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辭官原因新探

發(fā)布時間：2016-4-27 編輯：互聯(lián)網(wǎng) 手機版

王青

陶淵明的辭官原因，據(jù)蕭統(tǒng)《陶淵明傳》云：“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宋書隱逸陶潛傳》與《晉書隱逸陶潛傳》所載略同。此事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學史上的一件美談。應該說，不肯折腰“拜迎長官”的清高以及對鄉(xiāng)里小兒的鄙視，很符合晉朝上層社會以門第自高的風氣。稍有疑問的是，此事發(fā)生在義熙元年（405），距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已近十三年。在任彭澤令之前，陶淵明還擔任過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劉裕鎮(zhèn)軍參軍、劉敬宣建威參軍等職，對官場應酬應該早已習慣；而且諸如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這樣的軍府僚佐，晉見上司的禮節(jié)要求更為嚴格，不要說束帶見之，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頂頭上司如劉裕、敬宣，也不是什么門第高貴之人。劉裕年輕時“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宋書武帝紀上》），劉敬宣也是將門出身的下層士族，兩人都是一介武夫，與鄉(xiāng)里小兒相去不遠，不恥于成為他倆之僚佐，卻恥于束帶見督郵，何也？更為可疑的是，對于陶淵明來說，不肯折腰拜迎長官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但在他本人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之序中，卻對辭官原因有不同的說法，其云：

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

本來準備干一年，為什么忽然一天也等不及，星夜辭官呢？在這段記述中，絕口不提是因為督郵將至，而是說立即辭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喪。這個理由非常牽強。漢晉常例，是為父母守喪而辭官，從未有為妹妹奔喪而辭官的。實際上，陶淵明也并沒有去武昌奔喪，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當時寫的《歸去來兮辭》中，也并沒有喪妹之痛的流露，而是充滿了如釋重負的愉悅。所以，我覺得陶淵明辭官，肯定有難以告人之隱衷在。

除了督郵將至、性格不適合為官、奔程氏妹之喪三因之外，前人對淵明辭官還有如下一些猜測。第一是說淵明辭官是憫晉祚之將移，故辭官以圖置身治亂之外，全其后節(jié)。王禕《自建昌州還經(jīng)行廬山下記》說，義熙三年，“劉裕實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為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為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陶澍對此說深表贊成，他在注中說：“初假督郵為名，至屬文，又迂其說于妹喪自晦耳。其實閔晉祚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為，思以巖棲谷隱，置身理亂之外，庶得全其后節(jié)。”（《陶靖節(jié)集》陶澍注語）此說不值一駁。劉裕篡位在元熙二年（420），距陶淵明辭官之年（義熙元年，405）有15年之遙。此時劉裕篡逆之跡未彰，陶淵明逆知后事豈能如此昭昭然也？第二是說，淵明曾仕桓玄，玄篡晉失敗，余黨率受牽連，淵明或亦因之蒙恥受謗；加上“質性自然”，“違己交病”，適值妹喪，便托辭遠遁[①]。此說也不可信從。桓玄之亂甫一平定，陶淵明旋即進入劉裕和劉敬宣幕府，二人均為桓玄死敵。這說明，劉裕、敬宣全不介意淵明曾入桓玄幕府。據(jù)龔斌自己考證，桓玄篡逆之時，陶淵明正居家守母喪，完全沒有參與謀逆之事，謗從何起？更何況，陶淵明在母死后所作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此文很可能作于平玄之后）中，對外祖孟嘉與桓溫的關系絲毫不加避諱，相反卻有夸耀之意，根本看不出曾因與桓家有關系而蒙恥受謗的痕跡。如果是因為與桓玄事有牽連而辭官，應該是深思熟慮，早有準備，但淵明辭官明顯是臨時決定，走得很倉促，“斂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謗言之苦而辭官。所以此說也很難站得住腳。

為了理解陶淵明為何辭官，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郵這個官職的職掌。據(jù)《通典》卷三十三《職官》十五：督郵為郡佐之一，“漢有之，掌監(jiān)屬縣……功曹之極位。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時太守田延年分河東二十八縣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舉法皆得其罪。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又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為東部督郵。敕之曰：‘今日始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由此我們知道，督郡屬監(jiān)察官，職掌監(jiān)察屬縣長官，依法控告，鷹隼擊殺，冷酷無情。陶淵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經(jīng)擔任過這一官職。

其次，我們要了解一下陶淵明出仕的目的。各種材料都表明，陶淵明擔任彭澤縣令是出于經(jīng)濟上的考慮。蕭統(tǒng)《陶淵明傳》云：“（陶淵明）后為鎮(zhèn)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zhí)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歸去來兮辭》序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通過擔任地方長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為慣例。《南齊書》卷三十二《張岱傳》說皇帝因其弟張恕有功，要以恕為晉陵郡太守，張岱的答復是“若以家貧賜祿，臣所不辭，以功推事，臣門之恥。”此事一則說明南朝高門恥于實務，二來說明擔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顧貧窮者的一個門徑。《冥祥記》的作者王琰也曾因為家境貧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一個地方長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齊文》載有王僧虔《為王琰乞郡啟》：“太子舍人王琰（闕十五字）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tǒng)小郡，謹牒。”陶淵明擔任彭澤令并不容易，同樣是請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擔任太常的陶夔）之后，才得到這個職位。很顯然，這絕不是因為郡縣守令傣祿高，而是因為地方長官獲得外快的途徑多，而且我們可以看出，在南朝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經(jīng)合法化了。

第三，我們來看一看陶淵明擔任彭澤令前后的經(jīng)濟狀況。陶淵明出仕之前十分貧窮，“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yǎng)勤匱”（顏延年《陶征士誄》），“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歸去來兮辭》序）。這種狀況在他出仕十年之后并未根本性的好轉。他在《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還說“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瑟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此時是元興二年（403），陶淵明出仕已近十年。為什么呢？因為陶淵淵明以前擔任的都是州郡或者軍府的僚佐，無論是江州祭酒還是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都不是肥缺，類似于現(xiàn)在的工薪階層，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爾所得的賞賜。但在擔任彭澤令八十余天以后，他的境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已經(jīng)是“僮仆歡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車有舟：“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歸去來兮辭》）；有房有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歸園田居》其一），過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時間，就發(fā)生了這樣大的變化，光靠官俸收入顯然是不夠的，肯定還有一些灰色收入，而這些收入在陶淵明任官期間尚未合法化，這也就是陶淵明在督郵來檢查工作時辭官歸田的真正原因。因為如果督郵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話，那就要真的成為嚴霜之誅的對象，受鄉(xiāng)里小兒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況，我們也可知道義熙末年官府征其為著作佐郎，陶淵明為何不就。因為著作佐郎同樣是工薪階層，無助于徹底脫貧。

職掌監(jiān)察又以嚴厲聞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縣，地方官吏聞風而逃的事例，在漢晉之時比比皆是。如李膺為青州刺史時，“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后漢書》卷六十六《陳蕃列傳》）“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后漢書》卷六十七《黨錮李膺列傳》））范滂任清詔使至冀州時，“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而去。”（《后漢書》卷六十七《黨錮范滂列傳》）晉朝時，王濬任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晉書》卷四十二《王濬列傳》）劉毅“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眾。”（《晉書》卷四十五《劉毅列傳》）所以，我很懷疑，陶淵明辭官可能是因為有臧污之行，所以才在督郵來縣之前，望風掛印而去。我承認，這種推測不厚道，有厚誣古人之嫌，但如果我們對人性不抱太高的期望，就會遺憾地發(fā)現(xiàn)，這種推測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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