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之文長于說理，往往“昭晰無疑”(《藝概文概》)，長篇論說文是這樣，短小精悍的雜說也莫不如此。而且雜說較之正式的議論文更靈活，筆調更從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書》)，充滿了詩一樣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尋味咀嚼。本文就是其雜說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開頭就敘述故事，這種故事中的人物、時間、地點，都不明確(即使虛擬的也沒有)，其結構是抽象的，是作為論據的“寓言”。因其描寫生動，故而顯得具體實在，說服力極強。它告訴我們：任何知識都來源于感性經驗，如果撇開感性經驗而單靠間接經驗，就像瞎子那樣“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那么勢必會“轉而相之”，混淆這一事物與他事物的各種屬性，加以臆測，杜撰，鬧出“聞鐘以為日”“捫燭以為日”的笑話，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難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求達也無以異于眇。”如果單憑“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于盤與燭也”。
然而單有感性經驗還不夠，還得親自實踐，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與“求”有什么區別呢?作者引古人語對“致”作了解釋：“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這里的“致”就是一種“循序漸進”，平時積學，自然得“道”的意思，學至則道自致。譬如軍隊能夠掌握主動權，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待時機成熟就行出擊，才能獲勝，若牽“求”勝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會失敗。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經過平時不斷的實踐，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為了論證這個觀點，又給我們講了另一個寓言故事。作者發現“南方多沒人”，而北方則少有，原因何在?就在于“南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因為“日與水居”，故能漸識水性，“夫沒者豈茍然哉?必將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沒”，“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可見求“道”單憑勇氣是不行的，還得經過長期的實踐。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學而務求道”，走捷徑，投機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學“沒”者那樣，沒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運用寓言闡述道理時，夾敘夾議，深入淺出，寓言講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連續運用兩個寓言說明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絲絲入扣，環環相接，可稱之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運用兩個內容相近但有連續性發展性的寓言故事構成層出不窮、變化多端的結構，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趨深入和加強，這是蘇軾的創新(參見朱靖華《蘇東坡寓言評注序言》)。
最后一段聯系實際并交代為文的目的。“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經術本來就是載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務學”，他們不知道“道”是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單靠讀幾本經書，應該雜學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經驗，又要經過長期的摸索思考，以漸進于道。這里，作者是針對王安石以經術取士而發的。《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經術取士，一時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談道德仁義；及致之于用，則茫然失據，亦與妃青媲白無二焉，此蘇軾《日喻》所以作也。”
總之，作者運輕靈之筆娓娓道來，仿佛與人對面而談，親切動人，語淺道明，毫無論說文的板滯之弊。且本文還繼承了戰國議論文的優點，以寓言作為論據，使行文簡潔明了，形象生動。正如王文濡所評：“文以道與學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詩，能令老嫗都解。”(《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
(選自《中華文學鑒賞寶庫》，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朱靖華、柯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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