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縣茶馬古道與民俗文化雜文隨筆
對茶馬古道的定義，歷來學者的說法較多，但被廣泛接受的的觀點，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茶馬交換而形成的存在于中國西南地區(qū)，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mào)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走廊。”而“茶馬古道”的命名人，著名學者、云南大學木霽弘教授和云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周重村，聯(lián)名發(fā)表的《茶馬古道研究模式以及意義》，更傾向于茶馬古道給人類所做出的貢獻，該文指出，茶馬古道有四個方面的橫式意義：一是茶馬古道是當今世界上地勢最高的貿(mào)易通道。二是茶馬古道從來都是民族融合與和諧之道，它見證著中國乃至亞洲的各民族之間千百年來因茶而締結的血肉情感。三是茶馬古道是民族遷徙的走廊，它為人類尋找永恒的家園提供了許多實證。四是茶馬古道是佛教東傳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馬古道上，多元文化開始融合。
歷代學者大都認為，四川是世界上種茶、飲茶的發(fā)源地。秦漢以前，只有四川一帶有飲茶和茶的商品生產(chǎn)，到唐代盛行種茶飲茶的習慣。從唐代開始，歷代統(tǒng)治者都積極采取控制茶馬交易的手段，唐肅宗至德元年開始，在蒙古回紇地區(qū)驅馬茶市，開創(chuàng)了茶馬交易的先河。宋代于成都、秦州（天水）各置榷買馬司，后漢才提舉茶事兼理馬政，遂改稱“都大提舉茶馬司”，掌以川茶與少數(shù)民族貿(mào)易馬匹。到北宋，茶馬交易主要在陜甘地區(qū)，易馬的茶葉就取地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天水）各置榷茶和買馬司。元豐十一月，提舉茶場司上奏：階州（今隴南武都）未立賣茶場務督官，請求以熙寧十年以前稅率管理，朝廷批準（《階州直隸州序志》）。元豐五年，茶場大提舉陸師閔上書朝廷提議：“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買茶場，文獨為通商地”。要求文州（今隴南文縣）亦禁茶葉民間交易，官買茶葉。朝廷批準陸師閔提議（《宋史?食貨志》）。北宋熙寧以后，便在四川設置茶馬司，將四川年產(chǎn)3000萬斤的茶葉，大部分運往甘肅、青海等地區(qū)，設置數(shù)以百計的賣茶場和數(shù)十個買馬場，并規(guī)定名山茶只許每年換買馬匹，不得它用，每年買馬達15000匹以上。紹興十二年五月，以鄭剛中為川、陜宣撫副使，置陜西諸路（主要在隴南）的茶馬場（《宋史?高宗本紀》）。“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明太祖實錄》卷251）元代時，官府廢止了宋代實行的茶馬治邊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復了茶馬政策，而且變本加厲地把這項政策作為統(tǒng)治西北地區(qū)各民族的主要手段。明初在秦州、洮州（臨潭）、河州（臨夏）、雅州（雅安），清代在陜西、甘肅、云南等地設置大使職掌與前代。明太祖洪武年間，上等馬一匹最多換茶葉120斤，萬歷年間上等馬一匹換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這些現(xiàn)象也反映在當時文人的作品中，明代文學家湯顯祖在茶馬詩中寫道：“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足見當時茶馬交易之興旺與繁榮。清代茶馬治邊政策有所松馳，私商茶人較多，在茶馬交易中則費茶多而獲馬少，直至雍正十三年，官營茶馬交易制度廢止。
隴南康縣地處陜甘川交匯之處，是連接內(nèi)地和西南、西北的重要通道之一。東接陜西漢中，北連天水、陜西寶雞，南接川蜀，因其地域的獨特和物產(chǎn)之豐富，是大隴南文化圈里的一塊奇特地帶。獨特的地域環(huán)境和歷史上的民族遷徙與民族融合，以及太平天國運動、茶馬古道等都在這里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成為后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民間音樂有打鑼鼓草歌、木籠歌、毛山歌、嗩吶演奏、三弦彈唱；民間舞蹈有羊皮鼓舞、霸王鞭、梅園神舞、康南花鼓；傳統(tǒng)戲劇有木偶戲、秦腔演唱等；民間美術有刺繡、氏族家譜繪制等；傳統(tǒng)工藝有造紙術、“二腦殼”酒釀造、鑄鏵等。特別是“女婚男嫁”或“男到女家”的婚俗尤其獨具特色。在多變漫長的社會背景下，康縣民眾世世代代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與外來人口一道，創(chuàng)造出了異彩紛呈的民間民俗文化。正如著名民俗文化學者仲富蘭所指出的那樣，“民俗文化是溝通民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間社區(qū)和集體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過作為載體進行世代相習和傳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現(xiàn)象。它由歷史沿傳而來，又是在現(xiàn)實中生生不息的，具有一定特色的風俗、習慣、心態(tài)、制度等，是一個內(nèi)涵極其豐富、外涵相當廣泛，反映民間文化最一般規(guī)律，反應在建筑、民居、生產(chǎn)工具、生活用品；語言、文字、或者表現(xiàn)為抽象的性格、習慣、民族心理、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作為一種行為方式、生活模式和文化認同而存在于民眾當中。”
康縣是民歌之鄉(xiāng)，打鑼鼓草歌、木籠歌、毛山歌等民間歌曲經(jīng)過千百年來歷久不衰的口頭承傳，而滲透于隴南民間各個角落，因民俗文化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特點，表現(xiàn)在民歌上，則康南康北的山歌在曲調(diào)上截然不同，在取材和內(nèi)容上，象《詩經(jīng)》等中國所有的傳統(tǒng)民間歌謠一樣，絕大多數(shù)篇章為反映愛情生活的。
嗩吶演奏作為中國民間傳統(tǒng)藝術，在隴南各地也均有流傳，而且是在過去沒有電視、錄音機、音箱等音樂設備時，嗩吶演奏是紅白喜喪事中一道亮麗的風景，使人們陶醉其中，樂此不疲，為結婚和喪葬增添了濃濃的喜悲氣氛。1985年在康縣舉行隴南地區(qū)文化現(xiàn)場會上，豆坪鄉(xiāng)60人集體演奏的嗩吶《迎賓曲》，成為當時的一大亮點，場面之大、參與民間藝人之多，規(guī)模空前。因嗩吶在不同的場合要演奏不同的曲調(diào)、營造不同的氛圍，而主要分為喜調(diào)和悲調(diào)，結婚喜慶時一般奏喜調(diào)，喪葬悲傷時一般奏悲調(diào)。喜調(diào)如《開財門》、《八仙上壽》等，悲調(diào)象《孟姜女哭長城》、《秦雪梅吊孝》等，都是根據(jù)實際需要吹奏。
康縣木籠歌，是歌者在被囚押途中自編自唱的，所經(jīng)之處群眾邊聽邊學，主要分布在迷壩鄉(xiāng)境內(nèi)，因其內(nèi)容痛斥封建社會之黑暗，道出了廣大疾苦群眾的心聲，并與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廣大群眾發(fā)生共鳴，而廣泛流傳下來的，因其體裁具有很強的敘事性，情節(jié)生動而易于接受，是康縣北部的主要民間歌曲之一。
毛山歌主要分布在康縣南部的陽壩鎮(zhèn)、兩河鎮(zhèn)、白楊鄉(xiāng)、銅錢鄉(xiāng)、三河鄉(xiāng)、秧田鄉(xiāng)等地，是山民們自編自唱、口頭承傳下來的民間歌曲，因其通俗易懂，更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態(tài)民歌，深得廣大民眾喜愛，其主要特點是，把高興事和悲涼事都吼出來，其內(nèi)容主要反映舊社會廣大老百姓的苦難生活，如“寧叫天打做磨，不給老地主扛長活。”也有反映忠貞愛情的，如“洞綠盅子喝清茶，啥時候與你成親家，只要和你成了親，肉連骨頭心連心”。在形式上主要以單唱和對唱為主。
打鑼鼓草主要流傳在甘陜川交界地帶，以前的康縣南部地區(qū)，因其地廣人稀，農(nóng)田荒草嚴重，農(nóng)民苦不堪言，為了消滅草荒，爭取豐收，在長期的生產(chǎn)生活中把敲鑼打鼓，喜慶歡樂的場面與勞動號子相結合，一人敲鑼，一人打鼓，集體唱鑼鼓草歌，眾人隨鑼鼓手的指揮邊唱歌邊薅草，表演大概分為牽線，扎蓋子，起歌頭，安五方，說正方，耍歌之，辦交接等步驟。節(jié)拍有九拍，十二拍、花拍子幾種，唱詞分為五字、七字、十字等。唱詞“一個銅錢滾過街，上場就把話說開。一來不要打嗚呼，二來不要撂界子”。就富有詩意，且妙趣橫生。
以娛神為主要內(nèi)容的梅園神舞，是康南人民在長期農(nóng)耕生活和祭祀習俗中形成的的民間歌舞，以歌舞祭祀活動為載體，內(nèi)涵豐富，包含歷史、宗教、民俗等諸多文化內(nèi)容，每逢農(nóng)閑時節(jié)，要擇吉日對“梅園山神”進行朝拜、祭祀，并以世代相傳的各類活動，營造神秘隆重的氣氛，以示對山神的敬重，希望通過祭祀山神帶來萬籽歸倉，風調(diào)雨順。其場面往往伴有拼殺、嘶戰(zhàn)、翻身旋轉、對歌跳舞，熱烈激越。
霸王鞭是春節(jié)期間深受群眾喜愛的社火表演舞蹈之一，俗稱棒棒鞭，打錢串子，打花棍。是原生態(tài)的民間歌舞藝術表演。表演者是以組為單位進行的，往往身穿舞衣，每人手持一根綁有一串銅錢的竹棍，隨鼓點舞動，棍或敲打肩、頭、腳尖、手掌，臂腕動作多變花繁，銅錢響動悅耳。舞者邊舞邊唱，極富觀賞性和美感，其腔調(diào)運用民間小調(diào)形式，唱詞內(nèi)容以歷史故事為主。康南花鼓唱腔優(yōu)美，表演形式簡練活潑，又稱“三句半”、“康南花鼓”、“農(nóng)家寶物”，“花鼓一敲水歡笑，花鼓一敲山起舞”。
家譜繪制（一說是氏族家譜繪制），是一種工序很考究的民間工藝制作，繪制要求嚴密，難度較大，對繪制的技術水平要求較高，因其是一個家族興盛的象征，且在重要的節(jié)日要懸掛，供后人祭祀膜拜，以表示對祖先的崇敬之情和敬畏之心，繪制時分敬神、備料、繪制、裝軸、開光等儀式，復雜的程序和嚴謹?shù)囊?guī)則，所以這種技藝不是人人都能夠學成的。
“二腦殼”酒釀造工藝，原料是高梁、玉米、紅谷、青稞、小麥等，通過發(fā)酵、燒烤等多種工序釀造而成，因其不添加任何化學成份，而被當?shù)乩习傩辗Q之為“保健酒”。
鑄鏵工藝則通過備料、溶鐵、打鏵模子等多種流程鑄造而成，主要在康縣北部太石鄉(xiāng)一帶流傳，至今猶存。
流傳在康南的太平鄉(xiāng)女娶男嫁的婚俗，當?shù)厝朔Q為“包兒子”或“當娃”，是一種古老而獨特的的婚俗方式，主要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男到女家，更名入籍”，即男方嫁到女方家后，一切遵從女方家族的習俗和規(guī)矩，改名換姓，與妻子一道稱呼女方家族成員。另一種是婚后二門各開的形式，男女各保留原先的姓氏，婚后生育兩個子女，雙方各一個，各頂門立戶。婚前還需要立婚約為字據(jù)，一般在結婚儀式上簽定婚約，一式兩份，雙方共同遵守。在財產(chǎn)分配上，若是男方提出離婚，財產(chǎn)歸女方，若是女方提出離婚，財產(chǎn)各一半。若婚前男方在進入女方家定居時帶有財產(chǎn)，在離婚時財產(chǎn)歸男方所有等等。
正是上述所列的這些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現(xiàn)象，構成了康縣人世世代代的主要生活方式，一直滲透到其生產(chǎn)生活、宗教信仰、為人處世等各各方面和老百姓的骨髓之中，成為隴南民俗文化的一枝奇葩。“由偶然的創(chuàng)造進而成為一種經(jīng)驗；再經(jīng)由人類語言在一定范圍內(nèi)傳播開來，變成人們的常識；再經(jīng)由約定俗成之后，變成民眾的生活準則或習慣。”滲透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
康縣文物工作者于2009年上半年在康縣望關（康縣和武都交匯處，交通要道）發(fā)現(xiàn)碑刻，使康縣成為有碑刻佐證的茶馬古道途徑之地，形成了一條東接漢中、起窯坪，經(jīng)古蘭皋、古散關、白馬關、大堡、長壩、望子關，向西經(jīng)階州（武都）通青藏；北至蘭州，天水寶雞等地至新、青、寧，經(jīng)咀臺、岸門口、銅錢、陽壩南過利州直通向川滇方向的幾條茶馬古道。碑刻中“茶馬販通番捷路”，以官方很鄭重其事的告示形式警示經(jīng)商之人，從側面反映出了這條路線，當時茶馬古道是多么的繁榮，商貿(mào)往來的人數(shù)之多，成為當時西北的主要支線之一，因其地域為“通番捷路”，所以很多茶馬商販都更加愿意走這條捷路。從成縣的《西峽頌》到略陽縣《郙閣頌》，兩大摩崖石刻，都是通往康縣茶馬古道的`必經(jīng)之地。無論從陜南進入甘肅到青海、西藏，還是西安等內(nèi)地與西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往來，康縣望關都是必經(jīng)之地。繁榮的茶馬商販，帶來的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僅沖擊著當?shù)厝说纳盍晳T，還改變著當?shù)厝说纳罘绞健２桉R古道通過人背馬馱，爬山涉水，要涉過洶涌咆哮的河流，巍峨的高山，空氣稀薄的高原，茂密的森林及廣闊人煙稀少的草原。焦應旂的《藏程紀略》記載道：“堅冰滑雪，萬仞崇崗，如銀光一片。俯首下視，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誠有生未歷之境，未嘗之苦也。”沿途的民居樣式、飲食、衣著服飾、民情風俗、所說語言、房前屋后乃至宗教信仰，始終象走馬燈一樣變化著。商販們像宗教信徒一樣，把一個地方的民俗民風帶向另一個不同的地方，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族與其他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流和碰撞，也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形成過程的歷史見證。康縣諸多的民俗文化，如嗩吶、社火、霸王鞭、男到女家等，也勢必夾雜著茶馬商販的傳播影跡，他們的路過或到來，或多或少地改變和豐富了當?shù)厝说奈幕睿彩巩數(shù)氐拿耖g民俗文化，更加繁榮興盛，具有多面性和多樣化。
總之，茶馬古道作為一條古代人類商貿(mào)活動的文化通道，始終伴隨著當?shù)孛癖姷纳a(chǎn)生活，而不斷延續(xù)和發(fā)展著，不僅是一條古老的文明通道，商貿(mào)通道，也是漢族與藏民族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之間團結的紐帶。康縣作為有碑刻記載佐證的“茶馬販通商捷路”，從側面反映出了其歷史文化積淀的悠久和深厚，以及其文化的多元性特點，同時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積淀和保留了豐富的原生形態(tài)的民族民俗文化。茶馬古道不僅是民族多元文化薈萃的走廊，也是民俗文化豐富的寶地，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沉積著許多現(xiàn)在還活著的歷史遺留，應當是歷史與語言科學的一個寶貝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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