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定珍
內容摘要：
讀《史記淮陰侯列傳》，深入體味魯迅“無韻之離騷”一語的深刻含義，了解《史記》是“一首愛的頌歌，恨的詛曲”，是“一首用整個生命譜寫成的包含著司馬遷全部血淚的悲憤史詩”，從一個新的角度探索認識中國的“英雄悲劇”的本質意義。
關鍵詞：史記、淮陰侯韓信、 英雄悲劇、司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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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評價《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般認為，先生之“史家之絕唱” ，乃指《史記》的歷史價值，“無韻之離騷”乃指《史記》的文學價值。我認為，“無韻之離騷”一語，當含更深旨意。
《史記》,一部英雄的史詩。或叱咤風云，或縱橫天下；或決戰千里之外，或運籌帷幄之內；或王侯將相之顯貴，或閭里布衣之卑賤；或販夫走卒，或刺客游俠……然而，他們的結局卻多為悲劇。有悻悻而去，有憤憤而隱，或蒙冤被殺，或被夷滅宗族。
可是，壯士英雄者，無一不愿為他人之“就天下”而竭力效死！韓信就曾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英雄悲劇”--壯士竭忠盡力“馬革裹尸還”，死而無憾；君主則總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所以，人們常常稱《史記》為“悲劇性”的史詩。的確，開卷展讀，悲憤之情充溢字里行間，冤屈之氣撲面而來。同時，司馬遷，才華非凡而坎坷一生，仗義執言而受奇恥大辱，滿腔悲憤郁于胸中。憤疾之情，沉郁之氣流于筆端。對失路英雄，含憤志士，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或傾心贊嘆，或悲悼惋惜；而對虛偽自私殘酷荒淫的卑劣之徒，則給以無情的揭露與鞭撻，春秋筆法，尖刻譏諷，噴瀉一腔怒火……正是司馬遷悲憤的一生，正是司馬遷強烈的愛與激越的憎，使《史記》成為一首愛的頌歌，恨的詛曲，成為一首用整個生命譜寫成的包含著司馬遷全部血淚的悲憤史詩。
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發憤著書，意旨自激，恨為弄臣，寄心櫧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
其“無韻之《離騷》”之深意，自在于此。司馬遷如屈原，在茫茫黑夜里，仗長劍而望星空，不屈的思想時時閃爍出悲憤的雷鳴電閃，驚世駭俗，光耀人間！不拘《春秋》之義，奮筆疾書，寫盡人間不平！
但是，由于司馬遷身處漢朝，他對于一些有關漢朝的人事的態度，只能以曲折委婉致之，憤激之意也時時蘊于反語譏誚之中。這種情況，在《淮陰侯列傳》以及有關漢王朝的《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留侯世家》等文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些文字，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年，但是，今天讀來，卻仍頗耐人尋味，令人深思。
劉邦何許人也？六十多年前，日本一位研究《史記》的著名學者瀧川龜太郎對三個人作了一個比較：“陳勝曰：‘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漢高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曰：‘彼可取而代矣！’”王鳴盛在《史記商榷》中尖銳指出：“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津津不勝其歆羨矣。”
有人又作了形象的比較：“項羽心黑而皮不厚；韓信皮厚而心不黑；劉邦則皮厚而又心黑。”其實，項羽背關懷楚，富貴還鄉，其心何黑之有？韓信為人營造華廈萬間，亦思一屋安居耳，其皮何厚之有？而劉邦倒的確稱得上“皮厚而又心黑”。
漢王一伙人中，張良、蕭何、韓信、樊噲等，大約只有劉邦的文化水平最低了。讀《史記》，時時可聽見他的下流罵人聲。“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史記留侯世家》）“而公”，猶言“你老爸（我）”。這是劉邦幾乎對任何人都使用過的罵人話。（見韓兆琦《史記選注集說》）
心懷叵測，而厚顏無恥曰：“魚取 生說我曰：‘距關，勿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對項伯，“兄事之”，“約為婚姻”，痛哭流涕，“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韓兆琦先生一語道破：“劉邦生性好大言，好侮人，今說話用此等腔口，蓋一生中僅此一次。”（見韓兆琦《史記選注集說》）
對為他犬馬一生的人，或狎侮猜忌，或奪兵誣殺。所謂“狡兔死，良狗烹”。
林伯桐先生曰：“漢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贊 侯，英雄如淮陰，皆不免于疑忌；他如黥布之勇，酈食其之辯，其始皆不免于狎侮。”（見林伯桐《會注考證》）
韓信何許人也？受漂母之飯，忍胯下之辱；投項，不用，投劉，幾死。無奈亡去，幸遇“蕭何月下追韓信”，才對劉邦“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為用，遂為之南征北戰，出生入死。 “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齊，南摧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遂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黃震《黃氏日抄》）事實證明，沒有韓信就沒有劉家王朝！
結局，卻是夷滅三族！
“狡兔死，走狗烹”，韓信可謂冤矣！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高呼“信之死冤矣”，隨之條分縷析，以事實證之；深入本質，入木三分：“前賢皆極辯其無反狀，大抵出于告變者之誣詞，及呂后與相國文致耳。史公依漢庭獄案，敘入傳中，而其冤自見。一飯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寧負高皇？不聽涉、通于擁兵王齊之日，必不妄動于淮陰家居之時；不思結連布、越大國之王，必不輕約邊遠無能之將。賓客多，與稱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則挈手之語誰聞？上謁入賀，謀‘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將者亦復部署有幾？是知高祖畏惡其能，非一朝一夕，胎禍于躡足附耳，露疑于奪符襲軍，故禽縛不已，族誅始快。從稀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亦諒其無辜受戮為可憐也。……”
韓信的悲劇，就在于他選擇了為“皮厚而心黑”的劉邦賣命，然而不愿意一輩子死心塌地全心全意為劉邦賣命！如是則受猜忌，則被奪兵，則蒙不白之冤，則至夷滅三族！
讀武涉、蒯通語，一針見血，淋漓盡致。然而讀來幾覺句句皆為司馬遷語！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矣。……”借武涉之口，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劉邦的丑惡嘴臉。
“……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以為誤矣。……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借蒯通之口，對韓信寄以無限惋惜之情。韓信何罪之有？罪在功高震主，其罪實在其主也。
后人趙翼曰：“全載蒯通言，正以見淮陰之心在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趙氏的確讀懂了司馬遷的一片苦心。方苞在他的《望溪集》中也指出：“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征文以志痛也。”
司馬遷在《淮陰侯列傳》末更是費盡筆墨用盡心思，其惋嘆之意深蘊其中。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何不言“其志在天下”？實僅僅“與眾異”而已，未有與劉氏爭天下之心也！此為韓信洗冤一。況且，僅僅為“淮陰人為余言”，何可作證？如以淮陰人之言為證，則可見有“無辭”“莫須有”之嫌，此其二。“行營高敞地”，難道就是為了“令其旁可置萬家”？此中有何必然的因果關系？此其三也。“可置萬家”可作另一理解，即僅僅“可置萬家”耳，何有“謀反”奪天下之心？此其四也。總而言之，韓信之族冤矣，以“莫須有”羅織罪名明矣。
至此，司馬遷圖窮而匕首見水落而山石出，索性一吐為快。“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勛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憤激之意深蘊于反語之中。
對英雄壯士犬馬一生冤屈而終，司馬遷盡灑熱淚，同情，痛心，惋惜，悲憤，交織于字里行間，讀來令人扼腕；而對“劉邦們”，則竭盡反語，譏諷，揭露，鞭撻，意在未言之中，讀來令人切齒。
后人也尖銳地指出：“‘天下已集，乃謀叛逆’，此史公微文。謂淮陰之愚，必不至此也。”（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或說得更為深刻：“天下已集，豈可為逆于其必不可為叛之時？而夷其宗族，豈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讀此數語，韓信心跡，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李笠《史記訂補》）
但是也似有未明司馬遷意者。“遷責韓信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至于夷滅；信雖不足以知此，然當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發難，與沛公先后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斃，無怪也。獨蕭何張良與信，沛公之所須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素定也。若信猶欲自立，則漢誰與共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于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則急迫以不得不與，終則僥幸于必不可為，以黥彭所以自處而處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葉適《習學記言序目》）
而更多的人還是看得很清楚的。如韓信被縛一節的-- 信言：“果若人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洛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教授在他的《史記新論》中深刻地指出：“文章寫這一段，妙在寫得不明不白。”對于韓信被斬一段，又指出：“這一段寫得很有破綻。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綻。”同時，稱贊了梁玉繩、方苞“對于司馬遷的文章有較好的體會。”
“無韻之離騷”--悲憤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間，強烈愛憎蘊蓄于弦外之音。讀《史記淮陰侯列傳》，不禁滿腔悲憤；讀《史記淮陰侯列傳》，更為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悲劇”現象而深深思之。
參考文獻：
[1]司馬遷 . 二十五史史記淮陰侯列傳 [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魯迅 . 魯迅全集漢文學史綱要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韓兆琦 . 史記選注集說 [ ]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葉適 . 習學記言序目 [ ]北京：中華書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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