的法官在哪里？那個他不得其門而入的最高法庭在哪里？他舉起手，張開所有手指。

　　隨后K荒謬地被殺身亡。在這兩部長篇小說里，古老約伯的控訴異常明顯。

　　然而，卡夫卡想表達的究竟是什么呢？難道只是無罪之人向至高上帝的控訴？事實上，卡夫卡從不認為人是無罪的，他經常藉著小說人物無愛的表現，定人有罪。他說過：「我們全然活在罪惡的世界里，和特定的罪行無關。」卡夫卡肯定罪和原罪的存在，明白人類墮落后都活在罪的咒詛之下，這個主題幾乎出現在他所有作品里。

　　藉著獨樹一幟的寫作風格，鋪張缺乏特定時空的場景，卡夫卡營造出人類脫離上帝之后的失序、失靈，他急于說明遠離上帝之現象的感覺，凸顯人類一旦離開了「那不可摧毀的」，生活就只會剩下荒謬與虛無，喪失生存的意義。《審判》和《城堡》的主人翁，終生和官僚的「中間階層」打交道，始終到不了最高層，中間層次無可救藥的錯綜復雜，正是卡夫卡悲觀絕望所在，是阻隔在人與上帝之間巨大的鴻溝，甚至使人失去看見上帝的可能。有人指出卡夫卡的小說是他所鍾愛的齊克果哲學的藝術體現，應該也是指這樣的存在困境。

　　卡夫卡的信念與盼望

　　卡夫卡從猶太心靈感受特別深刻的「流放」狀態出發，寫出人類普遍的孤立和疏離，展示人如何迷失了道路。在他的小說里，人類找不到出路、無家鄉可歸，有的只是絕望。

　　卡夫卡三個妹妹后來都死于納粹集中營，生前默默無名的他卻早已成為他身后苦難世界的一則預言和寓言。很少有作家的名字化為形容詞被收入字典，kafkaesque成了荒誕、恐怖的代名詞；另一位享有這樣殊榮的是寫作《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orwellian指受嚴酷統治而失去人性的社會。從納粹和共產主義的興衰來看，兩人都有資格作為二十世紀的預言家。

　　然而，卡夫卡并不是一直這樣陰郁絕望的，在他的語錄里(書信、日記、筆記)，他寫下許多光明的句子：

　　「我們有罪不只因為我們吃了知識樹，也因為我們沒有吃生命樹。」

　　「人不能沒有一種對某種不可摧毀的東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人只須有一次轉向善的一邊，他便得救了，無須顧及過去，甚至無須顧及未來。」

　　「世界之外存在著許多希望--對上帝--無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對我們。」

　　「結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護他們，甚至給予些引導，這些我確信是一個人所能達到的極致。」

　　「盡管如此，你們這些沉默、被推動著的、前進的、互相信任到無以復加的人們，盡管如此，我們不會扔下你們不管，即使在你們做了天大的蠢事時也不會，而且尤其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拋棄你們。」

　　上帝不會撇下人類不顧，這是卡夫卡對上帝出于希望和愛的表白。

　　仰望現代文學這樣高聳的一座奇峰，我們的確需要通過他的小說和語錄，更全面地認識卡夫卡的世界觀，布勞德說得好：「他雖然想做一團火，但他卻是一塊透視苦難的冰。」

　　二十世紀落幕了，人類在慘痛的悲劇災難中步入新的紀元，此時此刻展讀卡夫卡，我們不得不承認：他仍然是本世紀一個指路的人。

　　參考資料：

　　1.Alter, Robert, "Jewish Dreams and Nightmares", from What is Jewish Literature?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Philadelphia, 1994).

　　2.Covan and Guinness, Louise and Os, editors, 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 Baker Books(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8)

　　3.Kafka, Franz, The Complete Stories, edited by Nahum N. Glatzer,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New York, 1971).

　　4.Kafka, Franz, "Letter to His Father", translated by Ern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 revised by Arthur S. Wensinger, Schocken Books Inc.

　　5.卡夫卡著，黃書敬譯，《審判》(臺北：志文出版社，1973)。

　　6.卡夫卡著，湯永寬等譯，《城堡》(臺北：志文出版社，2000)。

　　7.伊塔羅?卡爾維諾著，吳潛誠校譯《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臺北：時報文化，1998)。

　　8.李映荻編譯，《德國文學入門》(臺北：志文出版社，1998再版)。

　　9.馬克思?布勞德著，葉廷芳、黎奇譯，《卡夫卡傳》(臺北：志文出版社，1999)。

　　10.葉廷芳，《變形記》賞析。

　　原載于《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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