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beixiaogan bull
近來，教書，讀書，靜下心來便寫幾個字。于是，便積累了一些思想，一些觀點。積累就積累吧。可是它們又像發了芽的種子，不播到土里去就要發霉，就要死掉。所以，我要把它說出來，就像要把種子播出去。我把它播到哪里去呢？我是一個高級中學的語文教師，整天面對的就是我的具有一定的知識和思維能力的學生，我想對他們說，又怕多了事，犯了規。因為我知道教語文的本分就是教學生語言或者言語，好好的掌握好語言這件工具。我又想，掌握這個工具是干什么的呢？于是，又有一個聲音告訴我，這個不算多事，也沒犯什么規。于是我堅定了信心，只要結合到我所教的語文教材，只要不牽強附會，只要有機會、有條件，我就要把我的觀點或思想告訴我的學生。有時候也想，跟我的同行們通個氣，交換一些看法，讓他們也多給點學生，也許不算好為人師。
講《諫太宗十思疏》，我們當然會講到唐太宗與魏征。此時，我告訴了學生： 不要迷信圣君賢相救世主。圣君賢相是等不來的，救世主是沒有的（本來國際歌人人會唱）。最近又得到一句，總統是靠不住的，政黨也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體現普通世人價值和多數人意志的制度與法律，只有自己清醒時的眼睛和大腦。我告訴學生，這是我們人類（當然包括我們中國人）經過幾千年的社會斗爭，用了數不清的人的鮮血和生命以及智慧才獲得的一點點認識，其貴重可想而知。我教學生讀孔子、讀孟子、讀老莊、讀馬克思、讀盧梭、讀孟德斯鳩、讀毛澤東、讀魯迅等等等等，只要有機會，我就要把這個觀念貫穿進去。這絲毫不會減損和消解我們對好君主好干部的尊敬和感念。講到李世民，我說應該承認他比秦始皇開明和仁慈；讀到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我說這是我國古代專制社會中難得的政治智慧，比劉邦和朱元障殺功臣要文明得多；讀到魏征，感嘆他的責任感和硬骨頭；讀到海瑞，感喟他的清正愛民；讀到文天祥史可法，我們都會為他們的赤誠忠義而熱淚盈眶......當然，我絕不會忘記告訴學生，我們敬慕他們，學習他們，但絕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命運寄托于"他們"。
講〈勸學〉時，可能會講到“性善論”和“性惡論”，我告訴了學生：若要在"性善論"和"性惡論"中作選擇，我建議選后者更明智。從科學角度看，人性本無善惡；所謂性善性惡只是人們立身處事的倫理觀和方法論。相信人性本惡，從而思考怎樣扼制這惡的膨脹或肆虐，這樣就會樹立法治觀念，這樣才能有效解決各項社會事業的異化問題，即有效遏制社會領域"熵"（無效能量的總和）的增加問題。同樣，相信人性本惡，絲毫不會否認人類的良知、美德和善行。我們用歷史方法分析，就會得出，從性惡論出發，往往會收獲到社會的累累的善果；而從性善論出發，多半是讓社會遺憾地墮入自造的孽障。
〈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先生說‘青年人要有理想，我告訴學生：理想不能丟，但對理想主義千萬要警惕。一個人沒有理想，沒有追求，醉生夢死過日子無異行尸走肉，那是做人的悲哀。但千千萬萬人為了一個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心無雜念"地去奮斗，去獻身，則謹防是民族的悲劇。要特別警惕在某種崇高神圣光環下的理想主義。一旦中了那個魔，個人自身已無關緊要，個人的生命和幸福已無關緊要，且為達目的可對一切手段免檢放行。孔子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今人更有"己所欲之，亦勿強施于人"。我在教有關課文的時候，就提出了這個觀點，供學生參考。錢鐘書有句話，大意是說上帝要懲罰人類，或降一場災害，或來一場世界大戰，或送來一位道德家。這最后一句最不好理解，我和近兩屆學生都反復討論過，大家也很感興趣，覺得頗有啟發。
講〈燈下漫筆〉時，自然會講到中國歷史上的兩個時代，其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其二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先生在文末提到“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青年人的使命”。這時，我不得不告訴學生： 清除意識中的專制毒素是我們當今往后若干代人的事情。一是歷史悠久，積淀深厚。二是滲透整個民族文化，根深蒂固。三是要想真正提高作物質量，改良土壤是根本。土壤不改良，南橘北枳，哀莫大焉！而專制意識，就在我們的校長那里，在我們的家長那里，在我們自己的頭腦里，在我們學生的頭腦里，在我們的家庭生活中，在我們的校園生活中，在我們的教室里，在我們讀的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中，在我們的批改作業的紅筆下，在我們對學生的不倦的教誨中......
不要輕信，特別是對稱為"真理"的東西。
學會寬容...
建立信譽品牌...
當然，該多給學生的東西絕不僅僅只有這些。但當我們把這些先行告訴他們時，無異于給了他們剛剛起步的人生之路一個羅盤或一件交通工具。使他們在自己的路上走的更順更快一些。
，
老師們，多給點學生……
hubeixiaogan bull
近來，教書，讀書，靜下心來便寫幾個字。于是，便積累了一些思想，一些觀點。積累就積累吧。可是它們又像發了芽的種子，不播到土里去就要發霉，就要死掉。所以，我要把它說出來，就像要把種子播出去。我把它播到哪里去呢？我是一個高級中學的語文教師，整天面對的就是我的具有一定的知識和思維能力的學生，我想對他們說，又怕多了事，犯了規。因為我知道教語文的本分就是教學生語言或者言語，好好的掌握好語言這件工具。我又想，掌握這個工具是干什么的呢？于是，又有一個聲音告訴我，這個不算多事，也沒犯什么規。于是我堅定了信心，只要結合到我所教的語文教材，只要不牽強附會，只要有機會、有條件，我就要把我的觀點或思想告訴我的學生。有時候也想，跟我的同行們通個氣，交換一些看法，讓他們也多給點學生，也許不算好為人師。
講《諫太宗十思疏》，我們當然會講到唐太宗與魏征。此時，我告訴了學生： 不要迷信圣君賢相救世主。圣君賢相是等不來的，救世主是沒有的（本來國際歌人人會唱）。最近又得到一句，總統是靠不住的，政黨也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體現普通世人價值和多數人意志的制度與法律，只有自己清醒時的眼睛和大腦。我告訴學生，這是我們人類（當然包括我們中國人）經過幾千年的社會斗爭，用了數不清的人的鮮血和生命以及智慧才獲得的一點點認識，其貴重可想而知。我教學生讀孔子、讀孟子、讀老莊、讀馬克思、讀盧梭、讀孟德斯鳩、讀毛澤東、讀魯迅等等等等，只要有機會，我就要把這個觀念貫穿進去。這絲毫不會減損和消解我們對好君主好干部的尊敬和感念。講到李世民，我說應該承認他比秦始皇開明和仁慈；讀到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我說這是我國古代專制社會中難得的政治智慧，比劉邦和朱元障殺功臣要文明得多；讀到魏征，感嘆他的責任感和硬骨頭；讀到海瑞，感喟他的清正愛民；讀到文天祥史可法，我們都會為他們的赤誠忠義而熱淚盈眶......當然，我絕不會忘記告訴學生，我們敬慕他們，學習他們，但絕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命運寄托于"他們"。
講〈勸學〉時，可能會講到“性善論”和“性惡論”，我告訴了學生：若要在"性善論"和"性惡論"中作選擇，我建議選后者更明智。從科學角度看，人性本無善惡；所謂性善性惡只是人們立身處事的倫理觀和方法論。相信人性本惡，從而思考怎樣扼制這惡的膨脹或肆虐，這樣就會樹立法治觀念，這樣才能有效解決各項社會事業的異化問題，即有效遏制社會領域"熵"（無效能量的總和）的增加問題。同樣，相信人性本惡，絲毫不會否認人類的良知、美德和善行。我們用歷史方法分析，就會得出，從性惡論出發，往往會收獲到社會的累累的善果；而從性善論出發，多半是讓社會遺憾地墮入自造的孽障。
〈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先生說‘青年人要有理想，我告訴學生：理想不能丟，但對理想主義千萬要警惕。一個人沒有理想，沒有追求，醉生夢死過日子無異行尸走肉，那是做人的悲哀。但千千萬萬人為了一個共同的崇高的理想而"心無雜念"地去奮斗，去獻身，則謹防是民族的悲劇。要特別警惕在某種崇高神圣光環下的理想主義。一旦中了那個魔，個人自身已無關緊要，個人的生命和幸福已無關緊要，且為達目的可對一切手段免檢放行。孔子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今人更有"己所欲之，亦勿強施于人"。我在教有關課文的時候，就提出了這個觀點，供學生參考。錢鐘書有句話，大意是說上帝要懲罰人類，或降一場災害，或來一場世界大戰，或送來一位道德家。這最后一句最不好理解，我和近兩屆學生都反復討論過，大家也很感興趣，覺得頗有啟發。
講〈燈下漫筆〉時，自然會講到中國歷史上的兩個時代，其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其二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先生在文末提到“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青年人的使命”。這時，我不得不告訴學生： 清除意識中的專制毒素是我們當今往后若干代人的事情。一是歷史悠久，積淀深厚。二是滲透整個民族文化，根深蒂固。三是要想真正提高作物質量，改良土壤是根本。土壤不改良，南橘北枳，哀莫大焉！而專制意識，就在我們的校長那里，在我們的家長那里，在我們自己的頭腦里，在我們學生的頭腦里，在我們的家庭生活中，在我們的校園生活中，在我們的教室里，在我們讀的諸子百家、唐詩宋詞中，在我們的批改作業的紅筆下，在我們對學生的不倦的教誨中......
不要輕信，特別是對稱為"真理"的東西。
學會寬容...
建立信譽品牌...
當然，該多給學生的東西絕不僅僅只有這些。但當我們把這些先行告訴他們時，無異于給了他們剛剛起步的人生之路一個羅盤或一件交通工具。使他們在自己的路上走的更順更快一些。
作者郵箱： liujun63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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