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訓釋失誤管窺論文
摘要:前人對《荀子》注釋的精義固多，卻也難免還存在著繆誤。通過對《荀子》各家注本失誤的具體分析，側面反映了唐代楊倞以來注釋家們在理論、方法上所存在的缺陷及流弊，以期為探索傳統訓詁學的科學化道路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鑒。
關鍵詞:《荀子》;訓釋;失誤
前人對于《荀子》詞義的闡發、析疑與正誤，多有可寶貴者，但難免還存在著繆誤。他們或疏于文法，或拙于義理，或不審詞例，或不明修辭、語法，或不明通假而望文生訓，或增字為釋，錯誤頗多。再加上荀子思想博大精深，《荀》書詞義頗為靈活，有所謂“奧誼艱辭”之稱，前人的注釋往往各執一辭，眾說紛紜，情況比較復雜，這就需要有一定的眼光，能進行鑒別。現就眾注家失誤的情況，歸納出幾點，以供商榷。
一、破假借時本字抉擇不當
通假字實質上是同音字或音近字互相替代。同音字或音近字一般不止一個，因此求本字時不但要具備語音條件和有力的證據，更要審度文義，務求貫通。否則，仍不得謂之確詁。下面就是本字抉擇不慎，因而顧此失彼的例子:《勸學》:“《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王引之訓“交”為“姣”之借，謂“方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1](P79)，我們認為王氏語亦未當。《釋名·釋喪制》:“絞，交也。”《說文》:“絞，縊也。”段氏注曰: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小雅·采菽》中的“匪交匪舒”蓋承上文“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的“赤芾”、“邪幅”而言，“匪交匪舒”正謂“赤芾”、“邪幅”逼束適度，非緊非舒。讀“交”為“絞”，訓為“急”，與“舒”對文，方為允洽。
二、動輒破字，濫說假借
有些注家把《荀子》的假借現象看得過分嚴重，同時又錯誤地認為“古聲同者，其義亦同”，不免濫用聲訓。如:《正論》:“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宣次。”梁啟雄注:“‘論’當作‘譎’，‘譎’、‘決’古字通。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2]這段注解失當。《儒效》:“若夫譎德而定次。”王先謙云:“‘譎’、‘決’古字通。”《簡釋》顯然是根據王說作注的`。但在古語中“論”、“德”兩字常連用。《王霸》:“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曹植《文帝誄》:“考諸先紀，尋之哲學，生若浮寄，惟德可論。”皆“論”、“德”連用。《禮記·王制》:“論定然而后官之。”文意也相近。“論德”即“根據德而論定”，意思是很清楚的，“論”字不必當作“譎”字，也就不存在“譎”、“決”通用的問題。另外還有《修身》:“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或謂“懼”通“遽”，或讀曰“瞿”;《議兵》:“秦人，其生民也陿阸……隱之以阸……”謂“隱”與“殷”同，又或謂與“慇”同等等，例多不煩更舉。其實這些被認為是“借字”的皆可由原字之義求之，有些注家卻舍近求遠，妄說通假，徒自滋擾。我們認為前人注釋《荀子》一書，濫用通借的情況比較突出。
三、輾轉相訓，違反推理規則
輾轉相訓實際上就是采用邏輯學上的演繹推理推導詞義的方法，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訓詁手段。但是在推導過程中稍有疏忽，如在前提中出現多義詞、同音詞等，就容易違背邏輯，導致結論不真實。如:《修身》:“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劉師培注:“菑與淄同……淄與緇同……緇又與滋同，滋，濁也。蓋字之從菑得聲及與菑音相近者義均訓黑，引伸之則為渾濁之貌。”[3]謹案:劉氏訓“菑”為“渾濁之貌”，其公式是:因為“菑”猶“淄”，“淄”猶“緇”，“緇”猶“滋”，所以“菑”猶“滋”。但是，“菑”訓“淄”，“淄”訓“緇”，皆有古訓為據，唯“緇”訓“滋”并無古訓依據，況“滋”有“濁”義，陸德明《釋文》云:“滋音玄，本亦作茲，子絲反。”劉氏在這里應該說是犯了“虛假論據”的邏輯錯誤，因此所推導出來的結論也就不正確了。而在古漢語中，“菑”字也并沒有“濁”的意思，此句中的“菑然”仍應從楊倞訓為“災害在身之貌”為當。
四、隨意牽合故訓字說訓釋多義詞
古人對詞的多義性認識不足，解釋經傳，有時專主一義，不知變通，致使文義窒礙難通。清代以來的學者對此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他們懂得多義詞不但有本義，而且還有引申義，并且還能對詞義系統作初步分析。但是詞的多義性客觀上確實給主觀臆測提供了某些余地，有的注家為追求“說戒雷同”，有時利用詞的多義性，隨意牽合故訓，這樣就很難真正做到“詁各有當”了。如:《修身》:“辟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録。”楊柳橋注:“王逸《楚辭》注:‘役，賤也。’《白虎通·京師》篇:‘祿者，録也。’《廣雅》:‘祿，善。’”謹案:楊柳橋訓“程役而不録”為“輕賤而不善良”[4]，使人費解。
“役”訓為“事”，“録”訓為“具”，與上句的“拘守而詳”意義相對，前后照應，暗示了君子之學與小人之學截然分明的特性。楊氏不從常訓，專欲求奇，解為“輕賤而不善良”，轉失之迂。
五、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訓
《儒效》:“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之《荀子新注》將“舉”釋為“奉承”。
王念孫曰:“‘舉’讀為‘相與’之‘與’。‘與’古通作‘舉’。……《禮運》‘選賢與能’即《大戴禮·玉言》篇‘選賢舉能’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謂交其上客以求助也。”謹案:“與”屬魚部喻母，“舉”屬魚部見母，當為疊韻通假，王說是。
六、涉上下文而衍，以致句讀之誤
《非相》:“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楊倞于“故言”下注云:“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楊說非是。王念孫指出，“故”下本無“言”字，“言”字涉上文而衍。“故君子必辯”為一句，謂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上文云:“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是其證。楊斷“故言”為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楊倞不明“言”為衍文，故生句讀之誤。
七、不明全書的詞例而誤
根據同一篇的上下文以推敲詞義，固然是訓詁的一個好辦法，但單是這樣做還不夠，同時還必須聯系整部作品的用詞，方能燭幽顯微，釋疑祛惑。如:《修身》:“以治氣養生，則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文中“自名”二字不可通，其中必有奧秘。王引之據《韓詩外傳》作“以治生養性，則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認為“自名”的“名”字乃“強”字之誤。郭在貽按:考《荀子》全書，“名”與“白”常常用在一起，如:《榮辱》:“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致士》:“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愿。”《樂論》:“名聲于是白，光輝于是大。”《堯問》:“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大。”《君道》:“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由此可以知道，“以修身自名”應當是“以修身白名”，“自”乃“白”字形近之訛。
王氏雖為訓詁大師，這一條卻說得不確。《韓詩外傳》作“以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足之，乃增文成義(增“強”字)，未可據以改《荀子》。
八、用句式比較機械地確定實詞詞義
洪誠先生在《中國歷代語言文字學文選·序言》中有過這樣精辟的論述:“因為漢語的語法作用主要地表現在虛詞與詞序兩方面。虛詞能表示詞語與詞語之間的關系，詞語與詞語之間的關系也規定了結構的性質，規定了某種虛詞應居的位次及其作用。所以虛詞的作用可以從它的前后環境中看出來。”[7](P2)言外之意就是說簡單化地運用句式比較去判別實詞詞義，結果往往不可靠。如:《修身》:“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王引之訓“懼”為“怯”，認為與“勇”對文。如此，“怯于避辱”，恰恰與荀書原意相反。況且“略”與“早”并非對文，“勇”與“懼”也不必相對。所以說相同的句子有可能內容相似，其中對應的詞語有可能含義相近，但是，通過句式比較不能準確判別實詞詞義，這是因為實詞的意義離開句子結構能夠獨立存在，同一結構形式可以表達多種不同的內容。王念孫在此注重了文法，而忽略了對義理的探討，僅僅憑著句子結構表面上的某些130相似便確認它們互文，自然會導致訓詁上的失誤。
通過對《荀子》各家注本失誤的具體分析，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楊倞以來注釋家們在理論、方法上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及流弊，以期為探索傳統訓詁學的科學化道路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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