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對儒的批判論文

　　摘 要：韓非與儒家在思想上存在著對立，這是毋庸置疑的。談及韓非更多是反儒，筆者認為韓非對儒家的“批判”存在著空間。本文擬從韓非對“儒”的態(tài)度，分析韓非的批“儒”更多是針對當時之儒生，而非對儒家思想的全部否定。

　　關(guān)鍵詞：《韓非子》；“儒”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天下無道，社會秩序混亂，諸子思想應(yīng)時代而生，其中對治國之道，爭論最大的莫過于儒家和法家。而韓非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對儒家思想的爭論是避免不了的。若將韓非與儒家思想絕對的對立，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以《韓非子》原典為依據(jù)，分析韓非對儒家的“批判”。

　　（1）《韓非子》批“儒”的思考

　　《韓非子》中對“儒”的提及有侏儒、老儒、儒者、儒俠等，對“儒”的態(tài)度并非激烈的抨擊和全然的否定。《八奸》、《內(nèi)儲說上》、《外儲說左下》等談及“侏儒”，此乃倡優(yōu)、樂師，與批“儒”無關(guān)；《內(nèi)儲說下》談及“老儒”，此僅具體某一人，與儒家無關(guān)。《外儲說左下》談及“儒者”，以齊宣王之口問：“儒者博乎？儒者弋乎？儒者鼓瑟乎？”且有關(guān)儒者之博，《孔子家語·五儀解》中也有談及“君子不博”，孔子答魯哀公曰：“為其兼行惡道也。”此惡道乃表現(xiàn)為“殺貴以害義，下以害上，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孔子以小之惡行，引申到治國，實則是倡導(dǎo)以禮義為準則，不能以下害上，應(yīng)遵循上下尊卑秩序，這也是法家所認同的。

　　韓非明確有批“儒”的言論，在《五蠹》和《顯學》篇。韓非將“儒”歸于“五蠹”之中，認為“儒以文亂法”，筆者認為此處“儒”不能直接等同于儒家思想，應(yīng)是某類儒者。因下文有言“俠以武犯禁，且上以禮之”，故儒和俠應(yīng)是君主禮遇的對象，應(yīng)是某類人。況且，韓非也論述“儒分為八”，“八”是以學術(shù)層面來劃歸，或代表儒家后世的所有分支，并無確定的言論。此亦表明一個事實，韓非生活的時代，確有眾多儒生，且持有不同側(cè)重點的儒家思想。當時之儒者代表儒家之形象，并非儒家的全部思想，若以批“儒”而理解為批儒家整體思想，乃有以偏概全之嫌。

　　韓非師從荀子，其思想與荀子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韓非對“儒”的批判可能受荀子對儒者劃分的影響。荀子認為儒者分為大儒，如堯舜禹、孔子、周公；小儒如春秋五霸；散儒、陋儒、腐儒、賤儒。陋儒僅讀通《詩》《書》，不踐行，不尊禮法；散儒，依《詩》《書》行，不尊禮法；腐儒不重言談；賤儒，如子游氏之賤儒以君子不勞作自居。韓非認為當時之儒者，“取舍相反不同”，存在矛盾性。韓非對孔子之后的儒者充滿不信任，且對堯舜之道并未否定，只是時間長遠難辨真假。《韓非子》一書中對待儒家的先師孔子的評價，多為尊敬的，對待小儒“春秋五霸”實行的“霸道”思想，多是認同且踐行的。筆者推測韓非對儒者的批判更多的是針對當時眾多的散儒、陋儒、腐儒、賤儒之類，并非全部儒者，也并非否定全部的儒家思想。

　　（2）《韓非子》中的孔子形象

　　《韓非子》一書多次提到孔子，大多從正面角度進行分析，對孔子的賢能和地位是認同和肯定的，且韓非子對待儒家先師孔子多是一種敬重的態(tài)度。《韓非子》一書中談及孔子共43處，從不同方面論述了孔子的思想及對其思想的認同和吸收。韓非肯定了孔子賢人的地位及功績，如借子圉之口側(cè)面說明孔子之賢能；肯定孔子在魯為政時道不拾遺的功績；承認孔子“天下圣人”的賢能地位；肯定孔子作為儒家的`最高成就。

　　同時，孔子的某些思想，韓非在論述時也給予了認同和吸收。其一，對信的態(tài)度。《論語》中有多處關(guān)于信的記載，信作為儒家五常之一，可見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韓非在《外儲說左上》中以孔子聞晉文公攻原得衛(wèi)的事件記之曰信；孔子弟子曾子殺彘守信；孔子評夔雖殘暴，但能守信義立世，“小信成則大信立”。恃勢、恃術(shù)的同時也要恃信。信是孔子與韓非的共識。其二，賞罰分明，重視賞罰的功效。《韓非子》載孔子是知賞、知罰之人，賞罰要根據(jù)具體情況而見成效。如《內(nèi)儲說上》孔子認為救火為急事，應(yīng)用罰才能見效。《難一》載孔子贊襄子之賞，認為“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此為賞的功用。韓非子“明賞必罰”的思想亦有可能受孔子明賞罰思想的影響。其三，法的公平。《外儲說左下》記載孔子之言：“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官員依法辦案，謹慎執(zhí)法，雖無赦免但有仁心，能使人心不怨上，由然而知己之罪。對法的公平性和吏公平執(zhí)法的行為，韓非子和孔子都是認同的。

　　儒家和法家，是后人給予的人為區(qū)分，略含有主觀的因素。“韓非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模式被固定化，其思想復(fù)雜被簡單化，使得韓非個別不滿孔子的言論被放大，一個反孔的韓非子形象也被逐步塑造出來。”法家與儒家的相似處，皆在于儒法共有的東西--法，而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仁義之道。儒法對立的模式化隱含著不合理性，儒、法復(fù)雜的思想不應(yīng)簡單地歸于對立，其也有一些相互交叉且能互相共存的思想。林緯毅認為韓非“反儒”具有局限性，受歷史進化觀的影響，在當今“爭于力”的前提下，德治政治功效小，法治是最適宜的方式，且“儒以文亂法”，故“反儒”。在這個局限外，如上古的德治，作為純道德概念的儒之道德，不妨礙法治的儒者以及可以被法治思想所利用的德目，都不是韓非所反對的。

　　韓非批“儒”，可能針對的是當時社會中的某些儒生，尤其是大量的散儒、陋儒、腐儒、賤儒，因其以不切實際的言論任意擾亂法治，給混亂的秩序產(chǎn)生更惡劣的影響。韓非并非批判從孔子以來的所有儒生，若以“儒以文亂法”此一言，而斷然認為韓非否定全部儒家思想，未免有籠統(tǒng)之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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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林緯毅. 法主儒從：韓非法儒思想傳統(tǒng)的歷史考察[J]. 國學學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