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新洲區一中  王琳　　　郵編：430400

樂府長詩《孔雀東南飛》記敘了恩愛夫妻劉蘭芝、焦仲卿在焦母、劉兄的逼迫下為忠于愛情而雙雙殉情的悲劇故事。當蘭芝被遣回家，劉兄逼迫蘭芝改嫁之時，這對夫妻面臨的抉擇有三種：或者向家長屈服，違背自己的愛情誓約；或者以一死來維護兩人的愛情誓約；或者雙雙私奔，逃離封建家庭。在現代人看來，“逃”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但他們為何選擇了死呢？

首先，從焦劉所處的時代來看，他們的死有外在的壓力和內在的原因。

東漢末年，封建制度正處上升時期，封建統治秩序日趨完善迪種社會條件下，焦母、劉兄是強者，仲卿、蘭芝是弱者，所以仲卿“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蘭芝也“嗟嘆使心傷：……‘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可見，封建家長勢力是制造焦、劉悲劇的外在原因。

但是，在當時的時代，他們自身的思想也 能擺脫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意識形態。焦母迫害蘭芝的法寶是《禮記》中規定的婦人“七去”之首的“不順父母去”這一條；焦母壓制仲卿則是用的“孝”，因為《禮記》中還有規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而焦、劉在整個反抗過程中絲毫沒有否定這些封建教條，只是反復辯解自己沒有違反這些規范。時代的局限使他們無法透視自己的斗爭對象，所以合理的人性要求在當時封建禮教的包圍中找不到出路。

有人說，同處漢代的司馬相如和卓文君不是私奔成功了嗎？其實，仔細對照這兩段愛情，我們發現它們有很多不同：首先，文君新寡歸家，其父并未將她許配他人；而蘭芝被遣回娘家后又被許給了太守家的公子，這樣，蘭芝的壓力就比文君大得多。另外，司馬相如的才氣也使卓父的態度有所緩解。更主要的是這段愛情佳話發生在漢景帝時期，當時的漢代并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秩序還未完善，時代環境比后來要相對寬松得多，所以，他們私奔之后沒遭多少遣責，“昆弟諸公”反而勸說卓父認可他們；蘭芝則沒有這么幸運，她生活在經歷了“獨尊儒術”的思想規范了多年之后的漢末建安年中，這時的封建教條在整個社會由上至下都得到了認可，這樣的時代必然使蘭芝只能以死維護自己的愛情。

其次，從文藝創作上來看，作者安排蘭芝的悲劇結局也是極有深意的。

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它是在血跡中、痛苦中、苦難中、悲哀中發掘生命的美、人生價值的美，所以悲劇重在表現反抗苦難和毀滅中所呈現出的抗爭之美。這正是悲劇的審美價值所在。蘭芝、仲卿正是以寶貴的生命為代價來維護人的幸福和權利，表示了對封建思想和封建壓迫的最后抗爭，這種悲劇精神閃耀著人性的光輝，是人的生命本質的張揚。要最大程度的揭露封建家長制和封建禮教的罪惡，歌頌忠貞不渝的愛情和大無畏的反抗精神，悲劇的安排自是首選。因為死更能震撼人心，更能激勵人們反抗黑暗，爭取光明；因為死可以使封建惡勢力算盤落空，這就更沉重的打擊了封建惡勢力。

可見，是愛情的忠貞使蘭芝不可能屈從，是時代的局限使她不可能“逃”，在方方面面的壓力下她只能以“死”作為自己的愛情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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